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前辈、历史学家陈碧笙与全面抗战时期云南的边地建设
2025-02-04 17:13:02  来源：《团结报》 作者：舒满君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民盟前辈、历史学家陈碧笙(1908—1998)，1908年生于福建。1928年，陈碧笙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因在日本参与抗议活动，被日本政府遣返。1936年，陈碧笙只身行走滇边，进行社会调查，并探寻澜沧江下游通航可能性，这一壮举广受时人推崇。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碧笙举家迁至昆明。驻滇十年间，陈碧笙以边疆问题研究专家、侨胞垦殖委员会华侨代表、云南省公路管理局参事、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云南省建设厅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身份，在各种场合频频出现。

▲大批外援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抵昆明(图源保山市档案馆)

　　壹、边疆问题研究专家与昆明学界

　　1938年5月，陈碧笙将第一次考察滇边期间的经历整理成《滇边经营论》，在汉口出版。10月武汉失守，陈碧笙举家赴滇，住在昆明翠湖东路八号。《滇边经营论》的出版，为陈碧笙以“边疆问题研究专家”身份在昆活动奠定了基础。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内迁至昆明。1938年底，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边地考察团，该团团长林崇墉于1938年9月来昆延请学者参加考察。林崇墉是陈碧笙的同乡，也曾一同参与福建事变。陈碧笙以《滇边经营论》作者的身份，负责该调查的经济部分。陈碧笙还跟随考察团郑铎宣、尹华公赴缅甸，并于1939年初，取道腊戍、滚弄返回昆明。

　　考察结束后，陈碧笙在《云南日报》连载“边行散忆”系列文章，讲述其滇边见闻，反响很好，收录在其著《边政论丛》《滇边散忆》中。1939年5月，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召集昆明教育界同仁，组织“昆明学术界联谊会”。7月31日，该会举行第一次大会，陈碧笙发表演讲，倡导开辟滇藏通道。当时顾颉刚任职《益世报》和云南大学，被方国瑜相邀赴会，《益世报(昆明版)》因而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活跃在大后方的重要思想流派。虽然学界一般不将陈碧笙纳入战国策派核心人物，但陈碧笙的确是《战国策》最初的26位特约执笔人之一。战国策社创始人林同济是福建福州人，是陈碧笙同乡，战国策社另一代表人物何永佶，曾与陈碧笙同在侨胞垦殖委员会共事。沈从文在《黔滇道上》亦称：“滇缅线有陈碧笙先生几篇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时，给读者印象也很好。”

　　陈碧笙还在《战国策》等刊物上发文，讨论云南及滇缅的现实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边政论丛》一书，该书1940年由战国策社出版，并收入《战国丛书》。不久，《战国策》停刊，主办者迁至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因此，《边政论丛》可能是《战国丛书》唯一的正式出版书目。

　　1939年底，陈碧笙与昆明文化界的交往日益扩大。10月，陈碧笙参与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昆明分会筹备会，在昆的各报社长以及冯友兰、朱自清、李季伟、伍纯武、陈岱孙、潘光旦、陈桢、郑太朴、赵澍、孙东明等人均参加。这一时期，昆明学术活动的繁盛是知识分子内迁带来的。知识分子内迁背后实则是大量的人口内迁。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当局即不遗余力地推动难民移垦滇边。1938年，陈碧笙参与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边地考察团”，其目的之一便是“为难民垦殖计”。鉴于全面抗战以来日本的南进势头，南洋华侨的生存空间面临挤压，华侨内迁与垦殖亦在“滇西边地考察团”的谋划中。陈碧笙不仅站在昆明学界，为“大云南”建设奔走呼号‌，也站在华侨群体中间，为华侨入滇进行宣传并为垦殖铺路。

　　贰、华侨代表与侨胞回国垦殖开发

　　十九路军多是广东人，闽粤同乡的圈子本与南洋华侨圈有高度重合。陈碧笙首次赴滇边调查便是以“华侨”自居，在滇期间发表诸多鼓吹华侨垦殖滇边的言论。华侨垦殖与普通难民垦殖的本质区别在于，华侨自带资本，这一点一直为陈碧笙所主张。在陈碧笙的鼓吹下，华侨垦殖也逐渐为云南省当局所重视。1939年8月29日，龙云在云南省政府会议提议筹组回国侨胞垦殖委员会，以便侨胞接洽咨询。此会成立后，陈碧笙作为“华侨代表”参与该会事务，共事的还有曾参与滇缅界务的梁宇皋、云南大学教授何永佶等人。

　　1939年底，暹罗出现排华风潮，昆明返国暹侨众多。陈碧笙致函龙云，建议开发车里，安置暹罗华侨。云南的侨胞垦殖政策很快传到南洋。1940年3月，《南洋商报》驻滇特派员张楚琨开辟《侨胞垦殖在云南》专辑，详细报道云南垦殖政策及垦殖近况，吸引华侨回国投资。4月，陈碧笙被推定同赵公望、许葛汀拟定暹罗华侨回国开发具体办法。随后，陈碧笙作《开发边地方案》。该方案几经修改，并成为战时云南边地开发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之一。

