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淞沪战场查看军情的日军陆、海军军官及日谍、汉奸。
戴笠其人,为中国近现代史一位颇具影响人物 ,既站在反动阵营与人民为敌,又在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挺身而出,率领中国特工力量与侵华日军誓死周旋……
戴笠作为那个特殊时代极为复杂的标注,确实难以言书。
因而本文仅就淞沪会战漫说戴笠和军统前身特务处的抗战往事。
1937年8月13日,随着淞沪会战爆发,七七事变点燃的中日战争迅速蔓延华东,升级为中日全面战争。
淞沪会战是交战双方首次主力会战,更是抗战八年单位战场兵力投放最多,战争烈度最大,时间最为持久的大决战。
淞沪会战可谓中国抗战苦撑取胜的奠基战。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国军以付出极为惨重、惨烈的牺牲,最终毙伤敌4万余人,打破了日本“速战决胜”“三月亡华”的侵华战略。
淞沪会战是交战双方首次主力会战,更是全面抗战八年单位战场兵力投放最多,战争烈度最大,时间最为持久的大决战。
中国军民在淞沪战场浴血苦战,既争取到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包括英、美、德、意、苏联等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同时,淞沪会战御敌国门之外,为撤迁上海及京沪杭地区、华东、华中、华北等等地区的大批厂矿机器、原料、学校、机关、以及人口等等战争物资,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个人认为,淞沪会战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军队首次不分党派、派系、地区,在统一政令、军令基础上的第一次抵御外辱的作战。因而,淞沪会战更是散沙态势的中国军队从军阀、私军走向现代国家军队的一次标志性会战。
其中,少为人知的戴笠及其特务处,就是在人们没有注意的视角,走上了抗日战场。
这段往事,就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说起。
8月7日,南京方面党、政、军最高决策阶层和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国防联席会议,研究决策对日作战。
这时,因为华北局势打打谈谈扑朔迷离,七七事变尚属于华北地区性武装摩擦性质,是以国民政府高层与会者讨论应对方略,总是各执一词,争论不已。
等到会议午休,众人三五成群继续说起华北危机,还是没有定论。
这时,资格尚浅,仅是应邀列席会议的戴笠长身而立,以坚定、高亢的语气说到:
“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
戴笠热血满腔,当即遭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揶揄:
“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
戴笠应声作答:
“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戴笠为黄埔6期,看似革命资格很浅。不过,与其他黄埔同学不同,戴笠早在二次革命前后即在上海追随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在上海革命,因而,他虽然耽误南下报考黄埔时间,屈从第6期,却深为蒋、戴等人看重。
在北伐战争期间,戴笠为北伐军准备情报,曾经孤身先期潜入敌境,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沿路刺探军情,策反地方北洋军阀,引导北伐军进攻。
戴笠为此立功屡屡,更得蒋介石器重。等到北伐战争结束,戴笠得以后来居上,与贺衷寒、康泽等人并肩,奉命主导筹建十人团、复兴社。
所谓十人团、复兴社,也有称为蓝衣社。
▲军统掌门戴笠。
这时,正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极端复杂阶段,国民政府既要在战略上准备抗战,就必须消化军阀势力,强化军令政令统一。这样,由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策划、组织的相关军队、军事情报的非常设的特工情报组织,即成为空口浪尖的重要组织。
因此,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时期,戴笠看似仅为非常设的情报机构复兴社的特务处处长,军衔不过上校。实则,戴笠作为国民革命军特工情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已然崛起成为国民革命军高层重要人物。
也就在担任特务处处长期间,戴笠和他的特务处既有狙击"暗杀大王"王亚樵,处决投日的华北大佬张敬尧,以及在两广事变中策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及广东空军几乎全部集体驾机投奔南京等等业绩,一时闻名军队内外。
戴笠及其特务处卓越特工情报能力,自然颇受蒋介石及当时军政高层的认同。
是以,戴笠在国防联席会议上这番讲话,含蓄而隐含杀气,还是给参加会议的军政高层们带来极大震动。
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终有定论,决定中国军队不再退让,准备全面抗战。
这样,淞沪会战进入倒计时。
现代战争,兵马未动,情报先行。
为预备对日情报战,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特工、情报的主要负责人,戴笠先于各路作战部队,于8月8日夜间,最早率领特务处,秘密进驻位于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的三级无线电传习所。
