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抗战往事：曾澈之死与“刺菊”行动
2023-01-10 09:14:50 来源：流浪的橡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早期，活跃在平津地区的军统锄奸团部分成员。
这段故事，还得从1937年冬季说起。
当时，日军全面入侵华北、华东，中国即在正面战场浴血抵抗的同时，为在华北敌后开辟情报和抵抗运动，戴笠亲令调动一批特务处骨干潜进平津，由时任特务处华北区长王天木少将领导，开展特工工作。
其中，王天木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与深为戴笠器重的特务处青年骨干曾澈合作，潜伏平津租界，物色大学、中学热血青年，秘密组建抗日锄奸团。
战乱年代，能够不受影响而安稳在平津租界大、中学校就读的学生，必然都是出自非富即贵的优渥家庭。按照当代精致生活风格去看，当年这些“富二代”、“官二代”学生们衣食无忧，过着与战争平行的生活，似乎与热血沸腾的敌后抗日运动毫无关联。
不过，那时的官宦富商子弟进入新式中学、大学学习，接受现代文明和各种主义启蒙、熏陶，相对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绝非现代社会广泛涌现的一夜暴富家庭的奶头青年、精致青年、爆发青年、娘们青年们可以类比。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平津地处中日矛盾中心，这批青年平日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反日情绪酝酿日久，因而突遇抗战爆发，眼见平津沦陷，他们为民族正义感召，也就纷纷自发投入了抗日活动。
彼时，学生们或者留在平津学校从事情报、宣传工作，或者秘密制造炸弹预备行刺日军和投敌分子，或者潜入平津附近山区，直接参加了抗日救国军的武装作战。
这时，学生们的抗日活动都是自发而为，因而他们人数较多，各行其是，没有形成组织和体系。
也就在此背景之下，天津青年学生沈栋、李宝奇等人不甘小打小闹，力主行动抗日，以暴力打击日伪势力，因而秘密联络当时平津地区著名的南开中学、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大同中学等学校的高中生，歃血为盟组建了最早的抗日锄奸团。
1937年12月，抗日锄奸团成员沈栋和沈元寿在寒假期间，即化装工人潜入日军在海河边设置的一个棉花堆栈，用自制延时燃烧弹引燃棉堆，一举将日军掠得的棉花悉数烧毁。
几乎同时，抗日锄奸团成员孙大成放寒假回家，路经发现天津大经路海河边日军草料场，于是邀约抗日锄奸团成员吕迪纲、祝宗梁一起骑车黄昏行动，潜近日军草料场各自抛掷4枚自制燃烧弹，然后呼啸而去。
当时日军侵华，炮兵、辎重部队多用战马，草料场被烧精光，犹如现代战争炸了油库，日军极为恼怒，想要侦破案件却又无从着手。
当时，抗日锄奸团成员主要为高中生，他们缺乏社会阅历、特工经验，纵然热情很高，却因抗日锄奸团组建仓促，缺乏武器、经费等等，因而始终没有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1937年12月，王天木、曾澈等人在学校活动，终于发现伺机待动的抗日锄奸团，也就急切联络沈栋、李宝奇等人，就此，特务处华北区与抗日锄奸团接上了关系。
当时，通过沈栋、李宝奇等人介绍，王天木、曾澈两人邀约抗日锄奸团抗日骨干王文、李如鹏、沈栋之兄、张斯铭、赵尔仁、陈肇基等人畅谈抗日大业，说得尽兴，干脆就结拜为异性兄弟，重新组建了以王天木为大哥、曾澈为二哥，共有十位兄弟的抗日锄奸团。
而后，十兄弟四面发展，继续联络有志抗日的青年学生加入锄奸团，得到青年学生祝宗梁、马桂官、 冯运修、袁克昌、丁毓臣等加入。
1938年1月，曾澈约聚10余位青年学生，在特务处设在天津松寿里的联络处，正是宣誓组建抗日锄奸团：
“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
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宣誓结束，众人歃血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已名字，而后，曾澈简短致词勉励大家，再当着大家之面，将这份签名的宣誓书烧毁。
至此，平津学生自发组成的抗日锄奸团转入了特务处华北区，即后来军统局华北区序列的抗日锄奸团，开始了其重歌易水，英雄赴难的悲壮故事。
