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冯玉祥五原誓师始末
2021-04-08 14:54:09  来源：流浪的橡树  点击：  复制链接

　　1926年1月5日，张作霖、吴佩孚以先北后南战略，集结重兵乱拳痛殴冯玉祥。

　　国民军屡战屡败，连失京津及鲁、豫、直隶等地，冯玉祥无奈之下退往南口 。

　　就此，冯玉祥与苏联代表在张垣郊外一个小山村密谈达成约定，宣布下野，离开部队。

　　这节故事，且看《冯玉祥在1926年下野始末》。

　　当时，冯玉祥虽然通电下野，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国民军的控制。

　　按照冯玉祥与苏联代表在张垣会晤的协商，冯玉祥通电离开部队之后，国民军的粮秣军饷武器弹药等等，均由苏联自外蒙划拨军费、军火保障，由苏联顾问配合冯氏嫡系将领、军官解决。

　　此外，冯玉祥为西北军、国民军创始人，栽培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为嫡系五虎之外，更有年轻一代的孙良诚、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吉鸿昌、过之纲、闻承烈、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韩多峰等高级军官茁壮成长……

　　这些将领、军官没有接受过正规军校学习，对现代世界、文明、军队等等，知之甚少。

　　但是，他们自幼读着忠君爱国的国学典籍，人人擅长引经据典，出口成章，都是传统读书人混出人生的典范。

　　他们之间互不买账，相互牵制，却又都是冯玉祥的死忠。

　　以一言以蔽之，西北军高级将领几乎都与冯玉祥有着君臣之义。

　　国民军将领里面，就算地位最尊崇的张之江、宋哲元等人，冯玉祥如是训话发怒，照样是当众随手大耳光迎面抽去。

　　如辈分稍低的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吉鸿昌等人，如是冯玉祥手拿电话大喊一声儿子，他们就得手拿电话，恭敬跪下，听从命令。

　　无疑，冯玉祥确实是国民军的老子。

　　相传，北京事变之后，国民军素以擅长练兵带兵著称的鹿钟麟，在冯玉祥下令要他去紫禁城驱赶满清逊帝时，他误会冯玉祥要亲自称帝，竟然为表忠心，亲自热泪盈眶，提着两颗手榴弹，闯入清宫，跃跃高举，做出引爆架势，当场吓得满清遗老一团稀泥。

　　事后，鹿钟麟将搜查出来的清逊帝所用的皇帝物件，屈膝秘呈冯玉祥。

　　可见，既有苏联物资和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理念垫底，当然就奠定冯玉祥在国民军里说一不二的地位。

　　当时，国民军除却冯玉祥嫡系部队，其余还有岳维峻、孙岳、方振武等2、3、4、5军。

　　这些军队各有山头、自成体系，但是，既然大家都以国民军字号闯荡江湖，随着冯玉祥蹚了国奉战争的浑水，如今面临奉、直、鲁、晋讨赤联军步步紧逼，他们结局已经非常简单。

　　继续死贴冯玉祥，争取翻盘。

　　或者举手投降，被直奉大佬收编遣散。

　　如此危境之下，岳维峻、孙岳、方振武反而垂手听命冯玉祥，他们也只能眼巴巴等着冯玉祥带来卢布滋养，以期翻盘赢得最后的胜利。

　　如此一来，虽然冯玉祥通电下野，实则他完成了对国民军各军高度控制。

冯玉祥发动政变时，鹿钟麟率部最先进入北京。

　　此外，冯玉祥离开军队之时，大量苏联军官、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各部，他们以接洽支援物资为名，与国民军各级军官配合，维持着冯玉祥下野之后对国民军的高度遥控。

　　不过，虽然冯玉祥通电下野离开军队不过幌子，但是，至少冯玉祥还是离开了军队，在形式上去看，国民军总算是面貌一新。

　　当时，按照冯玉祥和苏联顾问要求，在冯玉祥离开军队当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将领各自发出通电。

