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现在;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曾经为家国坚守的那个冬天……
题记:12月10日,85年前为日军总攻南京的日子。谨以此文纪念往事。
在1931年和1932年,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事变”,对中国主权和国防形成了空前威胁。
于是,在1934年-1936年期间,蒋介石、陈诚、蒋百里、唐生智与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法根豪森等人就日本可能发动侵华战争及对策,有过多次研讨和推演。
其中,他们认为日军侵华战略进攻可能从三个方向进行:
其一,自北而南,沿平汉路进攻华北和中原。
其二,自北而南,沿津浦线及配合登陆作战,攻略华东及中原。
其三,日本陆海军主力进攻京沪杭,夺取中国首都南京,继而沿长江溯攻武汉。
根据研讨和推演,在1936年1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制订1937年度国防纲领,确认抗日战争战略思想,即:
在平津及张垣防线,御敌于华北。
在山东半岛及华东、京沪杭地区预备反击日军登陆作战。
鉴于日军可能大举入侵攻击南京,中国军队需要准备在淞沪、南京等前线战场与日军会战,建设西南大后方,沿长江节节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平汉、粤汉线以西及第二地理棱线地域,进行持久抗战。
回望抗战历史可以发现,当时,相比日本军政分割且山头林立、陆海军对立,缺乏对华统一和体系化的政治、外交及军事战略,中国高层谨慎审度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复杂局面,对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都在较为理性、明确、充分和现实的预备。
既定战略思想,就需要有人实施。
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常委、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部总监的唐生智上将即为实施既定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更早,在1935年夏秋,根据军委会要求,在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下,唐生智负责主持并且与蒋百里、杨杰等人制订了《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督建了京沪杭地区的四道国防工事,即第一道淞沪-杭州湾防线、第二道昆山-无锡-苏州-杭州防线,第三道江阴-镇江防线,第四道南京及京杭公路防线。
根据《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和四道国防工事,国民政府军委会结合当时先进战略理念,专门设定了“退却机动作战”的从战略到战役、战术的体系化防御方案:
即在淞沪-杭州湾防线作战一段被时间之后,参战部队退向浙西、皖南休整补充;此后,再由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防线的防御部队以逸待劳,次序作战、交替掩护完成战略战略撤退,直至转进平汉、粤汉线以西及第二地理棱线地域,再行战略决战或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淖。
在二战、朝鲜战争期间,“退却机动作战”多被苏军、德军、美军采用,为当时科学、有效的防御作战战略。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
从1937年7月华北爆发七七事变及日军占领平津地区,控制平汉线、津浦线,至淞沪会战爆发;到日本将战略重点转向淞沪战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日军突破中国四道防线,屠城南京;再到中国军队退向平汉、粤汉线以西及第二地理棱线地域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使得抗战转入持久战态势。抗战态势发展与此前的国民政府制订的抗日战略,大致暗合。
如果说持久战略是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那么,“退却机动作战”就是持久战的灵魂战略。
然而,唯独在抗战早期的京沪杭地区的四道防线的次序作战、交替掩护及战略撤退环节,中国军队屡屡出现失误、战败、乃至日军攻陷南京,发起南京大屠杀惨剧……
这是抗战史尤为让人痛心的一幕。
然而,这段往事却在历史深处变得迷茫,至今,人们对南京保卫战这段往事,依然不甚清楚,众说纷纭……
12月10日,85年的今天,正是日军总攻南京,中国军队进行南京保卫战的第一日。
或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会让我们有着更多的发现和思考。
于是,我想起分析南京会战及南京保卫战的失误,即要中国军队的“京沪杭地区四道国防工事”及“退却机动作战”战略说起。
