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详说从七七事变到全面抗战
2022-01-30 20:03:07 来源：流浪的橡树 点击： 复制链接
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并非直接就爆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期间，7月9日至7月28日，中日进入了谈判状态。
这时，宋哲元冀察军政及第29军曾经于7月9日、11日、19日、26日，数次与日军举行了现地谈判，商洽双边停战可能。
不过，历史上发生的中日平津现地谈判与淞沪会战、南口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存在的军事方面的必然关系，历来少为人注意。
当时，冯治安、徐维烈等西北军高级将领谈论时局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外交政策稍微宽大，促成现地谈判成功，或者这场战祸不至于发生。
这一观点，目前在抗战史学界和网络颇为流行。
然而，中日平津现地谈判对华北局势，尤其对后来爆发中日战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是考察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的中日关系发展经过，从军事角度观察而言，谈判破裂远比牵强达成和谈，对中国方面更具战略价值。
其实，中日平津现地谈判不仅直接关系中日关系，同时也受到苏、美、英、德等国在远东利益博弈影响。因而，和谈情况复杂，远不是区区冀察军政及第29军可以把控。
彼时，自西安事变及国共和谈之后，抗日已为国内各界舆论主流。
受社会舆论、民情驱动，更受华北地方擅专军事、谈判的影响，南京政府高层对日关系的决策，实际上已经没有和谈退路。同样，自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以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战略野心愈炽，华北日军要想与中国和谈，也是极难达成的事情。
因而，就在现地谈判期间，日军军车沿北宁线昼夜不停，呼啸南下，使得平津局势日益紧张。
同样，日本内阁与军部一度企划在滹沱河、永定河一线停战，实现华北和谈的方案，也因日军关东军与日本内阁、军部产生重大分歧，而完全破产。
就此，从7月17日开始，华北陡然战云密布。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及《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这是中国在日军咄咄逼人态势下，态度强硬的一次发声：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秋，由平汉路进犯太行山区的一股日军。
7月30日，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时，日本天皇裕仁召见首相近卫文磨，要求内阁就平津态势作出平定平津局势即刻停止军事行动，尽快解决时局的决策。
随即，受内阁和军部委托，石原莞尔、柴山兼四郎等人牵头陆、海军及外务省研究具体解决平津时局方案。
8月8日，日本终于抛出看似空前温和的停战交涉条件。
然而，这一方案受日本军方愤青，尤其关东军干扰极大。中日双方继续谈判再无实质性进展，谈判态势也就无法继续维持。
与中国地方军第29军在军事、政治上的力量弱势相反，日本强大的关东军则是决定平津时局的关键力量。
前有九一八事变的成功案例，后又有日军发起七七事变，以不到500人伤亡代价即轻松占领平津地区的战绩，关东军在连战连胜之下，既对现地谈判不感冒，对蒋介石警告式的讲演不以为意，甚至对日本内阁、军部决策也是非常抵触。
于是，平津现地谈判陷入僵局，中日继续战事也就自然难免。
随即，驻防察、绥的中国军队绕道南出居庸关，在南口出击平津日军，南口会战爆发。
8月13日，中国军队在南线对盘踞上海，及长江流域的日军发起扫荡，淞沪会战爆发。
就此，中日双方再无回旋余地，开始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中日华北现地谈判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内容。
其中，政治、外交、经济不提，仅在军事方面，当时日军控制平津，由此刺激平津危急迅速升级影响华北。
在军事上，日军掌控先机，中国已经落入全局被动态势，一目了然。
日军自九一八事变、轻兵攻占锦州及辽西走廊，以及淞沪一二八事变、策划华北自治等事件之后，实际上已经打通本土、朝鲜、满洲及辽西走廊、热河、华北的交通线。
日军可以通过较为发达的辽西走廊铁路、公路线，迅速向平津投放其现代化军队。
事实上，也正是利用了现地谈判争取的时间，日军完成了由朝鲜、满洲往平津地区部署新的兵力。
反之，中国在平津驻军仅宋哲元第29军。
平津、河北南临山东，驻军韩复榘、孙桐萱、谷良民、曹福林等部，都是类似军阀的地方军头，平日骄奢，疏于战训，兵无斗志，队伍虚胖，自保尤显不足，遑论应援宋哲元抵抗华北日军。
平汉线上处于作战状态的日军。
同时，华北局势紧张却并没有迅速明朗，中日《塘沽协定》继续生效 。
是以，北方晋、察、鲁各地的地方势力只能维持现状，形成相互忌惮常态。
而处在日军威胁和国际社会观察之下，无论黄埔嫡系部队，或者同属地方部队的晋绥军，均无北上支援平津的机会。
如此，中国要向平津投放兵力，需要斡旋平津、晋、冀、鲁等地地方势力同意放行，再由由河南、安徽及京沪杭，甚至由更远的川滇、甘陕、桂粤、两湖调兵北上，隐蔽进军。
