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罗登贤烈士传略
2020-04-27 09:54:01  来源：《东北抗日烈士传》第1辑  点击：  复制链接

　　罗登贤同志(1905—1933)，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著名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东北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组织工人运动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他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打击后，仍以革命事业为重，毫不消沉，继续积极地为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英勇就义。登贤同志光辉的革命业缋和不朽的英名，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一

　　罗登贤同志，原名罗光，化名达平、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姐姐把他接到香港抚养。他姐姐和姐夫都是工人。登贤同志读了几年书后，由于姐家生活困难，十一岁就停了学，跟其姐夫进入英国资本家办的太古船厂当学徒，四年满徒后，又在该厂当钳工六年。长期的工人生活，使他饱尝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苦和帝国主义的欺凌，加深了阶级仇、民族恨，增强了爱护阶级兄弟，勇于反抗的精神。有一次，—个新徒工做坏了活，遭到工头的毒打，并有被开除的危险。这时登贤同志挺身而出，向工头说理：“你不要打他，活做坏了是我的过失，我告诉错了，该打该罚由我承担！ ”结果他虽然也挨了工头的打骂，但却保护了那个小徒工不被开除。他的这种无产阶级友爱精神，使工友们深受感动，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戴和敬佩。这时他积极领导全厂工人举行罢工，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为全工友谋得了经济利益，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登贤同志是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

　　在斗争中，登贤同志接触了一些革命者，在他们的帮助下，学习了马列主义，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于1925年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登贤同志入党后，更加努力学习和积极工作。他住在姐姐家的一间又低又黑的小阁楼里，每天晚上都点着小油灯阅读书报和党的文件，一直到深夜。

　　由于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登贤同志很快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和革命职工运动的组织者。当时他担任香港海员工会的秘书。

　　不久，上海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我爱国群众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潮。为了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著名的工人活动家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爆发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这个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统治，也使香港的经济受到巨大损失。罗登贤同志参加了这次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对罢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省港大罢工后，1926年登贤同志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担任市委的常委工作。1927年，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这时登贤同志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进行秘密工作。同年1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疯狂围攻，广州起义也失败了，登贤同志继续转入地下工作。当时的环境非常险恶，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始终坚定沉着，机智果敢，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不顾自己的危险，忘我地工作。每当发生危急情况，他都首先机警地把联络暗号撤掉，以免其他同志再误入虎口，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然后他把同志们一个个掩护走，自己总是留在最后处理党的文件。他从不慌慌张张地轻易毁掉党的重要文件，而是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次，他在香港家里和几个同志接头谈工作，他们住的是三层楼，忽然发现二楼的房间被搜查，那几个同志的手里有文件，都慌忙地烧了。而登贤同志却沉着地有说有笑，一面去掉警号，一面使劲地摆弄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过了一阵，才弄清楚，原来是警察抓吸鸦片的，根本与他们无关。登贤同志叹息地说：“这是个重大损失，以后在情况未弄清以前，最好不要先毁掉党的重要文件，因为它是我们的方向和指针。”

　　1927年底，他在香港和几个同志约好，在一天上午八时到党的机关驻地开会，研究上级指示。但过了半个小时人泽未到齐，登贤词志预料到可能出了问题，立即决定会议停止，把来的同志赶快掩护走。待他自己打算藏起文件离开会议地点时，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机警地把几张用薄纸写的文件揉成团吞进了肚里。登贤同志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的非常坚强，敌人对他进行各种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屈服。1928年春，登贤同志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罗迈同志(即李维汉同志)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曾经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纱厂、邮务、电车工人为反对开除、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同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土，登贤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中共南方局成立，登贤同志是南方局委员之一，他和李富春同志一起又回到香港工作。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月，登贤同志到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后，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二

　　1931年夏，登贤同志任中共中央代表到东北工作，这时他化名达平。不久，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武装入侵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敌人的疯狂侵略，大卖国贼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以便同日本侵略者妥协，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的出卖下，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陷入敌手，惨遭日本侵略者的血腥蹂躏。而中国共产党则坚决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决议，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

　　登贤同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领导东北的共产党组织和东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事变后的不几天，他就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桥下边一个叫牛甸子的小沙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同志的家里，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紧急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怀着满腔的义愤，坚定地对同志们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 ”接着，登贤同志又庄严地声明说：“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 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些刚毅有力的话，更加坚定了共产党人为解放祖国东北奋斗到底的决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9月21 日、10月5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并组织领导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和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11月间，满洲省委机关在沈阳遭到敌人破坏后，又组成新的省委，登贤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全东北的抗日斗争。1932年1月，由于沈阳敌人搜查紧，活动困难，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到哈尔滨。此后登贤同志就在哈尔滨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登贤同志非常重视武装斗争，他根据中央指示，在东北党内提出共产党员要下乡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号召，并于1月15日省委发表第三次宣言，号召全满洲劳苦工农群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满洲。

　　在以登贤同志为首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与号召下，东北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用各种方式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如哈尔滨电业工人，长春砖窑工人，沈阳兵工厂工人，抚顺、鹤岗、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工人和中东路、呼海路、吉沈路工人都举行过反日大罢工和其它抗日活动。磐石、珠河等地的农民曾多次举行反日大示威，东满各地的农民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暴动。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爱国青年学生也进行了罢课斗争。

　　与此同时，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积极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终于发动了群众，点燃起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先后发展和创建了许多支游击队。登贤同志还派出许多党的负责干部，如杨林、周保中、杨靖宇、金伯阳、赵尚志、冯仲云等同志，到义勇军、救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去担任领导工作。他们坚持了觉的抗日救国主张，反对动摇、投降，争取和团结了真正的抗日力量，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在东北艰苦奋战十四年的抗日劲旅。