　　他们解释着老长官已经离职，保证国民军不会赤化，请求直奉大佬下令联军停止攻击。

　　然而，张作霖和吴佩孚多被冯玉祥捉弄，当然不会相信冯玉祥的下野把戏。

　　就此，讨赤联军继续向国民军盘踞的南口方向进攻。

　　其中，奉系大军在张学良指挥下自绥察出击，直系大军则在吴佩孚、靳云鹗等人率领下，自平津攻击南口……

　　当时，张作霖深信吴佩孚军事才能，既想依靠直系军队一马当先猛冲猛打，也就不断输送物资给吴佩孚所部。

　　是以，直系军队攻势最为猛烈，张垣、南口一线也就国奉战争主战场。

　　打仗当然就是打物资。

　　然而，就像冯玉祥冰雪聪明，满嘴都是高大上的词汇，洋洋洒洒着很快就把苏联代表练得晕菜一样，苏联那边的老大同样的冰雪聪明，练起嘴皮子更是同样的厉害。

　　国民军按照张垣密谈的约定继续对直奉大军作战，战争规模稍微扩大，战事拖延时日稍微长久，苏联既要保障远东军备警备日本，也就无法实现之前支援冯玉祥的军费、军火的承诺。

　　苏联克扣、拖延物资供应，使得张之江等人束手无策。

　　苏联军援无法保障，国民军作战也就立刻捉襟见肘。

　　就在国民军粮草紧张之时，3月，日本与国民军在天津地面直接爆发冲突。

　　当时，英、法、日、美、意等12国驻华使馆认为国民军封锁大沽口，有违辛丑条约规定。压力之下，宣布开放大沽口岸。

　　不料，宣布当日，日舰进入大沽口时被国民军误认奉军战舰。

　　由此，两军发生炮战。

　　——这就是著名的大沽口事件。

　　此后，段祺瑞政府、国民军、直奉系、苏联等等各派势力混杂介入，致使大沽口事件进一步发酵。

　　继而，相继爆发了日本联络英、法、意、荷、比、西等国公使集体找到段祺瑞政府抗议事件，以及北京学生为苏联、冯玉祥和国民军的抱屈而上街，突发流血事件。

　　这件往事，因为鲁迅先生写了纪念一位姓刘的女学生出名。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控制北京警备的正是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如无他的默许甚至于授意，北京要发生一点声响，显是极不可能。

　　所以，执政段祺瑞在闻讯学生受伤消息后，尤其悲痛心伤。

三造共和之先贤段祺瑞。

　　他虽然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调查因果，然而，北京既在国民军控制之中，段祺瑞就算三造共和为国人遵崇，在正逢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他本人也不过台面木偶，被冯玉祥等人玩于手掌。

　　愤然之下，段祺瑞拂袖远去。

　　就此，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宪政政体就此彻底崩溃，不复存在，历史也就大摇大摆地，不加掩饰地进入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军阀混战，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大时代。

　　这是发生在近现代史上，尤其让人掩卷而扼腕痛心的事件。

　　大沽口事件及大沽口事件发酵，直接将苏联和国民军推向了与日本及欧洲列强正面对峙的风口浪尖。

　　事态并没有按照苏联顾问设计发展。

　　国际国内舆论汹涌，本来就扣扣搜搜的苏联恼羞成怒，既担忧日本与欧洲列强强硬反弹，索性也就停止了对国民军的军费、军火援助，以回避麻烦。

　　于是，国民军坐上了苏联人的碰碰船。

　　他们既得不到军火、军费，兜转碰撞，还不能下船，形势极为险恶。

　　欲罢不能之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嫡系第1军只得勒紧裤腰带坚持最后的抵抗。

　　不过，作战艰苦、战事险恶之下，跟着冯玉祥蹚顺水船的更多部下，也就不免三心二意、各奔东西起来。

　　4月6日，奉军主力击退国民军，占领热河。

　　宋哲元率部退防察哈尔。

　　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在张之江、宋哲元、鹿钟鳞等高级将领指挥下，向南口收缩防线。

