西安事变时复兴社河南分社的活动
2022-05-10 14:05:14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肖作霖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一九三六年我到开封任“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不久，突然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开封立即陷入一片混乱紧张状态，谣诼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谣言都是绘声绘色，以讹传讹，街谈巷议。复兴社组织内部更是群情骚动，象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各级组织负责人和在各军政机关任重要职务的社员都纷纷向我询问消息，或请示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办法。其实我自己对于实际情况同样一无所知，也毫无主意。我想南京总该有指示来，但等来等去，等到的指示却是“应发动社员严防共党乘机活动和安定人心，静候决定行动步骤”这样一个空空洞洞的电报，仍无以释群疑，决大计。我不知局势将如何变化，绕室彷徨，束手无策。

　　一天深夜，原任分社书记的省保安处副处长肖洒忽然来访。他首先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且看局势如何变化，只得继续等待南京的指示再作道理。他说：“只怕我们等得，别人可等不得，到时就会被动，更没有办法了。”我便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依我看，无论外间怎样传说，校长(指蒋介石)的生命总是靠不住的了，从此天下必然大乱。我们如不当机立断，立即拿出办法有所作为，说不定过几天就要无路可走了。我想我们应该立即组织武力，才能应付非常。河南的民枪有上百万，我们黄埔同学和社员直接间接差不多都可以控制，至少百分之七八十是掌握得住的。只要你下决心，立即秘密动员，管保不要一个月就能编成十万大军，以后再继续扩编。我们有了自己的力量，就不怕什么风吹草动了。所有保安团长和各区保安副司令都是我们的人，我们以保安团队作为核心力量，同时和胡宗南联系，当然以他为主力，构成东西从徐州到洛阳、南北从安阳到信阳的一个十字形势力范围，从地位和形势上来看也是可以举足轻重的。有了以胡宗南为主和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来再联合所有其他的同学将领，就不怕天下会落到别人手里去，你看怎么样?”他的这番话完全出我意料，一时不觉有点震惊，但也确实打动了我，觉得这很有可为，便问他：“你看宗南的态度会怎样呢?”他说：“宗南绝对不成问题。就老实告诉你罢，还在民国十九年他驻防在开封时，他就和我们有过一个小组织，叫做三民主义大侠团。他向来就特别注意河南，因为这是中原之地，很想在河南打基础。现在这个突然的局势一来，他也一定会想到我所说的这个行动计划的意义了。”我知道河南的民枪确实不少，也知道黄埔同学和复兴社组织确有编组掌握大部分民枪的可能性，同时也知道肖洒虽是河南人，也有相当资望，但威信却很不够，河南同学内部又很不团结，因此他还不敢擅自行动，才来和我商量。我虽在河南同学中早已有些关系，威信也还好，但毕竟还来不久，情况不够熟悉，而兹事体大，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只好表示愿意考虑，再作商量。肖洒却说：“现在时机紧迫，我们不动，恐怕别人也会要动，迟了就不好办了，希望你早下决断。”这一夜我反复考虑，总还是断决不下，但认为这总是一个办法。

　　接连两三天，竟有好几个人同样来向我提出迅速进行编组武力的问题。他们都自告奋勇，有的说有把握编组三四万人，有的说可以收编一两万人的，也有人主张先于各行政督察区各编组一个纵队，合成十万人，秘密待命，时机一到，即行集合举事。并有人提出称为“讨逆救国军”，也有人主张称为“抗日剿共义勇军”。他们所谈的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总之，都主张立即行动。因我故作镇静，不置可否，对他们都回答说：“等我考虑一下。”因而来谈这事的人就越来越多。肖洒又来说，连日同样有许多人在向他谈，如不迅速决断，恐反而会出别的乱子，我也觉得酝酿这事的圈子正越来越扩大，传了出去就会震动听闻，招惹是非。并且这事易放难收，一发必将不可收拾，我自己又没有把握控制，真一行动起来，固然省政府主席商震管不了也不会管，即刘峙也无法制止，可是地方治安将不堪设想了。我与胡宗南又还没有直接联系，也难说和他是否投合得上。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立即行动。因此，我召集各级组织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假说“已接到南京总社的密电指示，中央已有统一策划，不日即将有具体行动，各级组织和全体社员应听候中央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自乱步骤。”同时我却自己着手秘密拟订编制和行动计划，并要肖洒先和胡宗南联系，看他的态度如何;又约见曾来谈过这事的人，分别要他们秘密筹划，待命行动，但绝不许轻易动作。接着南京即下了“讨逆”令，刘峙被任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可是，接着不久蒋介石又被释回到南京，于是举兵之议遂寝。肖洒后来说，经向胡宗南联系过，胡曾表示热烈赞同并愿拨款为活动费云云。

　　假如当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杀，全国即可能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新旧军阀难免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而互相混战不休。即我们在开封的这个密谋，也必见诸行动，局势的恶化，将难以设想。