▲在曾澈设计的锄奸团的化名里面，锄奸团最高长官“易妙红”，即为戴笠。易为一谐音，妙红则是戴笠常用洪淼名字颠倒而成。
1938年8月，抗战日愈激烈，特务处也改组为军统局。
这时，为扩大军统局影响和打击华北日伪势力，经过军统培训、装备后的抗日锄奸团接受军统命令，开始在平津地区频繁活动，成为当时平津地区敌后活动影响最大的团队。
抗日锄奸团为军统局外围组织，与军统局职业特工在行动上各有分工。
即军统特工负责铲除日军人员和投敌高层人员，抗日锄奸团则负责对平津投敌的伪组织中高级人员事实制裁。
1938年9月，抗日锄奸团选定天津伪教育局长陶尚铭为目标开始第一次武装刺杀行动。当时，抗日锄奸团通过熟人关系摸清陶尚铭行动路线，即以成员祝宗梁、孙大成、孙湘德等人在西湖饭店设伏陶尚铭。
行动之时，祝宗梁、孙大成、孙湘德由于缺乏经验，数枪连发，仅有一枪射瞎陶尚铭一眼，最终在日伪特务赶来之前安全撤退。
首次行动虽然被有击毙陶尚铭，但是抗日锄奸团枪手敢在日伪警特密布的闹市开枪刺杀汉奸，对日伪汉奸确实予以了极大震慑。
进入1939年、40年，抗日锄奸团的很多骨干成员有很多人从高中升入大学，于是，抗日锄奸团也随之在平、津多所大学的大学生里得到了发展。
这期间抗日锄奸团的行动内容包括了暗杀、爆破、情报、宣传和动员及掩护平津知识界、文化界有影响的人士脱离沦陷区，前往香港、重庆……
鉴于平、津两市作为中心城市对华北、全国的影响，以及平津知识界、文化界及其他各界名人投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数年间，抗日锄奸团行动得军统局指导、指挥，将狙杀目标瞄准了平津地区较有影响的投敌分子，相继刺杀了包括天津头号大汉奸程锡庚，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俞大纯等大小汉奸数十人，成绩斐然。
迫于抗日锄奸团的暴力震慑，平津知识界、文化界投敌分子惊惶不安，略有收敛。
现在看来，抗日锄奸团之所以能够取得极好的锄奸战绩，客观而言，除却王天木、曾澈等军统特工对锄奸团行动的指挥、援助之外，抗日锄奸团成员多半为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他们也为抗日锄奸团行动提供了情报、人脉、行动等等方面的极大的、有力的保障。
秘密行动，高层人脉资源至关重要。
▲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郑孝胥，他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却是抗日锄奸团的骨干。
当时，在抗日锄奸团成员里面，包括有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和袁汉俊，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同仁堂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之女孙惠君等人。
其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就是最早参加抗日锄奸团的骨干成员之一。
冯运修字兰英，出自河南开封官宦世家，其祖父为逊清山东道，其父冯愰为北宁铁路副总务处长。
抗战爆发以后，冯愰出任北宁铁路伪职，正在天津工商学院就读的冯运修闻讯赶回家里，大哭谏父：
“抗战杀敌千古名节。如今降志辱身，岂吾父子所为?”
最后，冯运修劝父不成，开始积极联络同学进行抗日活动。
因为冯运修与大汉奸齐燮元的亲戚关系，冯运修在北平受璧胡同一处住宅，也就成为了抗日锄奸团重要的联络点及枪支弹药、重要文件存放地。
作为齐燮元外甥，冯运修有出入军营便利，也就借口学枪打猎，开始练习枪法、胆量。
时间不长，经过在军队练枪练胆，冯运修相比其他热心抗日、高谈阔论的同学，还真从一个书生，练为锄奸团成员里拔枪敢射，遇奸即杀的真正的枪手。
1939年9月，作为抗日锄奸团的主要领导者，曾澈在出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军统局华北区书记等要职不久，即遭投日的前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天津站长裴级三等人出卖，不幸在外出天津河北大经路，为叛徒指认被捕。
当时，与曾澈先后一起被捕者，还有抗日锄奸团骨干李如鹏、丁毓臣等人。
▲民族英雄曾澈。
酷刑之下，年仅26岁的军统少将曾澈绝不屈服，愤然质问日军：
“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
