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少为人知的南京会战，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壮决战
2023-12-19 09:22:56 来源：流浪的橡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终究是我们胜利了。1947年4月26日，中国宪兵押送日军战犯谷寿夫伏法。
又到12月，每每写了南京会战，朋友们看完留言，就习惯性说起南京大屠杀等悲痛往事，继而百感交集论及南京会战，往往就会多了杂音。
杂音之多，最主要就是二条：
其一、国民革命军战斗意志薄弱，一败涂地，蒙羞后人。
其二、国民革命军战略失误，不该守南京而强守南京，遗恨后人。
其实，这两条本就是多年以来文人写南京会战战史约定俗成的两条“窠臼”。
我在前一篇文章《1937年，那个最冷的冬天，教导总队南京殉国记》分享了一个观念，即后人应该放弃傲慢而无知的“飞鸟”视角，回归人性、理性、逻辑、常识的视角，去回望历史，去善待历史。
假如不能理解这个观念，我们不妨回家问问长辈，1937年12月，自己家的先辈在干什么，整个十四年抗战，他们又在干什么。
家史即国史，如此对比一下，或者有助我们理性、温和地理解历史。
其实，所谓”国民革命军战斗意志薄弱问题，这本就是非常模糊和弹性的说词。我们不妨以二战战力最强的德军为参考，比较同为二战时期的首都保卫战柏林战役。
1945年4月26日，约250万苏军凭借比德军多1.5倍兵员，3倍火炮，3.1倍坦克和自行火炮、1.3倍飞机的优势，总攻百万德军防卫的柏林。
激战一周，5月2日，德军柏林卫戍司令摇旗投降。
如此二战战例还有很多。
就此简单比较，完全可以看清国民革命军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抗战，确实非常不容易，纵然失败，官兵以血肉为泥栽种胜利之花，最终还是绽放了。
没有任何一个后人，有资格去奢谈他们的牺牲。
这里，就战略视角，概述您可能不太熟悉的，南京会战实为国民革命军在危急关头的一场“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剧之战等内容。
望诸君转发支持。
1935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
7月，按照南京方面要求，德国名将法尔肯豪森及德国民革命军事顾问团起草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这份建议书不仅准确分析和推演了日军后来的日军侵华方向及主要战略、进攻方向和特点， 还结合中国综合国情设计了国民革命军主要防区、兵员部署、火力配备及主要战略等等。
实战中，国民革命军从淞沪会战至登封会战、花园口决堤、战略转进武汉等等，基本都是在这个建议书框架完成。
此外，《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还专门论述假设发生了南京会战的战略情况。
与当时国民革命军流行的中国冷兵器时代军事理念，甚至包括现代“腐儒”作文，认定“南京死地，不能坚守”的观念截然不同，法尔肯豪森等人从现代军事视角分析认为如果进行南京会战，在战略上明确两个要点，即有坚守南京的可能：
一是以江阴为核心封锁长江，进行机动防御。
法尔肯豪森等人研究确认，长江南京-江阴段江面宽广、水道狭窄、航线曲折漫长等情况，不适合日军舰队机动，适合国民革命军之轻型军舰、游动炮兵配合岸防部队、水雷、战机、快艇等等，进行机动防御作战。
不过，法尔肯豪森专门强调，长江封锁为“南京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战略核心封锁江阴一段。
二是以南京为核心前推防御，扩大战略纵深。
法尔肯豪森明确指出，南京外层防线需要逐层修建永备国防工事，向东推进到吴江至福山之吴福线、无锡至江阴之锡澄线，甚至可以推至淞沪外围及上海西郊。
这样，通过江阴封江、扩大战略纵深，实施退后作战及机动防御，即刻争取1-2年防御作战，继而在政治和外交上争取主动，翻盘战争。
南京军事委员会几乎完全接受了法尔肯豪森及德国民革命军事顾问团的战略主张。
10月，唐生智负责主持并且与蒋百里、杨杰等人制订了《京沪保卫战军事设想和计划》，开始兴建京沪杭地区的四道国防工事。
1935年冬，南京方面开始秘密调集4个师，在上海-南京地域秘密构筑两道国防工事，构建了南京外围第一个防御体系。
因为1932年的《淞沪停战条约》相关规定国民革命军不得在上海周边驻军，故而国民革命军一直在隐蔽状态下继续修建吴福线、锡澄线等防御体系。
截止南京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按照当时德军先进军事标准，基本完成了四道防线建设。
即第一道淞沪-杭州湾防线、第二道昆山-无锡-苏州-杭州防线，第三道江阴-镇江防线，第四道南京及京杭公路防线。
同时，根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构想，国民革命军在锡澄线与长江江防的中坚位置建成了江阴要塞，使之成为上海-南京陆海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长江江防作战总枢纽及南京门户。
按照德军标准，防御体系主体工事、指挥室、火力支撑点等为钢筋水泥建成，实战之时，作战部队根据作战任务、敌情我情，临时抢修简易阵地、火力点、堑壕等等，与永备工事形成体系，相互配合，投入作战。
然而，即便南京方面和军队高层做好战略准备，却又因为当时军令政令分散不统一，军事山头尾大不掉，国民革命军军队及地方军队不具现代军事理念，不会利用现代化防御体系，故而百密十疏地终于在封锁长江、扩大纵深两个关键性战略节点上，出现了致命的错误。
