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东北救亡七杰
2020-03-13 09:24:10  来源：华商晨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大城市相继沦亡，以东北军为主体的东北各界民众纷纷流亡入关，这个庞大的流亡集团计有四五十万人。

　　张学良核心组、东北籍爱国人士，东北军内部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籍共产党员，是东北救亡群体的三个层面。

　　流亡群体中，虽然弥漫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的悲愤与忧伤，但“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的号召也已在其间传响，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北救亡运动率先由这个群体在全国兴起。

　　用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张万杰的话说，这个群体“不仅参与、策划"逼蒋抗日"，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与东北救亡运动的各方人士中，以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最为有名，他们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被称为东北救亡七杰。

　　辽宁人，是他们身上共有的符号。

　　“他们均在青年时代便与张学良相识，后来都成为张的亲密幕僚;他们都是爱国知识分子，有共同反日斗争经历，彼此关系甚好……”对东北救亡运动史、东北抗战史有过专项研究的张万杰道出了七人彼此关系。

　　留学日本

　　始终不忘反帝爱国、实业救国

　　1919年，走下舷梯的高崇民，对自己命运变化并没多少预见。

　　日本学成归国的高崇民，此时想不到自己会放弃做学问，投身于东北救亡运动;想不到会在17年之后，参与起草张学良、杨虎城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著名“八项主张”电文。高崇民回国时，杜重远还在日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陶瓷。王卓然、阎宝航则尚未开始海外求学。

　　七人的交集从学生时代就已开始。

　　当时的奉天，除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外，还有一所高等学府同样受学子青睐，这便是以自然科学、英语享有盛誉的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除高崇民外，其余6人先后毕业于此，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

　　当时奉天教育风气开放，每年辽宁省都要选送公费学生到日本或其他国家学习，七人中有留学经历的都是通过选拔获得的公费留学。

　　最先留学的是高崇民，1914年他进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其间，高崇民有了第一次参与反帝爱国运动经历。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举国愤慨，高崇民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回国参与倒袁活动。

　　倒袁活动两年后，杜重远抱着实业救国抱负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1923年回国后创办了自己第一座机制陶瓷工厂，他的做法与当时社会风气相悖。依当时风气，凡从海外归来，总要当个什么局长、科长之类，这才是出人头地，像杜重远直接投身实业，在当时属于“异类”。

　　也正是他不按常理出牌，3年后杜重远在沈阳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陶企业—奉天肇新窑业公司，才能打破日本人独占辽宁省所用新式砖瓦的局面，“砖瓦虽小道，但我要替国家争回利权”，杜重远公司挽回的利权每年达100万元。

　　到192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七人，基本成为辽宁省各法团负责人，杜重远是辽宁省工会会长，同时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王化一担任了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兼汉卿教育基金董事会常务理事;王卓然为东北大学教授、张学良子女的英语教师兼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国际问题咨议;阎宝航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卢广绩为辽宁商会副会长;高崇民为辽宁省农务会会长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

　　他们希望在东北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

　　“九一八”之夜

　　他们被关东军悬赏5000大洋捉拿

　　“九一八”之前，日本在东北已经有很大势力，百姓衣食住行的很多方面被日本人垄断。

　　小河沿是当时沈阳一个标志性地点，1930年3月10日小河沿满是老百姓，他们都为公开销毁日本人毒品而来。

　　当天，阎宝航联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在沈阳小河沿公共体育场公开焚毁缴获的日本人走私毒品148包。就在这一年，阎宝航先后三次推动和主持焚毁日本人走私的毒品，东北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称其为“关东林则徐”。

　　在进行反日斗争的同时，他们运用自己所学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倡教育救国，使东北兴起平民教育之风。

　　由于社会地位与在公众中的影响，日方不便公开加害，但他们都上了日方黑名单。危险很快到来，1931年9月18日午夜，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夜，日本关东军闯入东北军政机关，大肆进行搜查逮捕，到处张贴布告悬赏5000大洋通缉捉拿他们。所幸的是，高崇民事发当夜出差在外，王化一也因事早赴北平。

　　杜重远虽因事未在省城，但他念及肇新公司60万元血汗及500员工，曾冒险潜回。前去公司途中，遇到来沈公干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力劝杜赶紧离开，由其代去公司安顿员工，杜重远变装到了天津。

　　阎宝航、卢广绩虽在沈阳，但两人在美国人麦尔斯帮助下，乘插有英美国旗的小汽车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乘火车脱险。

　　参与起草张、杨联合抗日救国的通电

　　1935年底几人先后抵达西安，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参与进一件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抗日格局的大事中去。

　　当时东北军在陕甘宁共有20万之众，西北17路军杨虎城则是西北一方实力派，由于互不熟悉，两军之间时有摩擦、误会。

　　张学良听了高崇民所陈利弊，“要共图大事，必先解开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误会”。“你可以坦率地向杨虎城说，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于不肖到这种程度，失掉自己的家乡，来占人家的地盘。”

　　高崇民将张学良原话转达给了杨虎城，杨担心东北军占领西北的疑团逐渐消除。几天后杨在自己的别墅将西北军高级将领孙蔚如等人介绍给高崇民，希望他们以后密切来往。有高崇民从中穿针引线，两军不仅消除了误会，联系也密切、频繁起来。

　　12月11日西安事变前夜，张将高崇民、卢广绩等人接到兵谏指挥部，明确表明“扣蒋”行动，让他们草拟一个通电稿。

　　高崇民等参与起草的电文，后来经过征询东北军、西北军军政人员意见后，就是12月13日对外发布的《对时局通电》。随后，高崇民又全力参与到事变善后工作的处理中，“在西安事变这个惊天举动中，东北救亡群体参与其中并发挥出重大作用。”

　　全面抗战后，领导东北救亡总会

　　在长期流亡的岁月中，救亡七杰与共产党人接触频繁，这为他们后来或是参加了中共，或是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被扣押后，他们响应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将东北流亡同胞团结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统一的救亡团体—东北救亡总会。“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营救张学良将军;声援东北抗日联军”是它的主要任务。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已两次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实行全民族抗战，但南京政府方面一直未下决心抗战，蒋介石只是下令“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在国民党政府没有明令抗战之前，“东总”领导东北流亡民众全力支持北平守军抗战，不仅激起北平军民爱国热情，客观上也起着推动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的作用。

　　1937年7月28日29军撤出北平，29日南京正式宣布抗战。

　　由于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相继迁往南京、武汉。在国共合作的良好背景下，东北救亡运动融入到全国抗战之中。1938年4月发起草鞋运动，1938年9月征募棉衣医药品防毒面具等运送给前线，1938年春组织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东总”用自己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东总”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救亡七杰平时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出现，并与国民党上层、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利用其特殊身份才使东总能够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如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还在国民政府中任职，阎宝航曾担任“新生活运动”书记、国民党军委会少将、政治部设计委员等职，王化一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王卓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国民党当局巧妙周旋，解决了东北救亡运动发展中的一些棘手问题。

　　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等出面联合各界进步人士，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斗争，使“东总”成为了东北流亡同胞在关内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组织。

　　救亡七杰在全面抗战中，竭力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将东北救亡运动融入了全国抗战中去，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14年流亡生涯后，终于实现了“打回老家去、复土还乡”的夙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3-13 09: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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