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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烈士传》——赵尚志烈士传略
2020-06-20 15:19:28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时期,在东北人民中素负盛誉的“南杨北赵”,就是指南满的杨靖宇、北满的赵尚志。他们二人是最受人尊敬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将领,杰出的民族英雄。

  赵尚志(1908一1941),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革命。他从创建珠河游击队开始,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在抗日战场上,他有勇有谋,威震北满,使敌人闻风丧胆;在原则问题上,他尊重实际,无私无畏,勇于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在敌人的囚牢里,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服于任何敌人的英雄气概。

  赵尚志是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人。1908年10月26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全家十口人全靠父亲教私垫和长兄种地维持生活。

  1917年初,赵尚志父亲因参与打死过几个作恶的官兵,被迫背景离乡,外逃避难。赵尚志的家也被官兵洗劫一空,房屋被烧毁,全家人只好住在亲戚家的一间马棚里,过着悲惨的苦难生活。

  1919年,随父亲和全家一起来 到哈尔滨。赵尚志的父亲经同乡介绍,在资本家吕家大柜当帐房先生。赵尚志这年才十一岁,也不得不走上社会去谋生,他当过学徒、杂役、信差,受尽了资本家的凌辱和欺压。这一痛苦的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反抗的火种。

走向革命

  赵尚志曾跟随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家境稍有好转,他经过半年补习后,于1925年2月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赵尚志深知自己上学读书之不易,所以他学习特别勤奋。他受十月革命和“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学校里串联一些进步同学秘密组织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谈论救国救民的道理。同时,他还与工大、医专、法大的进步学生经常来往,因而,通过工大的进步同学吴宝太结织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吴丽石和负责青年工作的彭守朴。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东北各大中城市的爱国青年冲破反动军阀的严密控制,纷纷起来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赵尚志在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斗争中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向彭守朴表示坚决要求入党。彭守朴在介绍赵尚志入党给吴丽石的信中写道:“赵尚志年纪虽然小,但斗争性很强,对主义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应批准他入党。”1925年夏,年仅十七岁的赵尚志,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赵尚志入党后,为党工作更加积极。因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在市里各学校做宣传工作,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使得全家人都为他的安危担心,他却处之泰然。有一天晚间,他一到家,比他小两岁的妹妹边哭边对他说:“哥哥,你是不是革命党?老师说是革命党抓去就得枪毙,我害怕……。”赵尚志微笑着安慰妹妹说:“不要怕,哥哥干的是好事,你要相信哥哥。”

  为了吸收更多的同学参加斗争,赵尚志在许公学校发起成立学生会组织,他被大家推选为学生会副会长。反动统治阶级把学生的革命行动视为“大逆不道”。许公学校校长熊崇煦以“不守校规”的罪名把赵尚志和另外两名学生开除出学校。

  赵尚志被无理开除后,在《黄埔潮》上看到关于黄埔军校的介绍,立即被这所革命的军校吸引住了,他决心为革命去学军事。他的志愿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这时已任中共北满地委书记的吴丽石亲自给他筹备了路费,写了介绍信。

  赵尚志到广州时,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经结束了,不再办理补考手续。但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并没有动摇他学习军事的决心。他天天都到学校去恳求入学。他的行动感动了学校的革命教师和领导,终于接受他为第五期入伍生。赵尚志的文化基础较差,体质也较弱,但他能够刻苦学习锻炼,各门学科和技术课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还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课外政治讨论会,发表意见有独立见解,因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他加入了我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支持下的军事封建法西斯组织——“ 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反苏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后,黄埔军校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员的排斥和迫害也步步加紧。这年5月,赵尚志毅然退出了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投入到反帝反军阀的火热斗争中。

狱中的斗争

  1926年夏,赵尚志到中共北满地委工作。开始,他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后到双城从事建党工作。不久,根据北满地委决定,他到长春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他又和国民党员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魔爪也伸到了东北,通过吉林省党部负责人董海平把持印章,限制赵尚志等共产党人的活动。为了摆脱国民党右派的控制,赵尚志到长春日本租界另刻了一枚省党部的印章。此事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1927年3月2日奉系军阀驻长春宪兵分所就将赵尚志逮捕入狱。

  赵尚志被送进吉林第一监狱,遭到了酷刑拷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敌人法庭上,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分;在狱中,他利用各种办法去团结教育同监难友,组织他们进行斗争。