姑且不谈当时中国政令、军令尚未完全统一，单是华北各路地方军沿途设卡，就使得中国调动军队行程辗转，难以实现。
即便调兵成功，要靠穿草鞋、扛步枪的近代化军队千里迢迢北上抗日，同样更是鞭长不及。
可见，现地谈判解决平津时局，在军事方面是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
是以，蒋先生及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决策在上海主动出击日军。
淞沪会战最早的战略目的之一，即为解决、转移、消化日军在华北炮制的危机。
淞沪会战，进犯上海的日本海军。
事实上，七七事变前后至南口会战、淞沪会战爆发之前，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完成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先进武器国产化，并且列装军队的日军，极容易控制中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三条铁路线：
津浦线、平汉线和平绥线。
津浦线，大致类似现在京台高速公路北段，是华北通向华东的主要干线;
平汉线，类似现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武汉以北段，是华北通向华中的主要干线。
平绥线，类似京藏高速包头以东段，是华北通往山西、蒙古的主要干线。
控制这三条铁路线，尤其控制津浦线、平汉线，理论上，日军可以由其本土、朝鲜及满洲，迅速调集军力投放中国腹地的武汉、太原、郑州、徐蚌、京沪杭等地区。
就此可见，即便现地谈判圆满完成，中日七七事变不再扩大，中日局势也绝非如冯治安、徐维烈等西北军高级将领那般想象。
就算平津谈判取得和平，日军控制津浦线、平汉线和平绥线，即便悬而不发，其兵势之战略威胁，直指中国华东、华中和山西、蒙古腹心。
假设如此，中国要在战略层面备战日本全面入侵，就将围绕这三条铁路线层层展开防御，将国防前线划到武汉、太原、郑州、济南、徐蚌、京沪杭等地区。
如此态势，中国军队只能处处设防，处于战略被动。增加在未来战事中的兵力调整、发展与反击的难度。
淞沪会战，日军军舰与准备登陆的日本陆军。
是以，选择在津浦线南端上海开打淞沪会战，实则是中国于无奈间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
——国军发起淞沪会战实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等人的决策。
也有著述认为淞沪会战是张治中一力促成，不过，就战略态势而言，显然张治中并无如此能量。
言归正传。
上海，当时为远东最大城市，是英、法、美及苏、德、意等国在远东利益的交汇点。
在外交与政治上，上海战事激化，中日全面战争更容易刺激列强关注，更容易影响列强与日本关系。
在军事上，中国军队由内地调往上海，相对距离较近，相对便于机动、集中兵力。
京沪杭战区背靠南京，于政令、军令统一指挥便利，于后勤保障也显得相对有力。
同时，京沪杭战区是当时山海关内中国最为密集的民族工业基地，更是亟待西迁备战持久抗战。
此外，在纯粹军事战略上，在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对华终极军事战略目的模糊的态势下，中国于津浦线南端主动发起淞沪会战，即可反制日本蚕食战略，更可打破日军自北而南的攻略。
在南线大战，逼迫日军在华北蓄积兵势做出取舍，便于在战略上最终确认日本对华终极军事战略目的，以作出相应战略应对。
当时，因为日本陆军擅自不断扩大侵华战争规模，战事频繁，使得日本天皇、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等等方面分歧重重，是以，日本在短期内之内，即以“下克上”心态，促成日军南北并举发起全面侵华作战，来势汹汹，确使中国未及预料。
抗战初期，日本悍然侵华，实则也没有相对系统的、明确的侵华战略。
因为没有相对系统的、明确的战略，日军自然轻易分散兵势，很快分兵投入在平津、华北和淞沪、华东战场，甚至在华南战场分兵作战。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市政府遭遇炮击。
当年，日军如是蓄意全面侵华，那么，按照军事常识推断，日军必然会背靠满洲、朝鲜，沿华北向南徐徐推进。
日军如此侵华，兵力集中，大概率没有开辟多个战场作战的可能。
即便日本南北分兵，非要开辟淞沪战场，华北、华东两方面日军也不会如实战那样，慢吞吞延迟到1938年才有南北对进打下徐州的作战。
日军如有系统的、明确的侵华战略，即便南北分兵，日军势必就会在第一时间打通津浦线，以及沿平汉线和平绥线全面推进。
如此一来，日军就可在时间及空间上，争取全面战略优势，反制中国的持久战略。
尤其，日军由平津西出平绥线，由华北西出正太线，过太行八陉侵入、经略山西、太行山，进而居高临下威胁陕、豫，再由平汉线威胁武汉。
这都是历史上金、元、清等外族侵华的传统路线。
由此，华北日军是否会四面出击，中国高层自然高度重视，极为敏感。
不过，古代女真、蒙古等外族侵华，多是经略平津、华北、太行山，进行旷日持久的兼并作战。
抗战时期，日军国力军力虽然远强于中国，但是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短期鲸吞、消化中国广袤国土、广大人口的程度。
是以，日军一旦战线拉开，又急于速胜，自然陷入战略举重态势。
事实上，七七事变之后自南口会战、淞沪会战开始，日军忽而在华北增兵，忽而往京沪杭战区增兵，兵势迅速分散。