　　方案中的部分提议在后续云南的侨胞垦殖中得到实现。例如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指定思普、沧顺、腾龙为垦殖区，并与赈济委员会合作，分饬各边县政府对于归国侨胞予以扶持。方案提到应在边区各地建立航空根据地，1942年后，佛海、勐腊、南峤机场等纷纷建立。方案提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的设想，1942年2月，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宁洱建立，辖宁洱、思茅、景东等地。方案涉及的边地卫生，1939年云南抗疟委员会成立，并于第二年成立宁洱、思茅、云县、顺宁、遮放、河口等6所抗疟所。

　　在侨胞垦殖委员会任职期间，陈碧笙还被要求审议梁宇皋所呈报的有关组织思普区华侨归国指导委员会的材料。陈碧笙指出除思普、腾龙、顺镇沿边都有开发的价值，应商咨中央主管机关，将其同时指定为侨胞垦殖投资区域。除筹划垦殖区域外，侨胞垦殖委员会在协助暹侨入滇考察、促进佛景公路建设、筹设边区银行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滇省的侨垦事业得到广泛关注，逐步走上正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缅甸、越南、泰国局势日益恶化，云南不仅局势相对安定，且有大片荒地适于开垦，因此有大量华侨内撤至云南。陈碧笙第一次考察滇边时便以为南洋华侨谋生路自居，在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成立后，陈碧笙自然也就作为华侨代表，参与到扶助华侨回国垦殖、开发的工作中。《开发边地方案》的议定和实施，为云南边地的华侨垦殖铺平了道路。扶助华侨、开发滇边，离不开便利的交通条件，滇缅路的建设自然也有陈碧笙参与。

　　叁、滇缅路建设者与军用物资运输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东南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滇越铁路也被日军控制，滇缅路作为国际物资输送线日益重要。1938年4月，交通部在昆明成立“滇缅铁路工程处”，即后来的“滇缅铁路工程局”。是年底，滇缅铁路东、西段同时开工。1939年下半年，陈碧笙担任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一职，投身滇缅铁路建设。

　　1939年底，滇缅铁路西段修筑出现停工。11月2日，陈碧笙致函龙云，认为停工原因主要在于交通部部长张公权与滇缅铁路督办曾养甫之间的斗争、滇缅铁路西段经费被缩减、中枢要人对滇缅铁路修筑的犹豫等。陈碧笙建议龙云“将停修之论据一一予以打破”，并“代中枢当局筹一适当切实之办法，使其考虑本省建议时，既认为有理且觉其能行，从而能作一坚决之决定”。

　　1940年6月，日本与泰国在东京签订友好条约;9月，越南被日本占领。此种形势下，修通滇缅铁路，加强中缅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1940年底，为使滇缅铁路得以续修，陈碧笙曾去往重庆活动，并拟就《关于滇缅铁路应设法赶修意见书》，请孙科代呈。12月23日，孙科致函陈布雷，请将陈碧笙所拟意见上呈蒋介石。26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批示陈氏所拟意见，认为颇有见地，并将其转至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处，同曾养甫所拟续筑该路意见书并案核议办理。1941年春，蒋介石决意抢筑滇缅铁路，此后滇缅铁路一度赶工。

　　陈碧笙入滇后，与滇缅公路局局长杨文清颇有交往，亦参与该局事务。1940年4月，遮放爆炸案后，蒋介石决意统合国际运输。俞飞鹏开始介入滇缅路，成立中缅运输总局，实行运输统制。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仰光失陷，远征军开始入缅作战，滇缅路物资抢运任务繁重。因与公路局杨文清的交往，1942年，仰光失陷后，陈碧笙参加滇缅路物资抢运。

　　1942年春季，陈碧笙被云南省公路总局派往缅甸抢运物资，主要是车辆接收和提运石油回昆。陈碧笙称此次接车任务遭到中缅总局局长俞飞鹏的百般阻滞。陈碧笙前后多次往返，于6月(惠通桥失守一个半月后)在同为闽人的中缅总局副局长陈体诚的帮助下，完成接收。提油之事更历经险阻。当时缅甸的情况已不乐观，仰光失守、油源断绝，但陈碧笙仍设法提得775桶，商请滇缅铁路局、中缅总局派车代为抢运。据陈碧笙回忆：“前后赴缅三次，在腊戍、畹町二度险被敌军俘获，在惠通桥险死于炮弹之下，在保山两度险为敌弹所中。所有银钱、行李全部损失。”滇缅线战争失利后，蒋介石又试图打通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原滇缅铁路员工部分改派修建中印公路。1942年底，陈碧笙被公路总局派往印度救济民工。

　　陈碧笙一向将滇缅交通与东南亚战局相联系，并将其视为经营滇西南边区的重要一环。在日本扶植泰国亲日政权时，他致函龙云，主张收归泰国华侨开发滇边。在滇缅铁路西段停工之际，他通过孙科上书蒋介石，力求设法续修铁路。身份的重合与转换，便于陈碧笙为“大云南建设”营造学术氛围，为华侨垦殖滇边规划路径，为滇缅铁路续修奔走呼号，乃至于为军用物资抢运出入险境。

《团结报》2025年1月23日第7版　　作者：舒满君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02-04 17: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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