抛开日军绝对优势的国力、军力不谈，国民革命军之新兵太多，军阀颟顸，可能是酿成南京会战悲剧的主因之一。
后面，我将详细论述。
南京城下日军一支战术分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一月之间，日军背靠伪满，推进平津，明显企图以“九一八”事变模式蚕食华北。
1937年8月13日，为打破日军华北战略，国民革命军发起了淞沪会战。
同日，国民革命军向各参战部队下发了德国顾问团指导制订的《国民革命军战争指导方案》，确定淞沪作战计划，要集中兵力“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然而，日军向淞沪战场派出援兵和两次升级战争，以陆海空绝对实力打赢了淞沪会战，并且在11月12日占领上海，迫使国民革命军只能退向南京……
11月2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向日本天皇及大本营请示，认为必须攻克南京，才可能速战解决中日战事。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要求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南京”。
南京会战序幕拉开。
这时，国民革命军面临迎战和避战两个选择。
如是按照不懂战史、军事和战略的“腐儒”之见，毫无主见去参考某些政客回忆录，也就可以简单认为，“南京死地，不能坚守”，为此也就认为应该撤退为上，当年迎战南京，实为“战略错误”。
事实并非如此。
如是转向战略、政略、外交、经济、态势等方面去看，南京会战其实并非唐生智或者那位将领好大喜功擅专妄为的错误决策，而是南京会战作为淞沪会战之必要延续，确实存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五个主要战略目的：
一、南京会战作为淞沪会战延续，以京沪杭战区退后机动防御作战，继续干扰日军从华北平原沿平汉线南下的侵华方略。
淞沪会战结束，国民革命军需要继续作战，确定日军主攻方向南移京沪杭地区。
否则，淞沪会战惨烈牺牲等同“虚耗”。
二、坚持首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支援，尤其争取苏联战前坚定应诺的“最后时刻”的支援。
抗战爆发前夜，斯大林委婉表态要在中国抗战最后关头出兵援华。
1937年11月，苏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再次明确转告访问莫斯科的中国民革命军事代表团，称到了中国抗战生死关头，苏联必当出兵，绝不旁观。
蒋介石等人信以为真。
11月30日，南京方面致电伏罗希洛夫并转斯大林，表示感谢和明确告知南京会战展开，请求援兵，“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我们事后知道莫斯科仅仅是张嘴而来的说说而已。
但在当时，南京兵临绝境，为此报以希望，纯属正常。
三、掩护中国抗战之战略大撤退。
当时，无数学校、机关、工厂、物资、设备等，以及不愿意沦为汉奸、良民的家国意识已经觉醒，决意抗战到底的民众等等，正在缓慢向大西南撤退。
他们需要中国民革命军队断后阻击，为战略大撤退争取时间。
历史证明，中国抗战战略大撤退是中国苦撑十四年最终赢得胜利的根本。
四、国民革命军参战残部需要整理、补充、修正，同时，以武汉为核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亟待建设与完善。
这是在战略上夯实中国持久战之根本。
1937年12月12日，日军进犯南京中华门。
当时，国民革命军经历淞沪会战惨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以南京嫡系和地方精锐部队为主的第一批抗战主力，数月疲战已经支离破碎，建制散乱，亟待休整补充。
二是西部各地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正在向武汉集结，急需时间在武汉-芜湖轴线就地构建防御体系。
三是装备不齐，战训欠缺的新部队，更需要时间编练成军，形成战斗力。
就此，国民革命军需要尽快集中可战兵力，继续作战，阻滞日军攻势，为国民革命军战略调整争取时间。
五、国民革命军需要阻滞日军华北战略集群与淞沪(华中)战略集群的会师。
尤其需要干扰和阻止日军两个战略集群在长江以北及鲁南苏北地区津浦线、陇海线交汇区域完成会师。
(这条战略极为重要，以后我会展开详说，限于篇幅只好省略)
从政治和战略上看，南京就是破坏日军会师战略的最好战场。
事实上当时日军经过淞沪会战消耗，多数部队都转入休整，甚至回国休整，在南京会战投入部队也是以3个建制完整师团及增援部队构成。
这是日军数月疲战能够集中的最后机动兵力。
假设当年国民革命军避战南京，那么，日军这些部队即刻继续进军，势必攻击津浦线、陇海线交汇区域，这样，国民革命军几无可能再有台儿庄会战大捷，日军控制津浦线、陇海线，即刻全面战略威胁国民革命军。
可见，以上五条，任意其中一条，都使得国民革命军必须“不得已而为之”地全力以赴。
然而，关键时刻，法尔肯豪森设定的南京会战的两个战略要点都出现了致命的错误。其一，民国民革命军委会及分属不同山头的海军部长陈绍宽、海军将领纷纷托词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敷衍和简单地在长江江阴段江面布雷，凿沉军舰、商轮、民船、趸船及石子7000多方，形成象征性水中封锁线。
此举虽然尽量保住了海军官兵性命，却也使得海军机动力量极大损失。