  这个监狱的典狱长对收监人员实行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压榨,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遭到严重摧残。赵尚志摸清了情况,经常对看守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同时,他组织同监难友利用省长派人视察监狱的时机,开展了要求改善待遇、反对克扣伙食的绝食斗争,迫使吉林省长张作相调走了王典狱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敌人为了向收监人员灌输封建主义思想,以便使之“改邪归正”永做“顺民”,监狱中规定每周上一次“教悔课”。每当“教悔师”讲课时,赵尚志总是有针对性地给予质问。有一次,他一连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狱犯不犯罪?他的话讲得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博得难友们的赞赏。经过多次辩论后,那位“教悔师”不但没有使赵尚志“改邪归正”,反而使自已弃恶从善,毅然站到了革命方面来。此后,他利用合法身分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活动。赵尚志出狱后,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2月,东北军阀改旗易帜后,释放了狱中的国民党员,而对赵尚志仍作为赤色分子监禁在狱中,并于1929年3月押送到南京。在审讯期间,赵尚志大义凛然,始终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直到同年5月20日,经国民党南京政府令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才认定他“忠实于三民主义”而释放。他出狱后回到哈尔滨,立即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狱中斗争经过,并请求党分配工作。同年6月,他被派到中共北满特委负责学生运动。

  1930年初,赵尚志到沈阳,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到上海团中央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沈阳后,他奔走于青年学会、外交学会、东北大学、通译中学、翠升艺术学院及银行等单位,组织讲演会,举办团干部学习班,发动进步青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投靠蒋介石以后,通过舆论工具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妄图削弱人民群众反帝的斗志。同年4月20日,奉天(沈阳)外交学会举办讲演会,主讲人苏向达在讲演中把美国吹嘘成“天堂”。为了揭露他们的欺骗宣传,争取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散会后他们被便衣跟踪。接着,宪兵侦缉队出动,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由于同时被捕的杜兰亭叛变,“赵尚志的身分被暴露。

  敌人妄图从赵尚志口里得到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的情况,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卑鄙伎俩。宪兵侦缉队长雷恒武,先用花言巧语哄骗赵尚志说:只要你交出党组织的情况,承认自己“年青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立即释放你。赵尚志当即严词斥问:青年人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雷恒武理屈词穷,十分尴尬。最后,他凶相毕露,动用了各种酷刑。赵尚志没有屈服于敌人的严刑拷打,他破口痛骂雷恒武是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封建军阀的忠实走狗。雷恒武的软硬两手都失败了。当场目睹此种情景的看守甚为敬佩赵尚志,在背后说:“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不久,张学良派秘书来劝赵尚志说: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要学习,可以派你到日本留学;要当官,可以安置好差事。赵尚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爱国青年,国难当头,救国的事业我要坚决干到底!

  不久,敌人又把赵尚志和同案被捕的人押送到军法处继续折磨。并由军法处长阎百川、侦缉队长雷恒武、司法科长王冠山及教育厅特派员等几个反动头目出面审讯。军法处长刚开口,赵尚志当即控诉侦缉队非法捕人、强迫划押的野蛮暴行。敌人不甘心败阵,用叛徒杜兰亭出庭作证。赵尚志大义凛然地痛斥了叛徒,使杜兰亭不敢当面作证。敌人气得暴跳如雷,狠狠地打了杜兰亭一记耳光,不得不狼狈收场。敌人束手无策,只好把赵尚志送到沈阳第一监狱未决监里继续关押,将此案搁置起来。

  被关入第一监狱后不久,赵尚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根据省委指示,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当时,狱中流行瘟疫,眼看着狱中难友不断死去。面对这种情况,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赵尚志等三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对省委互济会和各家送来的钱、药和生活用品都统一管理使用。赵尚志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竭尽全力对重病号给予无微不致的关怀,终于使他们战胜了疾病,恢复了健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中央和满洲省委派人营救之下,赵尚志走出了监狱,在隆隆的炮声中杀向了抗日的战场。

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2年春节前夕,赵尚志回到了哈尔滨,便急速地找到刚从沈阳转移来的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分配工作。省委决定赵尚志任省委军委书记,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重任。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辽宁、吉林,正向北满的心脏——哈尔滨推进。退至哈尔滨的吉林军李杜等部和护路军丁超的部队,在哈尔滨市各界人民的呼吁下,联合起来组成了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二月初,自卫军在双城、阿城、香坊、三棵树等地同日伪军发生激战。终因自卫军领导人的动摇,内部矛盾加剧,被日军击败,从而,东北最后一座大城市哈尔滨沦陷。我党原来设想的在哈尔滨保卫战中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计划未能实现。形势的发展,促使东北党组织认识和提出了到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