旋即,戴笠亲自坐镇淞沪前线,开始筹划、指挥、调度淞沪会战相关军事情报工作。
大战前夜,戴笠几乎将特务处的强将精兵全部调到了淞沪战场。
8月9日,经戴笠点名,特务处毛人凤、周伟龙、文强、余乐醒等干将,以及特务处负责行动的“四大金刚”陈恭澎、 赵理君、 沈醉、 王天木等人均是连夜赶往上海,各显神通,开展特工、情报等工作。
▲北伐战争期间,戴笠(左1)与蒋介石(中坐者)。
位于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的三级无线电传习所,看去极不显眼。
然而,在淞沪会战期间,这个三级无线电传习所即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情报战大本营。
作为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就此走上抗日战场。
不过,淞沪战场并非戴笠及特务处最早进入的抗日战场。
其实,早在七七事变之后,戴笠和特务处就出现在华北战区。
在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之前,日本政府和华北日军企图以其强势军力压制中国,完成现地谈判,逼迫中国承认伪满状态,默认日本对华北蚕食,从而快速善后七七事变。
偏巧,当时控制华北的第29军高级将领,以宋哲元为首,均以第三方势力自居,对南京方面的善后底线要求阳奉阴违,首鼠两端,私下与华北日军会商七七事变善后方案。
同时,在日本扶持下的殷汝耕等,也在谋求旨在投日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扩大化……
局势危急之下,1937年7月29日,戴笠及特务处按照南京方面要求,为阻止宋哲元等人背叛南京政府私下与日本和谈,就此专门策划、策动了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等部,发起了通州伪冀东保安总队起义。
这即是震惊中外的通州事变。
在抗战史上,可以认为,通州事变完全阻断了宋哲元等华北军阀对日进行现地和谈的可能。
当时,张庆余、张砚田等部本属地方割据武装,被日本人、殷汝耕收编,隐忍已久。因而机会到来,两人率部行动,袭击日军在华北撤侨的列车,破坏沿途铁道和军事设施,痛下杀手,一口气杀死日军、日侨500余人。
战后,日本学界通常认为,通州事变激起日本全面民粹情绪,日本国内充斥"增兵华北,惩罚暴支"的声音。
甚至,在战后日本人写的战史里,通州事变也经常为日本人拿出来当做日军侵华烧杀抢掠的借口。
不过,日本既有之前的九一八事变、山海关事变、七七事变等前科,纵算没有通州事变,谁也无法保证日本人的下一步会策划一个什么恶性事件。
总之,通州事变之后,日军继续华北增兵,日本国内战争叫嚣越烈,华北现地谈判就此搁浅。
客观上,通州事变无论对殷汝耕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扩大化,或者对宋哲元及第29军高层意图借现地谈判与日协议,割据平津等意图,都是起着不留余地的直接掀锅、掀桌的效果。
就中国抗日战略上,戴笠和特务处破灭日本速战决胜平津战略,可谓立下头功。
▲戴笠和杜月笙。
就此,日本意图将七七事变转化成九一八事变,继而继续蚕食中国的计划,最终破产。
当然,通州事变在抗战史上确实争论颇多,不过,就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在华北博弈、对峙、相争的繁杂局势而言,通州事变使得华北局势明朗化,极大地配合了南京政府的抗日战略,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戴笠及特务处为此深得蒋介石、陈诚等人嘉许。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然而,国军谋划已久的势在必得的一网打尽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势力的行动,却因泄密而最终遭到失败。
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等人对这次作战失败及国军作战计划泄密事件十分震怒,限期破案。
于是,戴笠及特务处利剑出鞘,展开调查。
淞沪作战计划最终定型于1937年7月28日。
当时,蒋介石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以快制快"、"制胜机先",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江阴水域,以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
国军就此计划,意图完成长江由上海、南京以上,至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6000多日海军陆战队的分割包围,然后,突然袭击,各个歼灭日军。
这个计划属于最高机密,当日仅有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
8月25日,淞沪作战遭遇挫折,蒋介石决定亲往上海前线视察。
当时,考虑到日军完全控制战区的制空权,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上向蒋介石建议,2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椒茂,蒋介石的专车可以随同英国驻华大使的车队同行,可以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
蒋介石表示同意。
这天,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正好列席会议,会后,他向日军透露了这一情报。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轰炸后的街头惨状。
不过,蒋介石在8月26日这天因事取消上海之行。