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
此话说了，曾澈索性闭眼，再无言语，唯求一死，就此开始绝食。
日军眼见劝降无效，既敬服曾澈气节，又碍于曾澈为军统局华北首脑和锄奸团首脑的双料重磅人物，因而将他转往北平宪兵队感化院，强行注射营养品，千方百计保全性命……
曾澈忠贞不屈的消息传到重庆，戴笠素来极为器重曾澈，因而即刻命令军统不惜代价营救曾澈，同时，他亲自签署命令，密派人员传信狱中，要求曾澈假降保命，再图将来。
然而，曾澈收到戴笠命令，却并没有接受这一命令。
最终，他与锄奸团骨干李如鹏、丁毓臣等人在遭遇日军酷刑拷打以后，义无反顾走上刑场。
为锄奸团的主要领导者和精神领袖，曾澈手上掌握平津军统单位、人员及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的几乎全部成员住址、姓名、联络方式。他如要遵守戴笠命令保住姓名，即可舍车保帅，得以偷生。
同样，作为抗日锄奸团头脑，李如鹏被捕之时，正值新婚燕尔，妻子刚刚怀孕。李如鹏也是掌握很多机密情报，又有家庭背景、人脉庇护，因而他如要投降，同样保命不难。
然而，曾澈、李如鹏、丁毓臣等人终究都是出自名门子弟，他们生性极重气节，又守底线，而非如军统叛徒王天木、裴级三这类混在社会的混混。
因而，他们在苦熬酷刑之后，至死都未吐一字，最终慷慨殉国。
因为他们的保护，抗日锄奸团也躲避了平津日伪特工的致命打击。
就义之时，曾澈27岁，李如鹏25岁，丁毓臣21岁。
三人均为家境优渥的官宦富商家庭的子弟，在国难之时，他们以花季年龄，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祭奠破败河山，这番先秦烈士风骨，实为人们读史之时，倍感敬重。
当时，曾澈为人义气，在平津学生声望较高，因而他遇难消息传来，更是激起了抗日锄奸团的青年学生们莫大义愤。
1939年10月，抗日锄奸团制订了报复刺杀日伪重要目标的计划。
为此，正在天津办事的抗日锄奸团骨干冯运修受命火速孤身赶往北平，预备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
这是锄奸团独立设计、行动的一次刺杀。
冯运修等人依靠各自家庭关系，很快摸清了冷家骥居家、出行等等情况，随即伪造文件，假托公事，叩响冷家骥府邸的大门。
也算冷家骥运气，他的夫人为他开门，即遇冯运修举手一枪，当场毙命。
这次刺杀虽然没有击毙冷家骥，但是，冯运修等人射杀冷家骥夫人，未及日伪警卫人员反应便留下锄奸团警告文告而全身撤退，极大地震慑了北平投敌伪职人员。
这次刺杀，冯运修也以行动利落干练给军统局方面留下极深印象。
▲晚年叶于良，他是冯运修当年在抗日锄奸团的伙伴。
此后，冯运修以“史山风”化名，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负责锄奸团的组织文档、军火保管，成为抗日锄奸团最为活跃的骨干之一。
转眼，到了1940年7月。
彼时，军统局部署抗日锄奸团刺杀平津影响较大的汉奸，以示惩戒且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
17月5日，作为抗日锄奸团在北平的负责人，正在北大化学系就读的擅长爆破的李振英召集冯运修、叶于良、以及尚在北京育英中学就读的孟庆时等行动人员在北大未名湖聚会，就军统局命令、情报，研究七七事变3周年行动。
因为抗日锄奸团成员大多本是平津官宦富商子弟，人脉关系极广、极深，因而他们很快探得北平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所谓“ 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届时，北平大小汉奸自然纷纷登场。
根据这一情况，李振英、冯运修等人决定赶至庆祝会场，当场狙杀到场主持活动的日伪汉奸巨头，以示惩戒。
其时，抗日锄奸团以经验丰富的李振英，冯运修为第一组，刺杀首选目标为有着北平报界第一支笔之称的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
吴菊痴为日军侵华的吹鼓手，可谓华北的铁杆文化汉奸。
考虑吴菊痴安全颇为日本人重视，为预备刺杀吴菊痴行动失败，抗日锄奸团还以北大学生叶于良与天津中学生刘永康分为第二组，以备在李振英，冯运修行动万一失利以后，刺杀会场第二号汉奸目标，伪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
此外，李振英，冯运修等人还决定以女中学生纪采凤、 朱慧珍等人在会场负责接应、宣传等等。