同时，国民革命军海军将有着较强火力的第1舰队4艘主力舰泊于封锁线一线，处于日军首先打击范围。
这样，实战证实，陈绍宽等人慌忙决策沉船，塑造水中封锁线并没有阻碍日军第3舰队推进;同时，因为部署一线的主力舰早早被日军击沉，大量自凿沉舰削弱国民革命军海军力量，这就使得法尔肯豪森以江阴为核心，封锁长江的战略完全破产。
长江江防失守，国民革命军全局自陷被动。
同时，日军夺得长江控制权，即可背靠上海港口，完成了海运江运一体化的后勤补充，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日军进行会战。
12月7日，国民革命军连续紧急疏散城内平民，宣布南京为战区。
随即，日军军舰已经平稳渡过所谓的“江阴水中封锁线”，切入南京后背，封锁长江，炮轰南京。
这样，日军水陆并进，轻松向芜湖-南京-镇江全线突进，从西、南、东三面，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
在抗战及二战时期，受当时军事科技、装备和战略等条件决定，合围几乎等同于歼灭。1941年9月16日，德军50万大军合围基辅苏军85万，不过10天，苏军崩溃，被歼灭70余万人。
南京国民革命军同样身陷绝境，但是，他们远比苏军更为英勇。
其二，在南京前推防御，扩大战略纵深的战略上，参战国民革命军屡屡战术失误，最终上下惊疑，酿成“雪崩”。
我曾经看过至少100种推演、检讨南京会战的文稿，人所熟悉部分不再赘述，这里仅讲述三点重大战术失误。
当时，参加南京会战国民革命军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负责南京外围会战部分，包括为湘军徐源泉第2军团、川军唐式遵第23集团军、粤军叶肇第66军、粤军邓龙光第83军、俞济时第74军、胡宗南第17军团、其他江防、炮兵、海军等部队。
这些部队在南京-吴福线、锡澄线约150-180公里纵深，持续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直至退往南京城区外围，配合南京城放部队进行南京保卫战。
二是负责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城防的主力部队，包括桂永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王敬久第71军第87师、孙元良第72军第88师、宋希廉第78军第36师、萧山令宪兵总队、调拨桂永清指挥的黔军何知重第103师、东北军霍守义第112师。
国民革命军看似阵容强大、整齐。
但是，根据唐生智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负责兵员统计的参谋长处长谭道平将军回忆，国民革命军参战14个师，实则总兵力仅8.1万人，其中3万人是在上海-南京临时征召的壮丁，没有任何军训。
同时，因为淞沪会战消耗、战略撤退、芜湖被日军占领，南京国民革命军势如孤军，虽然部署重炮2个营，却也弹药极为紧张。
显然，国民革命军兵力火力孱弱，极难阻挡日军陆海空强势攻击。
于是，此前建成的国防工事体系也就成为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的最后希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然而，当时国民革命军各部都是极度欠缺现代战争理念，全然不懂根据战况和任务择点抢修简易阵地、火力点、堑壕等等辅助工事，与永备工事形成防御体系，相互配合，投入作战。
当时，国民革命军匆忙抢修的辅助工事往往缺乏反斜面意识，想当然地将阵地设置山顶、棱线位置，忽略隐蔽性，更忽略斜射、侧射火力配合。
这样，刚刚开始作战，国民革命军阵地即因位置暴露而遭日军强大火力覆盖，继而被逐一打掉诸多外围的简易阵地、火力点、堑壕等辅助工事。
于是，国民革命军钢筋水泥主体常备工事、火力点失去辅助工事配合掩护，势单力孤，也就被日军分隔切割攻击，相继失守。
此外，按照法尔肯豪森及德国民革命军事顾问团设定“扩大纵深机动防御”战略，国民革命军参战部队前所未有地面临战线宽、纵深广、高机动的高强度作战，迫切需要完备的现代化通讯体系。
然而，除却教导总队主场作战，勉强配有相对完整的通讯设备，其他参战部队无论中央军、地方军往往经过几个拉锯激战，班、排、连、营等作战单位就会陷入失联状态。
如此一来，即便第88师、第87师、教导总队、第74军等国民革命军精锐，也是屡屡战术失误，最终被日军击败。
12月11日，南京国民革命军被日军完全合围，国民革命军失去了进行南京会战的两个重要战略要点，再战无益。
就此，蒋介石等人在武汉密切关注南京战事，也就认为南京会战已经实现作战目的，即刻急电顾祝同，要他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相机突围。
就此，唐生智当夜与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罗卓英、 刘兴等人研究决定全军撤退，并且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12月13日，巷战、歼灭战交织成为南京攻防战最后的惨烈一幕。
是夜，南京沦陷。
从此以后，每年此日，每一个记住抗战的国人，无不仰望这段悲壮的历史，为之神伤、感慨……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12-19 09: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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