　　——就在国民军与直奉军队鏖战之时，冯玉祥正乘坐林肯牌大轿车，率家人、属下，开始了由蒙古而往苏联的自驾旅游。

1926年，冯玉祥。

　　3月22日，冯玉祥自驾游车队抵达库伦，苏联和蒙古方面为他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活动。

　　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携带国党代表徐谦、顾孟余等赶往库伦与冯玉祥会晤，于是，冯玉祥满脸欢笑应付蒙古当局之余，还抽出空来，连夜填表，一番跺脚发誓，加入了国党。

　　此后，冯玉祥继续在库伦与苏联代表进行密谈，商议全面合作与北上日程等等事宜。

　　在冯玉祥敦促下，苏联方面同意兑现之前对冯玉祥及其主要将领的子女的留学问题，以及国民军青年将领留苏学习军事等等事宜。

　　其实，早在自驾游之前，冯玉祥实际上就已经安排了国民军的高中级军官、学兵前往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地学习步兵、炮兵、空军和海军。

　　库伦之夜密谈主要解决无非冯玉祥、张之江等人的儿子、女儿、勤务员及嫡系亲信将领多人的留学问题。

　　其中，冯玉祥之子、女被送往中山大学学习，冯玉祥勤务员则去了莫斯科一家军工厂学工……

　　逗留月余，冯玉祥的自驾旅游这才重新启程。

　　4月28日 , 冯玉祥一行进入原满清帝国与俄国边境城市，如今苏联的边城恰克图，继续一路北上莫斯科。

　　沿途，苏联兄弟热情招待好吃好喝，不提。

　　到了莫斯科，冯玉祥进出所到之处，更是满大街刷满了热情洋溢的标语，把冯玉祥粉饰得浓眉大眼，宛如远东无产阶级的救星。

　　苏联专门派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乌斯马诺夫为冯玉祥首席顾问，随身配备成套的主义、理论，准备专门负责培训冯玉祥提升信仰品味。

　　然而，冯玉祥毕竟是摸爬滚打混出奇迹的老江湖。

　　当时正值苏联开展全面肃反运动。冯玉祥进入苏联，耳听目睹了多款苏联斗争，心有余悸……他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拿定了拒绝苏军政治体制进入国民军的主意。

　　冯玉祥在国民军早就习惯了惟我独尊的秦皇汉武思维，本无心情搞什么苏联模式，满嘴主义理论，无非若有所思。

　　因而，冯玉祥言不由衷与乌斯马诺夫等苏联朋友切磋一番主义、理论，急切之下，数次提出希望拜会斯大林。

　　然而，冯玉祥欲图拜会斯大林的提议，还是被苏联以各种借口婉言拒绝。

　　在苏联人眼里，冯玉祥毕竟既不是类似乔巴山的嫡系，冯玉祥国民军能否在南口抵抗反赤联军的进攻也尚需观察。

　　因而，苏联人对他始终保留了足够的距离，一面热情推诿，一面冷静观察。

　　此后，苏联大佬加里宁、齐趣林、伏罗希洛夫以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轮番出面招待，好酒好茶伺候，唯独斯大林借口黑海养病，拒绝冯玉祥见面的申请。

　　冯玉祥心急之下，一度会晤托洛斯基，更是引起了苏联人的狐疑。

　　此后，苏联人热情接待，将冯玉祥安排到远离莫斯科几十公里以外一座别墅里，减少冯玉祥每日参观访问的进出，始终没有兑现之前承诺，对国民军实施40万大军的军援。

　　1926年7月，果如冯玉祥与苏联代表的约定，国民军在物资短缺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居然扛住了反赤联军的进攻，给在莫斯科的冯玉祥带来了下一轮合作谈判的筹码。

