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
2024-06-01 16:05:29 来源：团结报 文/朱贤皛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上半叶，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大批仁人志士在此共同寻求救亡出路。谨以此文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宋庆龄逝世43周年。
▲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9月，《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也是在这个极端困难时期出版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的兴盛，带来了工人的集聚，约有新式工人20多万人。上海的党组织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党的中央局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宋庆龄与五卅运动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等省市的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1924年下半年起，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就以大学生为骨干，深入到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到年底，已成立的19家中外纱厂都秘密建立了俱乐部，会员近千人。1925年2月，上海的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5月15日，日本大班枪杀了工人顾正红，打伤10余人，中共中央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示威、游行。南京路老闸捕房关押了百余名示威者，数千名群众集会要求租界巡捕释放被捕人员。这时，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10人。 形势迫在眉睫，党中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个阶级，形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抗帝国主义暴行，上海和全国各地都形成了大规模的全民反帝运动。6月5日，宋庆龄出席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支持妇女开展支持五卅运动的活动。7日，她致信杨杏佛，请他修改自己拟好的五卅运动抗议声明英文草稿，建议可以发给“路透社”，或者将稿子“送电报局发出”，并让杨杏佛告诉示威学生，不要提出无谓的接受死伤者赔偿的要求。9日，宋庆龄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孙夫人的谈话》，将五卅运动视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指出“吾人所恃之武力”，就是“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宋庆龄还在当天与于右任等发起组织的“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一同发表募捐启示，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救济失业工人。各方人士热烈响应，纷纷解囊相助，宋庆龄自己率先捐洋170元。 1926年6月至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多达100余次的罢工斗争。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然而，前两次起义都因遭反动军阀无情镇压而失败。1927年3月，周恩来、罗亦农等党的领导人经过周密的布置，于19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各部作战计划》。21日，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上海的工人阶级不畏牺牲、浴血奋战，以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市民政府)。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宋庆龄与共产主义思潮
宋庆龄是上海的女儿，上海的气度、高度与深度从小就烙印在她的行动之中。她虽然14岁就通过考试，成为清政府首批官费赴美女留学生，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海外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动向。她认为，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目的，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1911年，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宋庆龄兴奋地一把扯去学校里象征清政府的龙旗，把它踩在脚下，挂上父亲寄来的第一批制作的象征共和国的五色旗。宋庆龄用英文热情洋溢地写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讴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抒发自己澎湃的爱国热情。 与孙中山结为革命伉俪后，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宋庆龄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潮。1922年1月，时值香港海员大罢工，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桂林拜访孙中山，积极促谈国共合作，宋庆龄陪伴在孙中山左右;1922年8月底，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与李大钊会晤，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热情地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他让李大钊放心，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宋庆龄则静静地坐在打字机前，记录两人的会谈内容，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
她后来回忆说：“一九一七年以后，孙中山感觉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孙中山)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重要性，而当时其他人不是害怕它的主张，就是由于它早期党员不多而低估了它。一九二三年当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不久，孙中山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的会议，探索国共合作的新模式。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4月28日被张作霖杀害，而就在他被捕前不久，宋庆龄曾致函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 1928年5月到6月，宋庆龄与邓演达在德国柏林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邓演达从德国的中国进步学生中借来《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从中选出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文章作为范文，帮助宋庆龄提高白话文写作水平，她进一步接触了共产主义新思潮。
宋庆龄与上海的地下斗争
1931年，宋庆龄因母亲辞世回到上海，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宋庆龄决定留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1932年夏秋之间，她得知陈赓因腿伤秘密来沪治疗，就住在上海爱多亚路牛惠霖骨科医院。宋庆龄马上关照牛氏兄弟(牛惠霖和牛惠生兄弟是宋庆龄的亲表兄弟)，一定要把陈赓的腿治好。 爱泼斯坦晚年回忆时说：“孙夫人可以做公开工作，还可以做地下工作，她还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1933年3月下旬，隐蔽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叛徒出卖受到了重创。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陈赓及乔装其妹妹的谭国辅，罗登贤、余文化和廖承志5人，先后遭到租界老闸捕房强行逮捕。
宋庆龄与何香凝等领导下的“以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为革命任务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积极营救被捕人员，廖承志、余文化和谭国辅等几经周旋，最终被成功保释出狱;蒋介石一度对陈赓起了杀心，宋庆龄亲自赶到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陈赓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一役亦一直冲锋陷阵，还救过你的命，杀陈赓无异于忘恩负义。蒋介石被骂得哑口无言，只得同意让宋庆龄把陈赓带走。虽然罗登贤最终被秘密枪杀并投入无名之墓，但由于宋庆龄和同盟针对此事件的声明与司法斗争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罗登贤的牺牲无疑成为唤醒国人觉醒、争取民主权利、团结一致抗战的典范与楷模。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于1927年4月来沪。他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初步“认识”了宋庆龄。直到1933年，他才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引荐下，来到莫利爱路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宋庆龄向他讲述了自己1922年在陈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故事，这次会面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友情。艾黎当时住在愚园路1315弄4号，楼房顶层，设有一个地下秘密电台——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宋庆龄也通过它了解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对于红军长征途中传来的消息，艾黎会把红军的行程、战况标在地图上，好让大家一目了然。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一个深夜，艾黎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邀请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一同参加，大家相互频频举杯庆祝。 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的委托，帮助沟通国共两党的联系，她安排董健吾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1936年10月上旬，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地到达上海。他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爱路拜访宋庆龄。
实际上，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曾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宋庆龄领导的“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多方救助被国民党逮捕关押的“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打交道了。这一回，潘汉年给宋庆龄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他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在展开一系列活动之前，最先去会见宋庆龄，“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请她“予以指导”。毛泽东在信中说：“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宋庆龄对于毛泽东信中所描述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八办”——福煦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成功营救了1936年11月起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宋庆龄甚至抱病在1937年7月亲赴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誓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7月31日释放“七君子”。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央请宋庆龄出面斡旋，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宋庆龄立即将情况转告给潘汉年，征询他的意见。潘汉年也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已决定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潘汉年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团商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12月23日，距“七七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丧日寇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封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封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 在艾黎的护送和保姆李燕娥的陪同下，宋庆龄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德国邮船。潘汉年另派李云在船上暗中护送前往。李云后来回忆，就在这一年，有一天，宋庆龄在与她交流工作的过程中，突然压低了声音，轻轻询问她：“我算不算党员?”李云按照党组织的答复，告诉宋庆龄，“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微笑地点点头。 长期的革命斗争，加之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宋庆龄做革命工作时非常小心，许多往来的信件都会注上让对方阅后即焚，甚至有些秘密信件，还使用专门的别名。据宋庆龄的秘书杜述周回忆，宋庆龄曾告诉他：“如有来信写‘孙夫人’‘孙逸仙夫人’‘孙中山住宅’和‘马丹’名字的信函都是给我的，林泰你已知道，马丹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别名。”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宋庆龄曾独自迁居柏林、莫斯科、香港、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党的安排下有了北京寓所。她自己晚年却说，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才是回家。上海，对于宋庆龄而言，是如挚亲般的眷恋与向往。而她在这里留下的红色足迹，至今仍为我们燃起逐梦信仰的点点星火。
《团结报》2024年2月29日文史周刊7版 作者：朱贤皛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6-01 16: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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