  1932年春,由于我党的影响,在北京上大学的东北籍学生张甲洲、张文藻等人,返回家乡,在巴彦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于同年5月派赵尚志作为省委代表去这个部队工作。赵尚志发现这支队伍不是依靠工农,而是利用地方社会关系联合土匪拉起来的,虽然人数发展到七百多人,但其中“绿林好”匪股势力很大。赵尚志对张甲洲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劝他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改善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建议成立司令部直属的教导队,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张甲洲一度接受了赵尚志的建议,聘请赵尚志为参谋长。于是,赵尚志首先帮助张甲洲成立约二百人的教导队。还成立了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久游击队攻进巴彦县城,这时“绿林好”和劣绅地主相勾结,企图分裂抗日队伍,准备投降。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把游击队的主力转移到东兴县。“绿林好”勾结地主武装和红枪会攻打教导队。因为游击队的领导缺乏经验,又加仓促应战,遭到严重损失。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受了重伤。此后,他根据省委的指示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从此,这支队伍高举抗日大旗,转战于呼兰、绥化、兰西、安达、明水等县,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没收恶霸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队伍又发展到二百多人。但张甲洲对整顿队伍不满,在暗地里拉拢亲信,排斥赵尚志等党员同志,导致内部混乱。当队伍活动到铁力时,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而瓦解。1933年春节前夕,赵尚志只带十来个人返回哈尔滨。

  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通过“北方会议”把“左”倾路线推行到东北,满洲省委错误地认为赵尚志持有满洲“特殊论"观点,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完全是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因而强令赵尚志深刻检查。由于赵尚志据理申辩,竟被开除了党籍。斗争的挫折,党组织的抛弃,使赵尚志的心情颇为沉重。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

  尽管如此,他为抗日献身的坚强意志依然没有丝毫的动摇。1933年3月,他从哈尔滨来到宾县参加了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当了一名马夫。有一次孙朝阳部处于危急时刻,赵尚志挺身而出,提议以攻为守,主动进攻宾县。结果不仅使部队转危为安,而且获得了胜利。事后,孙朝阳任赵尚志为他的参谋长,受到孙部官兵的信任。

  在孙朝阳部队中,赵尚志遇见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派去工作的李启东同志。他两人同心协力又对孙朝阳部队进行大量工作。这期间,赵尚志总结了巴彦游击队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开始研究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策略问题。他生动地指出:和日军作战,要有自己的打法,不能硬拼。“如果硬拼下去,那是‘红胡子’打官司,没有个赢。要打胜仗就必须是穷棒子娶媳妇,凑合破烂家当儿办大事。要用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办法,打游击战。”他把游击战争、团结抗日、党的领导作为克敌制胜的三件法宝后来反复宣传并积极执行。正当赵尚志和李启东同志在孙朝阳队内组织起一支骨千队伍而积极工作的时候,孙朝阳中了日军奸计被诱捕而投降了日寇,其同伙阴谋乘机杀害赵尚志同志。在这紧要关头,赵尚志得到反日群众王德全的报告,便和李启东、李福林、李根植等七人携带挺机枪和十一支步枪逃出孙朝阳部队找珠河县委去了。

  赵尚志在珠河县委听到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传达,特别是听到从中央苏区回来的老陶同志关于中央苏区和红军发展情况的报告,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决心以中央红军为榜样,组织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与东、南满的兄弟队伍并肩作战,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3年10月,中共珠河县委在三股流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选举赵尚志为队长,队员十三人,有一挺机枪和十三支步枪。哈尔滨反日总会代表和珠河县委代表参加了大会,祝贺珠河反日游击队的诞生。赵尚志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我们珠河游击队的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为武装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出东北,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

  珠河游击队宣布执行磐石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贯彻执行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群众工作。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三股流、石头河子、板子房等地建立游击根据地。赵尚志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发展壮大游击队,他率领队伍缴了东西五甲、张家湾警察所的枪,召开群众大会清算了三道河子、板子房、三股流的汉奸走狗的罪行,审判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亲日走狗王福山。他还领导游击队打退了日伪军“讨伐”队的两次进攻,击毙了日军“讨伐大队长以下几十个人。年底,又解除了宾县七区自卫团长刘祥林的武装,得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三支、马十三匹、子弹数千发。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斗志昂扬,英勇战斗,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发展到七十余人。