　　北方战事拖到现在，反赤大同盟的奉、直、鲁、晋等反赤联军的所谓先北后南反赤战略破产。

　　7月9日，得到苏联强力军援，南方国党军队完成作战准备，从广东起兵，开始北伐作战。

　　兵戈所向，北伐军挥戈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形势大变之下，被冷置莫斯科郊外的冯玉祥在苏联人的天平上，重量急增。

　　当时，国民军之所以能够在缺钱少粮的情况下，把华北战事拖到7月，主要原因并非国民军战力强劲，而是因为当时北洋山头作风，无论直、奉、皖，带兵将领们心念旧情，每次作战太过于流行同门之谊，点到为止。

　　华北作战实在温柔，因而，国民军终于扛到了7月。

　　如此一来，虽然国民军在军事上扛住了华北战局，不过长期军费、军火匮缺，诸如冯玉祥的五虎，十三太保等主要将领、高官，大多数人还是失去信心，开始东北西跑，各寻前程。

　　不过，宋哲元则是一个例外。

　　宋哲元由多伦行抵张垣，与张之江、鹿钟鳞协商防守南口，就任国民军西路总司令时，国民军已经面临全局崩盘危机。

　　于是，宋哲元调整战略，意图进攻山西。

　　宋哲元计划以主力出其不意袭击看似不太善战的晋军，以便占领山西，完成补充军费、军火，重新收拾战局。

　　当年的山西，地方富庶，工业较为发达，既有太原兵工厂、火药厂等军工企业，又有稳定、丰厚的地方税收，因而让自认作战强悍却断粮少枪的国民军十分眼红。

　　宋哲元率所部国民军一度攻克大同，进逼雁门。

　　宋哲元所部进入山西，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下手毫不留情。

早年，阎锡山扶持、创办的太原兵工厂。

　　宋哲元在率部突入杀虎口、得胜口作战，曾经有纵兵抢掠、屠杀平民行为，导致所部张自忠、马骏等将领拒绝作战，退出战场。

　　此后，宋哲元率部突入山西，客场作战，一方面武器、军火逊色晋军，一方面迎头遇到傅作义等能战晋将，再则，国民军杀戮过重激化了内部分裂，最后，国民军在山西作战遭到全面失败。

　　这次宋哲元袭扰山西下手极为凶狠、血腥，使得阎锡山及晋军诸位将领尤其敌视国民军。

　　愤怒之下，阎锡山既坚持与直奉主力联合，更是转身扶持陕西方向的西北军的其余山头发展，动摇国民军老巢，以冲抵国民军在绥察、华北方向的军事压力。

　　陕西有文物，文物可换钱，有钱便可以买枪、买炮、买军工机器、原料。

　　经过阎锡山的动员，不满冯氏的陕西地方军阀纷纷与山西晋军进行合作，搞起了军火、文物的买卖，实力扩充发展极快。

　　就此，国民军本来就主力东进，对陕西的控制也就更加力不从心。

　　就在国民军与直奉联军鏖战张垣、南口这个时期，陕西地方武装据城守寨，开始于明暗之间，抵制着冯玉祥的军令、政令。

　　战局继续向国民军不利态势发展。

　　到了1926年7月，国民军主力有5个军，第2军、第3军被直、奉、晋军联手一番好揍，完全溃散，其中，第2军军长岳维峻竟然被晋军俘获。

　　——说起岳维峻，为大名鼎鼎人物，是徐向前、程子华等著名军事人物的早年的老长官。

　　后来，岳维峻被红四方面军俘虏，被张国焘下令处决。

　　闲话。

　　第4军本为郭松龄残部改编，士气本来低落，一战之下，该军主力降了吴佩孚。

西北军逼宫老照片。

　　第5军方振武为反水张宗昌起家，所部兵少将寡，空有招牌，只得勉力在晋北次要方向搞点山地游击，敷衍应付全局军事。

　　其中，实力最强的冯玉祥核心嫡系第1军，自开战以来，一直被直、奉、晋各家联手轮流殴打，损兵折将，又加上韩复榘、石友三等相继反水，元气大伤。

　　8月14日，国民军无法再战，只得弃守南口。

　　是时，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为首，各自撒开脚丫，或者落荒而逃，或者率部自寻出路。