为准备刺杀行动，冯运修专门托人搞来一支俗称为掌心雷，便利用于刺杀的德林杰手枪。
▲德林杰手枪，有掌心雷支称，枪声小，美国林肯总统即死于此枪。
▲抗战时期，北平街景。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准时召开。
吴菊痴如期到场，主持会议，发表讲演，十分活跃。
李振英和冯运修等锄奸团骨干利用其社会关系进入会场，却发现会场内外日伪军警戒备严密，极难下手，或者强行下手也无退出机会。于是，李振英和冯运修在现场商议，决定只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改在会议结束寻找机会下手。
当时，北平沦陷日久，民众虽然迫于日伪势力参加集会，眼见纪采凤、 朱慧珍等女中学生在会场穿行人群分发传单，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接过传单，无言会意而走，并无一人向日伪举报。
临近中午，庆祝会结束，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双双登上吴菊痴的黄包车离去，冯运修等人则不慌不忙骑自行车尾随其后。
吴菊痴、陈辋子两人到了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出席评剧名角白玉霜招待新闻界的餐叙。李振英即派锄奸团助手刘永康进饭馆侦察。顷刻，刘永康侦查回报饭店狭小，容易误伤他人，也不易脱身，不方便下手。
于是，冯运修等人只好守在饭店大门，等待动手机会。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吴菊痴和伪《新民报》女记者白洁如结束饭局，分乘两辆黄包车往位于石驸马大街的伪《新民报》报馆而去。
李振英、冯运修即刻骑自行车尾随。
叶于良、刘永康等人则继续守候大门，等待刺杀陈辋子机会。
吴菊痴等人的黄包车赶到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正逢当地有人出殡，哭声、鞭炮、唢呐大作。吴菊痴等人黄包车只得停车让路。
就在这一瞬间，李振英侧身让道，拔枪在手，同时挥手示意冯运修抢前动手。
于是，冯运修掏出手枪，单手掌车，猛蹬数步赶上吴菊痴黄包车，对准了吴菊痴头部，当当就是两枪。
德林杰手枪枪声极小，又被嘈杂的哭声、鞭炮、唢呐声响掩盖，是以，四周人等和吴菊痴的车夫都没有发现异常。
李振英、冯运修等人眼见刺杀得手，立即不动声色分散撤离了现场。撤退之中，李振英心思缜密，即派人回到同和轩饭庄，通知叶于良、刘永康等人放弃刺杀陈辋子，即刻撤退。
当时，吴菊痴的车夫拉动黄包车跑了一段路程，跑在前面黄包车的女记者白洁如偶尔回头张望，这才发现情况不妙，赶紧向日伪警局外二分局报告。
伪警们赶到现场，急速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医院。
此后，待到日本医生查验伤情，吴菊痴已经毙命。
其左耳位置各中一枪，两粒子弹穿入脑中，都是致命一击。
日军宪兵根据日本医生验伤报告和调查，即刻认定击毙吴菊痴刺客，可能为军统局特工和抗日锄奸团成员所为。
吴菊痴遇刺身亡，北平投日伪职人员及与一向与日本关系暧昧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受到锄奸团震慑，一时之间，纷纷关门闭户，以求自保。
如此一来，日军方面尴尬之余，更是恼羞成怒。
1940年7月中旬，日军深知抗日锄奸团有着极深、极广的人脉关系，因而日军以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北平宪兵司令部、日军平津地区特务机关茂川公馆等日军宪兵、特务机构牵头破案。
为此，日军回避平、津及华北当地军警机关以躲过抗日锄奸团眼线，直接从伪满洲国调集大批警察，秘密进入平津，针对军统局和抗日锄奸团，实施了抗战时期著名的平津八月大逮捕活动。
8月，日军与伪满警察利用已经掌握线索，对平津地区抗日锄奸团成员进行了清洗式的大逮捕。
▲八月大逮捕以后撤退到重庆的部分抗日锄奸团骨干。
▲伪满警察形象。
当时，日伪军警突然行动，相对顺利地逮捕了李振英、郑统万、周庆涑、刘杰、郑昆仑、乐倩文、魏文昭 、魏文彦、叶于良等近40名抗日锄奸团骨干成员。
——这些被捕的抗日锄奸团骨干大多都为平津名门之后，虽然饱受日伪特务酷刑，但是多数为其家庭营救幸免于难。
不过，日伪军警在企图抓捕冯运修之时，却遭遇到冯运修顽强、激烈的抵抗。
1940年8月7日，凌晨，日军宪兵队与伪满警察联合行动，突然包围了位于受壁胡同甲12号的冯家住所大院。
日伪军警刚刚围来，生性谨慎、警觉的冯运修听闻嘈杂敲门声、脚步声，当即起床取枪。