　　登贤同志在东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恐惧，有几次他到沈阳去工作，差一点遭到逮捕。但他仍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忘我地工作。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他特别关心和热情帮助同志们思想进步，使他们能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他经常在省委秘书处即冯仲云同志的家里开会和写文件。仲云同志的妻子薛雯同志是省委内部的交通员，由于她年纪轻，登贤同志就抽空讲一些革命道理开导她：“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从实际工作中去提高。”他还拿自己的成长做例子说：“就拿我来说吧，我原来是一个学徒，没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的帮助下，我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以后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工作。在这些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作一些工作。”

　　登贤同志工作非常勤奋，有些重要文件他还亲自动手刻印。1932年春初，登贤同志和负责军委工作的赵尚志同志，准备组织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哗变。为了保密，有关哗变的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就在南岗河沟街冯仲云同志的家里，用石印机印刷。登贤同志用毛笔写好后，由赵尚志和薛雯同志印，冯仲云同志在窗前放哨。石印机声音大，登贤同志就用脚使劲踏地板，以掩盖印刷机的响声，机智地完成了印刷任务。

　　登贤同志那种倔强、坚毅、冷静、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对当时东北党内的许多干部有着很好的影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

　　登贤同志被派到东北工作期间，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并继续发展的时期。这条错误路线给东北的革命斗争造成很大损失。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应是领导东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而不是继续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以登贤同志为首的东北党组织的这一正确主张，是完全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的，但却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在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东北党组织受到攻击和批判，被扣上“北方落后论”和 “满洲特殊论”的帽子。登贤同志在“北方会议”后不久，也被撤了省委书记职务，并于1932年12月间调回上海。

　　登贤同志的党性是很强的，虽然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撤掉职务，但他并未消极退缩，仍继续积极为党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职务。

　　在上海，他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很快就组织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同时还组织铁路工人反对国民党运兵围攻红军的斗争。

　　1933年3月28日下午三时，登贤同志在去上海公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九号参加全总秘密会议时，由于叛徒、原全总秘书长王其良的告密出卖，不幸和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同志一起被国民党特务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关押于老闸捕房，进行秘密审讯。登贤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致否认了他们的革命身份。

　　3月31日午后三时，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罗登贤、廖承志等同志进行了所谓“公开审判”。在敌人的法庭上，又高又瘦的登贤同志昂首辑胸，怒视着伪法官，闭口不语。这时敌人又放出另一个叛徒张汉卿出庭对证，这个无耻的败类，象条疯狗似的狂犬乱咬，指证了登贤同志的身份和党内职务，并诬告登贤等同志的所谓“罪行”。伪法官按叛徒的指证，叫登贤同志供出他的“反动言行”。登贤同志怒不可遏，严厉地痛斥伪法官说:“你们加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以25年帮助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同日本强 盗作战。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登贤同志义正辞严，批驳得伪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赶忙摇铃制止登贤同志的控诉，并在旁听公众的不满声中狼狈不堪地中止了“审讯”。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庭强行宣判，把登贤和廖承志等同志解送上海市公安局。

　　敌人对爱国者的无理迫害，引起了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为了营救登贤等被捕同志，宋庆龄先生于4 月1日在上海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号召各界人士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界柄证。”同时对登贤同志的坚强不屈精神给予了热情地赞颂：“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 最后宋庆龄先生还大声呼吁：“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敌人在一片抗议声中更加慌恐，于4月2日急急忙忙将登贤同志解送到南京，关进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

　　进入杀人魔窟，登贤同志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那些凶艰的刽子手，把他的双手吊起来，用皮鞭狠抽他的全身，又用铁杠压他的双腿，但他没有一句口供。灭绝人性的凶手们又往他的鼻子和嘴里灌煤油，呛得他口鼻喷血，昏死过去。凶手们用冷水把他泼醒，他还是咬定牙关，不说一句话。敌人又用火针刺他的手指，最后竟对他用了残酷的电刑。他还是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半点机密。

　　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派赴南京营救登贤等同志的代表宋庆龄先生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登贤同志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鱗伤，但仍然挺直胸膛，坚定地对朋友们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无产阶级。”

　　敌人看到用酷刑不能压倒登贤同志，就改用阴险的收买利诱手段，并派叛徒对他劝降。登贤同志大义凛然地痛斥叛徒，并和同室的难友把叛徒打的抱头鼠窜而去，使这些革命的败类再也不敢到他的囚室里去。登贤同志坚定地领导狱中同志和难友向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向看守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

　　6月，敌人把登贤同志从警备司令部又解送到另一处更加凶恶的魔窟，对他连续进行极其残酷的秘密刑讯。

　　8月初又解回警备司令部。在牢狱里，他不仅遭受非刑拷打，还经受非人的生活上的折磨。每天吃的都是发了霉、掺着砂子的糙米和无油无盐的苦菜汤。再加上苍蝇叮蚊手咬，登贤同志的刑伤全部溃烂，身体更加祜干消瘦，但他的坚强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8月29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决定秘密杀害登贤同志。当他被提出监狱时，他瞪着两只闪闪发光的眼晴，怒视着敌人，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说，登贤同志大义凛然地回答:“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就这党的忠诚战士罗登贤同志，昂首挺胸站在雨花台上，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八 岁。

　　登贤同志牺牲后，在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论坛》，于同年11月30日刊载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片辉灿烂的》重要文章，深切地悼念登贤同志，并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罗登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罗登贤同志永垂不朽！

　　(温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