　　远看，近看，一路泥地下滑，最终落到泥潭，国民军一身泥浆，满脸瓦灰，邋邋遢遢，确实看不到点点滴滴的前途。

　　其中，仅有宋哲元率残部相对完整，退到了绥远。

　　至此，冯玉祥通电离开国民军，国民军得到苏联援助，一度发展到了15万大军，经过连续作战到了1926年8月14日丢掉南口，败逃绥察、陕晋等地之时，国民军残余剩兵不过2、3万人。

　　按照北洋军阀混战惯例，冯玉祥的国民军如此惨败，几乎再无回天之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丧失南口基地，国民军几乎惨遭全灭的第三天，冯玉祥在1926年8月17日秘密回国，使得被打得趴地吐血，几乎断气的国民军很快翻然起身，就地满血复活。

　　原来，早在7月，国民军在南口失利，西安又被包围数月，绥远、西北形势都是十分危急之时，国党中执委于右任亲往苏联，从上海借道日本前往海参崴，抵达莫斯科，督促冯玉祥回国。

　　彼时，苏联与国民党合作，听了于右任报告形势和冯玉祥对国民军影响，当即划拨军援，并且组成派出顾问，护送冯玉祥等人火速赶回国内。

　　为此，苏联为国民军提供了价值超过60万卢布的军需和450万卢布的军火。

　　回顾历史，必须承认，苏联军援使得北洋军阀混战充满奇迹。

　　9月17日，相距国民军在国奉战争惨败不到一个月，绥远五原成为冯玉祥再次崛起之地。

　　有了苏联人的军火、军费，冯玉祥在乌斯马诺夫等人陪同下，由莫斯科自驾回国，就地一滚，兵强马壮。

　　那一日，五原满地堆放苏联提供的粮秣、军火。

　　锣鼓掀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之下，早被反赤联军打得东倒西歪的国民军各路残军从四面八方汇集五原。

　　欢欣鼓舞的口号声里，国党方面代表于右任将一面北伐军旗授给冯玉祥。

　　随即，冯玉祥发表五原誓师通电宣言，宣布国民联军成立，自任总司令。

　　大会上，冯玉祥宣读了长达3000多字的宣言，声称自己奉行孙中山主张，联苏反帝、服从国民党，拥护南方政府，说明自己倒戈北洋政府实属救民水火等等。

　　其中，冯玉祥尤其讲述了他的访苏自驾游和五原誓师，实为“我这是没有了办法而去，找到了办法回来”。

　　所谓办法，实则就是冯玉祥早期与苏联代表在张垣会晤密议的策略。

　　国民军在五原誓师，战略转向西北，由宁夏南下甘、陕，在占领陕西之后，挥师东进，进窥河南，预备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师中原。

冯玉祥率部五原誓师。

　　于是，东山再起的冯玉祥整顿兵马，声势浩大由宁、甘向西安故地杀来。

　　然而，纵算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冯玉祥还是冯玉祥，宋哲元也还是宋哲元。

　　他们终究出身军阀。

　　他们忘不掉在国奉战争里与他们为敌的直奉大佬张作霖、吴佩孚等，自然更记恨着背后使绊子，捅刀子，举反旗的镇嵩军、晋军，以及听宣不听调的陕西各地那些阳奉阴违的小军阀等等。

　　得到苏援加强，强势回归国民军怒火中烧。

　　陕西地区也就成为了1926年北伐战争最为惨烈的主战场之一。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4-08 1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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