1937年南京保卫战与1935年演习区域。
1935年秋,京沪杭四道国防工事峻工,12月,即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总监部组织进行了针对日军全面入侵的秋季大演习。
南京在地理上背靠长江,面向苏南平原,缺少回旋余地,天然处于被围攻态势,实属兵法之“绝境”“死地”,因而在战史中鲜有据守南京而又防守成功的战例。
这些常识,如蒋介石、唐生智等人不可能不知。然而他们之所以筹划这次演习,无外乎就是为了检验《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及围绕四道国防工事进行“退却机动作战”的战略防御的可行性。
就此,蒋介石不仅亲任演习总监,以唐生智为演习参谋长,还以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杨杰、熊斌双双就任演习副参谋长。
为保证演习质量和公正,军委会明确指定由唐生智牵头主持、负责,在充分吸纳了德国军事顾问和蒋百里等军事专家的意见,云集参谋本部、中央军校等军事精英,制订了《1935年秋季大演习计划》(实际演习为当年冬季)。
《1935年秋季大演习计划》设定的主要内容,就是假设东军(日军)据有大量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陆、海、空力量优势,在京沪杭战区的长江三角洲平原、河网、丘陵地带,突破“京沪杭地区四道国防工事”,向南京发起进攻。
这时,西军(国军)则要根据战区地理特点,发扬本土作战、熟悉地形、步兵轻装优势,通过“退却机动作战”,在南京城下发起反击,以取得演习胜利。
根据演习计划,演习指挥部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为东军(日军)司令官,训练总监部副总监周亚国为东军裁判长,以第87师和教导总队为东军主力,集结自宜兴附近向南京进攻。
以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为西军司令官,以训练总监部副总监张华辅为西军裁判长,以第36师及中央军校学生暂编混成旅为西军主力,据守南京外围,向东防御作战。
同时,军委会还启用了当时负责草拟对日作战计划的杨杰担任演习裁判长。
演习发起,根据军委会的“京沪杭地区四道国防工事”及“退却机动作战”战略,按照演习指挥部设定,东军(日军)在遍布稻田、河川、丘陵和缺少坚固桥梁的京沪杭战区,沿寥寥数条公路、铁路向南京发起机械化攻势。
这时,西军(国军)依托吴福线、锡澄线国防工事线,展开兵力,以少量永备性支撑点结合步兵堑壕体系,阻击东军(日军)进攻,同时集结精锐机动兵力,以汽车运输机动应急作战,并且选在东军(日军)正面攻击受阻,被迫分兵和绕过太湖,实施反击,在东军(日军)之后,再交替掩护实施退却机动作战”,直至南京外围山地阵地,继续进行新一轮消耗战。
最后,在东军(日军)进攻受挫,惨重伤亡之后,西军(国军)以中央军校学生暂编混成旅由汽车抢运战场,发起反击,最终一举击溃东军(日军),取得演习胜利。
1935年冬季的这次演习,中国军队出动了飞机、炮兵、工兵、装甲兵、化学兵、通讯兵及后勤辎重等等特种部队,参演兵力超过5万人,演习地域超过5000平方公里,演习涉及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化学战及机动、进攻、防御、后勤保障等多种军事行动,实为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事演习。
从内容、质量和结果来看,这次演习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事实上在1936年1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制订1937年度国防纲领,即大量依据了这次实兵演习。
然而,演习毕竟不是实战。
从演兵练兵的军事视角去看,这场演习固然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大进步。但是这场演习在实战上,既无法准确比较中日军力、战力;也无法评估和预判现代战争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变数。
其中,这次演习全无战时疏散非军事人口项目,更是为后来日军俘获我国军民炮制屠杀惨案,埋下了渎职之前因。
综上所示,正是演习相比实战更多不同,因而等到1937年12月南京会战爆发,中国军队也就遭遇了空前的战略危机。
淞沪会战之后,日军悍然越过“制令线”,快速突破江阴防线,向南京推进。
12月1日,日军打穿国军四道防线虽然使得战场态势非常险恶,但是战略走势大体还在1935年的《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冬季演习和1937年度国防纲领等战略框架之内。
既然在1937年度国防纲领及发起淞沪会战制订了“以长江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逐次抵抗,逐次退却”的抗日作战总战略,于是,为继续贯彻这个战略体系,在当时情况下,国民政府军委会也就只能选择以南京为中心,在南京及京杭公路防线,实施“退却机动作战”。
很多资料证实,当年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决策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各种阴谋夺权,腹诽权益,以致严重影响南京防守和军民撤退,以致酿成造成重大伤亡。