联合抗日壮大武装力量

  珠河反日游击队威震哈东地区。广大工农群众把这支队伍看成自己的希望和依托,义勇军中的爱国士兵也非常敬佩游击队,纷纷投奔游击队。敌人则把游击队视为“北满治安的最大祸患”,对其进行疯狂的“讨伐”。敌人为了分化瓦解抗日部队,提出“专打游击队,不打义勇军"的口号,并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赵尚志。

  1934年春,为贯彻执行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抗日队伍,赵尚志提出了在反日到底、没收敌伪财产、武装群众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反日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经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珠河游击队联合了大批反日武装。3月底,赵尚志率队到珠河道北,召开了“爱民”、“清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二十多名义勇军和山林队首领的会议,共同协商通过了“在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的通令”,成立了哈东反日联合军司令部。会上一致选举赵尚志为司令。从此以后,珠河一带的各反日部队纷纷前来加入联合军。赵尚志率领游击队和联合义勇军各部队,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缴了日伪警察所,拔掉敌人据点,清算汉奸走狗,巩固和扩大了珠河游击根据地,并通过联合作战,教育和锻炼了义勇军队伍,改善了义勇军和群众的关系。

  为了增强联合军的战斗团结和扩大队伍准备武器,同年5月,赵尚志率领游击队和义勇军各部共一千多人,攻打宾县县城。联合军部队在木炮的炮火掩护下,攻进城里同敌人展开卷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用步枪击落敌人飞机一架,缴获敌人大量枪支弹药。

  接着,赵尚志又率领游击队和联合军共三百余人,到宾县三、四、五区开辟游击根据地。队伍在三岔河遭到来自珠河、宾县的日伪军七百多人的攻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赵尚志沉着指挥部队应战,利用土墙和炮楼等做掩体,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打得敌人尸横遍地。三岔河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区群众,人们纷纷传扬游击队的胜利消息。从此,赵尚志和珠河游击队的声威远震哈东地区。

  同年6月28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张寿(李兆麟)任政委,下设三个总队,九个大队。队伍改编后,赵尚志率第一总队和义勇军部队在宾县一带活动,张寿钱率第二总队在铁道南活动,韩光率第三总队在铁道北活动。

  日本侵略军凭借武力消灭反日游击队的企图落空后,就采取了毒辣的手段:派遣奸细钻入游击队和联合军中,散布谣言,破坏我游击队和联合军的团结,并伺机谋杀干部。义勇军首领“黄炮”在敌人的诱惑下,背叛抗日盟约,勾结地主豪绅,杀害反日会员,破坏群众组织,掀起了一股投降逆流。

  赵尚志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之后,决定以更大的战斗粉碎敌人的阴谋,并在战斗中纯洁内部,巩固游击队和联合军的团结。他指示侯林乡自卫队,联合武术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叛军“黄炮"部队,又逮捕了汉奸、特务,召开群众大会审判处决了他们,从而制止了投降逆流。同时,为了狠狠地惩罚敌人,赵尚志组织联合军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8月的一天,太阳西下,一场雷雨刚过,赵尚志亲自率领队伍,迅速到达九站至蜜蜂间的一个地点,立即拆掉两条铁轨,使一列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军用列车脱轨翻车。游击队消灭了随车的全部日军,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据敌伪材料统计,仅在8月1日至8日,赵尚志率队共袭击车站九十一次,翻车十六次,毙敌四十六人,伤一百零二人,使敌人直接损失一百三十万元。敌人哀叹“满洲交通变为地狱”。

  同年中秋节前夕,赵尚志又组织了攻打五常堡的联合作战。五常堡是哈南重镇,四面围着土墙并设有炮楼,驻扎五百多日伪军。以我游击队为主力的联合军一千多人攻城,地方青年义勇军在哈尔滨一一五常公路上进行阻击打援。我游击队发起进攻,从北门攻入城内,占领三个炮台,展开巷战。激战至半夜,敌守备队仓慌逃跑。游击队缴获九十多支枪和大批子弹,并得到大量布匹、胶鞋、面粉等物资。我游击队在城里散发传单、处置恶霸汉奸之后迅速转移,安全渡过牡牛河。敌援军赶到也未敢追击。

建设哈东游击根据地

  珠河游击队创建初期,就学习了中央苏区的经验,在珠河的铁道南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铁道南的三股流是哈东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设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印刷厂等等。原来的一个穷山沟,完全变了样,呈现出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发展生产的一派令人振奋的革命景象。