不过，冯运修在第一时间并没有逃跑，而是反身来到厨房，焚毁他负责保管的抗日锄奸团的骨干名单、重要文件等等。
就在这时，日伪军警已经破门而入。
日伪军警在逮捕、控制了冯运修的父亲冯愰、弟弟等家人，也就发现了躲在厨房正在焚毁文件的冯运修。
随后，日伪军警开始喊话叫他投降，冯运修不予理睬，继续烧文件。
日伪军警闻到焚毁文件烟味，发掘冯运修意图，当即冲向厨房撞门。
就此，冯运修手持双枪，开枪还击。
双方枪战激烈，率队抓捕冯运修的日军宪兵队特务科科长袁规眼见属下无法靠近，便亲自以枪抵住冯运修父亲冯愰头部，将冯愰推在前面，一步步逼近厨房。
然而，冯运修枪法了得，就在袁规探头喊叫投降的瞬间，抬手一枪，正中袁规腮帮，袁规当时满面溅血，应声倒下。
围在厨房门口的日伪军警为此大惊之下，当即四散。
而后，日伪军警一面喊降，一面向厨房内密集射击。
▲抗战时期华北日伪宪兵、警察形象。
▲冯运修的修复相片。
本身，以冯运修为华北伪军最高长官齐燮元外甥的特殊身份，如是弃枪投降，保命不难。然而，冯运修抗日信念极为坚决，因而在陷入绝境之后也就全无偷生之想。
冯运修将文件焚毁完毕，眼见无法脱身，索性反销门窗，手执双枪，暗中伺伏，与日伪警察僵持、枪战。
如此激战十余分钟，伪满警察数次亡命冲锋，被冯运修击毙击伤各一人。
而后，冯运修在枪弹用尽之时，即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戕殉国。
冯运修死后，围在门外的日伪军警不知厨房详情，为冯运修奋勇抵抗震慑，久久不敢靠前。
最终，等到枪声停息良久，日伪特务这才战战兢兢地冲进厨房。
推门一见，这时冯运修已经斜躺在地，身中数弹及右手中弹，全身血肉模糊，唯有左手持枪，抵在头部，已然绝气久矣。
而后，日伪特务对冯家住所和院子进行清查，搜出左轮手枪3支、勃朗宁手枪1支、子弹28发、电报机1台、短波真空管无线电收音机1台、无线电器材若干及电报密码、名单、信件等等。
彼时，日伪军警心存侥幸为取口供，还将冯运修送到不远处的中央医院。
因此，目前历史记载，就有冯运修奋勇抵抗日伪警察而最后自戕殉国，以及冯运修在抵抗中身负重伤，不治牺牲等两种说法。
然而，无论如何记载，等到81年过去，冯运修名字可能很少为人们知道，这段历史到底如何同样也很少有人关心了。
不过，我们回望历史，须知在1940年8月9日的那个夏夜，作为家境优渥的富家子弟和辅仁大学的优秀学生，冯运修确实以一个死士的姿势，为了他的国家已经轰轰烈烈地死去了。
冯运修殉国之时，年尚不满二十岁。
1941年，军统在重庆歌乐山召开纪念军统抗战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戴笠感怀冯运修等烈士事迹，即将并非军统编制的抗日锄奸团牺牲者列入纪念名单，其中，冯运修有照片受祭。
美哉，少年!
当时，因为曾澈、冯运修、李如鹏、丁毓臣等抗日精英殉国、大量抗日锄奸团成员被捕，以及军统高级干部王天木、裴级三等人叛变投日，使得抗日锄奸团几无力量继续在平津地区展开抗日行动。
1943年，军统为恢复华北及平津工作，专门在重庆万寿宫成立“抗日锄奸团总部”，招收后方青年进行特工训练，而后派往平津地区工作，而后，从1944年开始，“抗日锄奸团总部”正式成为军统外围编制单位，在广德、西安、界首等地分别成立联络站，在敌后平津、华北等主要城市设置联络组，有军统指挥，展开敌后特工活动。
然而，随着第一批“抗日锄奸团”精英大多殉国、被捕、离散，“抗日锄奸团”在后期的行动中，因为得不到原先的人脉、情报支持，行动效率降低，少有之前的战绩。
如此到了抗战胜利，“抗日锄奸团”于1946年宣告解散。当时，除孙若愚等个别人继续留在军统，“抗日锄奸团”多数团员都拒绝了军统拟给军衔待遇，或者回归学校、自谋生活，全然是“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与名”的气概。
全面抗战八年，“抗日锄奸团”在平津敌后与日伪斗争、周旋，进行了数以百次的刺杀制裁汉奸、爆破及其他破坏行动，可谓华北的一旅功勋卓著的抗战奇军。
唏嘘的是，“抗日锄奸团”1940年之前的行动中失手十九次，先后被捕八十余人，如曾澈、李如鹏、冯运修等十数人壮烈殉国，却因为“抗日锄奸团”为军统外围的民间抗战组织，其英烈事迹也就少为后来国共双方抗战历史记载。
这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01-10 09: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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