　　二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开封，刘峙立即吓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彷徨无主。打电报到南京去问，竟久无复电，通过长途电话去打听，也总找不着人，或得不到确切答复，使他更加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一天找我两三次，一见就问：“怎么样?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南京有没有电报来?”他那个样子简直象热锅上的蚂蚁，无所适从。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他，一见面，他说：“我和何敬公(指何应钦)通了电话，委员长现在还平安。不过看来对西安恐怕非用兵不可，你们带兵的同学也会要发通电。”然后他又放低声音说：“你知道这几天商启予有什么动静没有?”我说不知道。他说：“要注意他，我已派人秘密监视他的行动，你要叫你们组织里在省政府的人打探他的动静，有什么就来告诉我，这是很要紧的。你也知道这个人当然靠不住，我们千万不能大意，我就是想和你谈这个事。”商震那几天倒是连门都不出，我也特意去看过他，想探察一下他的态度。一见面也便唉声叹气，大替蒋介石叫屈，斥责张、杨“犯上作乱”，而表示自己绝对服从中央，唯中央之命是听，也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办法，同时还堆满了笑容说：“我们这里好在有经公(刘峙号经扶)可以作主，我们服从经公就是服从中央，也就是服从委员长。”不过当时在开封那样的局面下，他确还不可能有所动作。

　　一天，刘峙忽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吃晚饭。我到时，他的参谋长刘德芳和省保安处处长彭进之已先在，他们正在谈进兵西安的部署问题。刘峙笑容满面挺在沙发上，正象一尊哈哈佛似的。饭后，他拉我到他的书房，把门关上，然后坐下来说：“中央决定出兵讨逆，我要指挥东路进兵，你看我们有把握吗?”我说：“既然进兵，就应该有把握。”他说：“是的，不过万一要是委员长牺牲了，那可怎么办?谁来继承他?”我说：“那当然只有何敬公。”他说：“外面我们且不管他，仗总是有得打的。不过你看你们同学对敬公都能象对委员长那样的服从吗?我们要是内部不能团结，那就危险了。你们组织有没有什么决定?我听说宗南最近有信给你，他谈了些什么?”我说：“我还没有接到南京什么指示，也没有接到过宗南的信，不过宗南是你的旧部，他对经公当然是拥护的。”他便嘻嘻地笑了一下，接着说：“万一要是委员长牺牲了，我只希望你们同学都能一致服从何敬公象服从委员长一样，我们就有办法了。这次我本想要请你替我去主持宣传方面的工作，可是后方也要紧，要好好地安定后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恐怕你还得出去作些联络工作，现在还是留在开封的好。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不要担心，不论局势怎样变化，我们总有办法的，不过今天我们所谈的话不要和别人去谈，我们总希望委员长能够安全出来，别的一切都是小事。”第二天，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任东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任西路军总司令，便在报上公开发表了。

　　到蒋介石被释后，刘峙当然透着一脸高兴的样子，但却不是前几天那么显得有点得意的样子了。其实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从他的面容就可测出是什么气候来。最初他以为蒋介石完了，他也就完了，便吓得面如土色。其后他以为何应钦将继承蒋介石，那就更好，因为他与蒋介石有如老鼠之与猫，而他与何应钦则只不过是小老鼠之与大老鼠，可就用不着那么提心吊胆而要自由自在得多，对自己的前途也更有把握，因而便禁不住有点得意起来，显得满面春风。等到蒋介石被释放出来了，这当然也好，不过在有过一段如意算盘之后，难免又有点失望之感，便不能不面带忧喜之色。他是否参与何应钦的什么秘密策划，不能断定，但他属于何应钦的争取对象，则是可能的。

　　三

　　在蒋介石被释飞回南京先到洛阳的前一天晚上，开封就接到电报，刘峙约同商震和开封的一些军政要员，当夜乘专列到洛阳去“接驾”。无论谁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特别是商震更笑得那么格外舒畅，好象是他自己被释放了似的。

　　我们到达洛阳时，蒋介石已经先到了。我们便径去西工，一直走到蒋介石的住处。经传达，即被引入，一齐向蒋行礼后，蒋介石弯着背坐在窗前的靠椅上，把手摆了一下叫坐，大家便坐了下来，可是竟许久没人开口说活，空气很紧张沉闷。刘峙觉得他是应该首先发言的，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来开头，没有办法只得很尴尬地说：“张汉卿……这这……真是!”宋美龄坐在蒋介石旁边，抬起手转身指了指她身后的墙壁，意思是说，张学良就在隔壁房间，不必谈他，我们才知道张学良也来了，这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刘峙再也找不出第二句别的什么话来，蒋介石又默无一言，大家都觉得很窒息。幸亏商震乖觉，他把宋美龄作为对象，夫人长夫人短地拉扯着谈了些寒暄性质之类的话。后来蒋介石说：“有话到南京再说，谢谢你们，大家回去罢。”大家便退了出来。

　　当我们经过隔壁张学良所在的那个房间时，却听得里面鼾声如雷，原来他正在睡觉。大约在那十几天内，他也的确没有好好睡过，这时他认为大事已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5-10 1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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