这一阶段抗战，日军看似攻势凌厉，但是，不过一味依仗绝对优势陆海空军队猛冲猛打，并没有完整、系列的侵华战略。
1937年8月，北线南口会战激战正炽，南线淞沪会战更是迅速升级。
山东驻军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旋即占领济南。
当时，中、日双方，尤其日本军方、内阁等，均未充分考虑对方激烈反应。
激战惨烈，为抢夺淞沪战场决战取胜先机，迫于骑虎难下之态势，中、日双方均以兵家大忌之添油战术，不断以各自最为精锐的军队，增兵决战淞沪战场。
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8日，近3个月血战鏖战中，中国以步兵为主的平面化、近代化的80万大军，血拼抵挡装备先进的27万余陆、海、空现代化日军。
是役，中国以弱敌强，抵抗之坚决，牺牲之惨烈，可谓中国军队抵御外辱战史之空前。
11月8日，南线，日军取得淞沪会战的战役胜利。
最初，日军并没有立即跨越苏嘉制令线西犯南京的意图。
同期，北线，日军经过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之后，于11月8日基本结束其华北战略攻势。
在中国顽强抵抗下，南北两线日军持续作战，乱冲乱打，战力浪费、消耗、战损极大。
不过，日军持续作战，乱冲乱打虽犯兵家大忌，确因中日军队战力存在事实上的代差，日军每每会战都能取胜，攻城略地，进展神速。
抗战期间，中日双方战力悬殊，由双方火力投送距离比较，即可侧见。
日军借助重炮、战机、战车等先进武器，强大、优势火力大多可以投送数公里、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之远。
——在机械化战争时期，现代化军队抢夺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理解为抢夺火力投送主动权。
反之，中国军队多以步兵为主，主要火力，无非枪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威胁不过千米之内。
火力投送距离悬殊，客观决定了当时中国军队于战役、战术战场被动挨打的现实。这种困难，远不是靠思想、口号可以解决。
1937年12月，南京会战前夕，日军须磨联队向黄河渡口行军。
淞沪会战和太原会战结束，南线日军控制了京沪杭战区主动。
北线日军由平津、华北平原经平绥线、正太线，控制了军都陉、飞狐陉、蒲阴陉、井陉等太行八陉若干重要通道，率先击穿我国北方太行山第二地理棱线天堑。
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尤其是湖南、四川的交界处，是当时中国抗战持久战略最为核心的相持决战概念的关键地带。
太行山相距湖南、四川较远，不是中国预定的长江抗战主战场。
但是，抗战不久，日军就突破太行山屏障攻占山西腹地，自然加大中国高层对第二棱线决战是否可以消耗、抵挡日军攻势的隐忧。
至此，七七事变之后，无论日本是否有着全面侵华动机，事实上日军击穿太行山天堑，并且以此威胁陕、豫及中原腹地。
于此可见，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结束之时，在军事态势上，日军自北而南，确实摆开全面侵略、威压逼迫、速战决胜架势，预备一口鲸吞中国。
日军三月灭亡中国之叫嚣，绝非空穴来风。
彼时，中国军队在南线血战南京，国、共两军在北线游击太行山地区，以弱敌强，寸土寸血，战事惨烈远非今人可以想象。
激战连连，日军多采取分路进击作战，分兵之下，日军师团、旅团或支队，甚至联队等各部队长更是急功盲动，各行其是。
客观上，日军在战术上自下而上，反推日本高层全面侵华战略决策。
图为太行八陉草图。抗战初期平型关会战、娘子关会战、子洪口战役及八路军若干伏击战，都发生在其间。至今，太行八陉也是华北进出太行的主要通道。
1937年12月，北线日军完全攻占华北，控制太行山。
为华北日军兵势推动，也为日军愤青鼓噪，南线侵华日军结束休整，居然跨越嘉兴制令线，开始直接攻击南京。
日军主力聚集京沪杭，又要急于速战决胜，唯有单选攻击南京这一战略选项。
这时日本天皇、内阁、军部和华中派遣军在当时的豪赌。
就此，日本侵华战略重心完成了由华北向华中的转移。
同时，中日战争更由平津、淞沪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
抗战全面爆发，战场也就由平津、京沪杭地区向中国腹地延伸。
此后，中国抗战军民依靠中国地理第二棱线有利地形，在两湖、河南、山西、两广等区域，以持久战略，步步抵抗，消耗、抵挡日军攻势……
日军纵算强大，就此被中国广袤腹地稀释，陷入持久战泥淖，再想速战决胜，无疑天方夜谭。
说到这里，中国能够在当年以步兵为主体的近代化军队，在屡败屡战态势下，经过寸土寸血抗战，最终能够苦苦支撑八年，赢得抗战最后胜利，其中关键原因，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地区的好山好水。
好的山水，便是好的战场。
穿行太行山腹地，举目所见，比比皆是流曲深澈，植被茂密，山峦延绵，峡谷毗连，气势极为雄壮。
其余湘西、豫西等等抗日战场，无不如此。
如今，这些地方大多成为旅游胜地，山水不变，景色依旧，不过人事早就已远。
很难得有人再记得、再想起那些年战死的兵了。
于是，再说抗战，不免徒留满纸唏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1-30 20: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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