然而,如是转在中国抗战的既定战略的前提下,这些资料似乎不太切合实际。
此前,在2021年之前,我每每写作南京保卫战这段战史,总会与很多战史观点共鸣,坚持质疑中国军队发起南京会战及南京保卫战的理由、战略目的,继而认为唐生智作为主战将领,其指挥混乱、号令不明、只身撤退,应该为南京会战失败承担主要责任。
然而,如是抛开“阴谋”论观点,抛开唐生智的资历声望职务,仅从国民政府军委会为贯彻抗战战略体系去看,唐生智参与制订抗日战略,督建京沪杭地区国防工事,主持制订《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主持1935年南京军事演习,实为当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最佳人选。
不过,这确是一个历史悲剧角色。
在1937年冬季,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惨败且连续作战伤亡惨重、物资匮缺、亟待休整补充,唐生智走马上任指挥南京会战,已经无力发起类似1935年冬季演习的求胜南京外围的大决战。
这时,国军以不足10万残兵布局南京及外围阵地进行全无胜望的以防御为主的南京保卫战,其主要作战目的,实为云集京沪杭地区的近百万军队、机关、工厂、学校等实施战略转移争取时间。
战场还是那个战场,实战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演习。
1937年12月,日军以上海派遣军、第10集团军约10余万兵力,协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及航空兵、通信、铁道、工兵、辎重等部队兵分十余路,从东、东南和南方,向南京发起进攻。
日军兵力、火力之强大,推进之迅猛,情报之准确,远超国民政府军委会、唐生智及南京卫戍司令部、参战部队预期。
此前,南京城防依靠明城墙和外廓及之间有利地形形成“复廓阵地”,再由复廓阵地、外围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体系配合,形成国军在南京会战的主要依托阵地。
战至12月10日,因为南京外围部分阵地尚在建设, 甚至枪炮声临近,民工还在挥汗苦干;也因为绝大多数参战国军没有经历1935年演习,缺乏军事常识,无法应急启用现代化阵地,不会应用预备状态的现代化阵地,以至于无法实现以永备性支撑点结合步兵堑壕体系作战,有效反击日军攻势。
国军匆忙迎敌,唯有以轻步兵在野外凭借简易工事,对战有着强大陆海空火力的日军。
结果毫无悬念,国军唯有伤亡惨重,相继溃败。
如此一溃再溃,国军被动挨打,绝无“退却机动作战”可能。
当时的现代化军事阵地,为应变实战和预防谍侦,往往以修建主要的永备支撑点、指挥所、重火力点,进入实战,即需要作战部队酌情挖掘辅助阵地、堑壕进入作战。但是,因为较多记载缺乏军事常识,往往将之认为因为贪墨没有动工,或者钥匙不在等等荒唐理由。
谁的责任?
答案模糊且清晰,滋味确实非常苦涩。
日本画报的日军攻占南京城墙的照片。
日本画报的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老照片。
如此一来,日军快速迫近城防,即可抵近精确空袭、炮袭国军阵地及重要目标,几轮炮火覆盖,唐生智及南京卫戍司令部、南京城内外大多作战部队的战时通讯几乎应声瘫痪。
如此战至12月12日,除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地下指挥部及紫金山主阵地尚有预埋线路维持局部通讯,其余从唐生智指挥部及国军南京卫戍部队的通讯都是完全瘫痪。
失去通讯,即意味着失去指挥和控制。
于是,既无法指挥作战,也无法指挥撤退,唐生智唯有仰天长叹。
南京卫戍部队通讯几乎瘫痪,实为蒋介石下令实施南京撤退的主因之一。
然而,在通讯几乎瘫痪的情况下,南京部队想要撤退也是极为艰难。
这天下午,唐生智在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并且派出众多通讯人员跑腿传达撤退命令,最终却难以传达到每个作战部队,也就为南京守备部队的大混乱、大溃散埋下了诱因。
是夜,唐生智抛弃乱军率随身扈从渡江逃生。
作为南京会战的国军统帅,唐生智无论假设品德是高尚或者庸俗,这时,他为国家和军队形象,必须且只能逃生。
唐生智的政治和军事生命就此而止,实属那段战史的牺牲者之一。
唐生智如此,第71军军长王敬久、第72军军长孙元良、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人也是如此。
他们失去与上下级的通讯,既无法掌握部队,唯有仓惶而逃,以免被俘。
至于第36师师长宋希廉号令不严,以致到了南京大撤退之时,守备挹江门及下关江防的部队甚至悍然向撤退军民开枪,更是酿成自相残杀的惨案,实属也是乱军溃散、通讯瘫痪的苦果……
可谓苦涩叠加苦涩,悲剧重影悲剧。
显然,受制当时国力、军力,南京保卫战历史宿命其实早已注定。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12-12 09: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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