结果,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车队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2架日机准点临空,一路追逐轰炸,汽车被炸弹炸翻,大使中弹,生命垂危……
事件发生,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最高军事会议数次泄密,舆论哗然。
蒋介石为此震怒,再向宪兵总队和特务处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
很快,戴笠自国民政府军政中枢着手,几番调查,即将黄浚查获归案。
1937年8月26日,黄浚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公开处决。
就在黄浚案调查的同时,特务处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军事情报机构,更是活跃开展对日情报战、特工战,全方位策应中国军队在淞沪对日作战。
在淞沪会战期间著名的815空战前,戴笠的特务处最先截听上海日军海军基地电报,侦获日军“木更津”轰炸机队在无护航状态下,将于8月15日中午突袭杭州笕桥、南京等地的情报。
旋即,特务处将情报转给中国空军,正在由河南等地机场转场至杭州笕桥空军基地的中国空军、南京方面的空军等部预作准备。
8月15日,日机抵近,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早一步赶到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迅速升空迎战,一举击落日机六架,击伤日机七架。
同日,日机16架空袭南京,也遭遇中国空军迎头痛击,击毁日机六架,击伤日机一架。
于淞沪会战阴霾之下,中国空军赢得815空战胜利,中国军民为之欢呼雀跃,却不知道这次大捷背后,戴笠和他的特务处同样也是这次大胜的功臣。
特务处不限于为中国空军提供其报,而是负责中国军队抗战的全部情报特工扥秘密工作。
得悉大胜,戴笠等人不过一笑。
淞沪战场,敌情我情千变万化、头绪繁杂,戴笠等人不敢丝毫怠慢。
淞沪战场地处上海市区郊外,战区人情世故纠缠复杂,不仅日谍汉奸众多,战区地形更是特殊,混杂城市、平原、丘陵、海湾、滩涂等等地形。
为此,戴笠专门组织以余乐醒、文强为组长的国军参谋部战地调查勘测组,沿浦东川沙、金山卫、杭州湾沿线勘察,绘制作战地图,以应备战。
此外,特务处还在靠近海边、日本军营及战略要地的高楼大厦租借房间,负责接应、引导先期赶往淞沪战场的南京、湘军、川军、桂军等各路国军将领登高观察战场,预作装备。
现代战争,远程火力打击实为最为重要的部分。
当时,国军远程火力寥寥无几,处于绝对弱势,既无法与日军对抗,更兼观察、观测装备欠缺、落后,使得国军每次火力出击,为求最大效率发挥远程火力威力,以及作战以后安全退出战场,都必须得到极为可靠的情报保障。
就此,戴笠调集特务处陈恭澎、 赵理君、王天木、吴庚恕等人,各率特工小组,分路潜入浏河、大场、蕰藻浜前线。甚至,国军特工们还各显神通,潜伏敌后,冒死引导、观察国军火力有效打击日军。
淞沪会战期间,国军最强大火力,即装备有德造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的国军炮兵第10团。
这两个团能够在淞沪战场施展火力,同时,面临日谍汉奸侦查,以及日军强大战机、舰炮、重炮等等威胁,数次进退张长弓,有效打击日军,同时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安全退出战场,这里面,确有戴笠及其特务处的极大功劳。
▲引弹待发的国军炮兵第10团阵地。
9月4日,日军陆海军不断增兵,加强淞沪战场,淞沪会战攻守易势。
这天,蒋介石及南京方面为全面撤退淞沪战场考虑,预先向戴笠和特务处下达了组建抗日游击部队,以配合主力正面作战的“支电”。
就此,戴笠会同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杜月笙等人,以特务处培训班学员和上海帮会人员为骨干,紧急调动中央军校毕业生及尉级、校级军官,南京中央警官学校警官正科训练学员赶往上海,组建了一个由苏浙行动委员会指挥下的别动队,专门从事对侵入京沪杭的日军进行游击战、情报战。
这是传说中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这支别动队也成为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样本武装。
闻讯特务处筹建别动队抗战,中共江苏军委委员张执一、余纪一等人,也奉命率领各自的工人队伍参加了别动队,参与对日作战。
为强化别动队的作战能力、戴笠更将其视为宝贝的,特务处当时在青浦、松江办的2个专门培训班的1000余青年技术干部,全部补充进入别动队。
最后,戴笠按照正规军团级编制,以别动队总队序列,编有5个支队。
——这可能是抗战时期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支作战部队。
在上海江浙地区,很多当地青年技术人才、大学生、教师在中共有序组织领导下 ,热血激荡走向战场。
此后战事,这些青年精英牺牲之大,实为非常可惜的事情。
当时,别动队总队的每个支队均按照三三制编成,下设编有相当于营、连、排级的大队、中队、区队,全军万余人。
别动队编组期间,在浦东方向作战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中将即受戴笠请求,专门下令各部,要求抽掉一批军士,老兵,输送别动队,分别就任班长副班长。
这样,随着战事持续和别动总队影响更大,上海当地社会帮会人员也积极加入别动队作战。
其中,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早年加入上海帮会,与杜月笙同为"悟"字辈,并且曾任桂军军长、集团军司令,时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刘志陆担任。
战事激烈,因应淞沪战争形势,这支刚刚组建,尚无系统训练,但是士气极为高涨的别动队即全面走向战场。
别动队被分布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既要维护交通,治安,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同时,别动队还要专门抽出技术分队、小组,以游击战、特工战等方式,穿插纵深,负责狙杀、侦察、破坏、伏击日军。
其中,在正面战场,别动队第4支队的1个大队,以及特务处松江班500名学员,即在宝山战场与姚子青等300勇士并肩作战。
当时,松江班大队长,黄埔六期毕业的廖曙东上校在作战中为日军包围,面对四面奔来急欲捕获他的日军,廖曙东于绝境中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后,拔枪自戕。
在宝山战场作战的特务处别动队与姚营一样,他们血战力战,伤亡惨重,最终生还者,不过十之一、二。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战士。
10月,日军以陆海空强大军力全面压境,淞沪战事艰难。
戴笠和特务处既要负责淞沪战场的军纪军法,更要指挥别动队配合、策应国军主力,转战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加入与日军正面战斗。
战至10月底至11月初,淞沪会战渐近尾声,国军主力除却在上海南市地区留下少许部队作战之外,余部紧急转移。
然而,并无正规军作战经验,对日作战尤为坚决,奉命阻击日军的张邺指挥的以上海帮会成员组成的第4支队,朱学范指挥的上海工会成员组成的第3支队,以及陶一珊指挥的由京沪杭地区高中、大学的学生编组的第5支队,依然坚持作战。
别动队为临时组建的非野战军作战部队,他们除却装备的单兵近战武器相对精良之外,却几乎没有步兵作战必备的机枪、迫炮等武器。
同时,他们为新编民军性质武装,在正规军序列之外作战,就更不要说得到国军有限的远程炮火支援。
因而,一旦与日军正面鏖战,这些昨天还是工人、学生、帮会会员的上海民众一旦扛枪走上战场,迎面日军立体的空前的火力杀伤,伤亡之大。
据传,当时每逢激战,杜月笙都会登楼眺望,眼见别动队牺牲惨烈,只能跺脚叹息。
为此,在淞沪会战尾声,杜月笙利用其租界私交,想方设法营救这些坚持抗战的上海子弟退入租界。
很快,事情办妥,租界放行。
然而,这些别动队官兵虽然作战艰苦,伤亡更大,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撤退命令,他们无人愿意撤退租界,继续死战血拼日军。
据相关资料记载,别动队的支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颇多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军官,而别动队的基层作战官兵,更多都是上海本地的技术人才、工人、学生……
别动队成军短暂,训练不足,战力有限,但是,别动队官兵临阵作战勇敢壮烈,确为淞沪会战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当时目睹作战的文强战后回忆,这一时期别动队断后作战,多有浑身捆绑手榴弹,持枪向日军发起决死冲锋的勇士,面对日军狂轰滥炸,身负重伤却拼死阻敌的勇士……
经此一战,上海、江浙本土的技术人才、工人、学生等青年精英伤亡惨重,确为历史和民族之莫大遗憾。
在淞沪会战后期,经过军队情报系统和上海帮会情报,正在指挥特务处撤退的戴笠得悉别动队拒绝退入租借,因而电令别动队第3、4、5支队作战部队退出战场,分散转移。
其中,戴笠、杜月笙等人尤其关照由京沪杭地区大、中学生组织的第5支队进入了租界。
▲戴笠检阅忠义救国军。后来,由别动队改编的忠义救国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对日作战的一支特战劲旅。
▲1945年圣诞节,戴笠、美军教官与阵亡特工的遗孤合影。当年翘大拇指拍照意寓一切安好。
这样,等到战后清点人数,这支原有2000多学生组织的第5支队经历血战,连带轻重伤的人员,剩余已经不到500人。
据更详细的战后统计,参战淞沪会战的别动队官兵,阵亡殉国者为2700余人,其余轻重伤者,更是无以计数。
这些青年精英,无愧于那个时代!
1937年11月12日以后,淞沪会战结束,眼望日军前面侵入上海,戴笠满腔愤怒,也只得收拢特务处、别动队在上海的各部,匆忙向西撤退。
其中,伤亡惨重的别动队残部和青浦、松江两个特训班人员幸存者,合计近2000人,由陆军少将俞作柏率领,绕道撤退武汉,后来在安徽省祁门县历口完成整编,即为军统局的教导总团。
1937年12月,鉴于戴笠指挥特务处、别动队参战淞沪会战之情报战、特种作战和正规战之战绩,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令,以戴笠负责特务处、特工总部等军情部门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这就是文史资料、小说和影视剧里大名鼎鼎的军统局。
严格意义上看,军统局成立于国共合作之后的抗战爆发初期,解散于抗战胜利之后和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确属以抗战为主的中国军队特工部门。
1946年3月17日,国共内战序幕拉开,戴笠专机在南京岱山发生空难,机毁人亡。
戴笠死去,军统局顿失靠山,1946年8月,国民政府战后改革,各大山头勾心斗角,将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这样,军统局机构被撤销,分解为郑介民任厅长的国防部第二厅;毛人凤为局长的保密局。
就此,戴笠与其军统局终于湮灭在历史长河,唯有章士钊先生留下挽联,飘荡在历史的天空: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06-24 0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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