  游击队每次打了胜仗,那里都要召开几百人、上千人的群众大会进行庆祝。每遇这种场合,赵尚志就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鼓舞他们的胜利信心,号召他们团结抗日,夺取更大的胜利。在赵尚志身教言传的影响下,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注意做群众工作,他们一到住地就跟群众一起下地劳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游击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群众把游击队看做子弟兵,妇女们为游击队烧水做饭、缝缝洗洗,青年义勇军和儿童团员替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真是军民亲如一家。赵尚志在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他的吃、穿、用和战士完全一样,毫不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帮助群众劈柴、推磨,跟群众唠家常,深受群众称赞和爱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东游击根据地扩大到包括珠河、宾县、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东西二百多里、南北三百五十多里的大片山区。在这基础上,于1934年7月,成立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经各地代表推选,吴景才任总会长。仅在珠河根据地就有自卫队员五千多人,青年义勇军一千多人。这些不脱产的武装队伍,不仅在配合哈东支队主力完成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游击队输送了大量经过训练的队员,成为游击队的可靠的后备力量。根据地的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到处喜气洋洋,歌声嘹亮,充满着革命的热情。这与敌伪统治下人民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民群众自豪地称根据地为“红地盘”,而称敌人统治的地区为“白地盘”。

  敌人极为仇视赵尚志领导下的哈东支队及其根据地,妄图将其毁灭在摇篮之中。1934年11月,敌人以驻哈日军守备队为主力,调动伪第四军管区所属的诸旅、邓团、王团以及伪警察大队等二千多人,包围哈东游击区,切断交通要道,实行分片进攻,各个击破的战术,妄想把我游击队消灭在根据地里。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赵尚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把游击队的一部分部署在游击区内各处,袭扰来犯之敌,使敌人到处扑空,枉受疲劳。而另一部骑兵主力则由赵尚志率领,越过威虎岭北上,到方正、延寿一带扰乱敌人,威胁其背后,并进行休整。当进攻根据地的敌人精疲力尽、进退两难时,再返回根据地消灭敌人。由于赵尚志的正确指挥,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次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最大的一仗是肖田地战斗。在赵尚志率队返回道南根据地途中,在肖田地突然与日军望月部队二百多人和伪军邓团三百多人相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敌人具有优势的火力并占据有利地势,我军处于危险的处境。但敌人疲惫不堪,动作迟缓,而我军刚经过休整,士气正旺。敌人向我发动几次冲锋,都被打退。这时敌人采取包围阵势,进行远距离火力交锋,我军也开始出现伤亡,赵尚志左肩受伤。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关头,赵尚志组织三名勇敢的战士,带着三十多匹马从日军和伪军衔接的薄弱地段强行突围。敌人以为我军全部突围,便集中火力射向马群,并发动追击。这时赵尚志率军向敌人背后猛攻,一举击溃敌人队伍,我军安全突围。这次战斗消灭日伪军一百一十多人、白俄警察二十多人。日军望月司令官看到我游击队在战斗中机智果断、转败为胜的情景,惊叹地说:“其中必有名将指挥!

  一年多来,在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的斗争中,赵尚志坚定地依靠党的领导,经常向珠河中心县委汇报工作。县委也非常了解赵尚志,多次向省委请求恢复赵尚志的党籍。1935年1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开除赵尚志党籍”,是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并且充分肯定了“赵尚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等卓越成就。“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的党籍。”

  赵尚志经受了考验,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转战在松花江两岸

  根据满洲省委指示,1935年1月1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根据地青年义勇军的骨干,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先成立第一师,师长由赵尚志兼,下属三个团。天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春季“讨伐”。赵尚志把三军各团部署在游击区各地,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互相配合消灭入侵之敌。同时,他率领司令部直属的少年连越出敌人“讨伐”圈,声东击西,打击敌人。智取四道河子就是赵尚志组织得非常漂亮的一战。他利用敌“讨伐”队到处乱串,缺乏相互联系的弱点,把队伍化装成伪军“讨伐”队,大摇大摆地进入敌人据点四道河子。他派传令兵通知当地大排队头目说:“国军‘讨伐’队与赵尚志作战失利,正在向村子里撤退,快出来迎接!”大排的头目包队长真以为是伪国军来了,率大排到场院列队迎接。赵尚志率领化装成伪军的骑兵队伍来到场院,给大排队“训话”。他说:“赵尚志已经打到村里了,你们在那千什么?都是混蛋!”遂令缴械。包队长一再承认自己“失职”,哀求宽恕。就这样连续缴了四道河子、三道街、包家岗等大排武装,得一百五十多支枪。

  这时,东北民众军谢文东和救国军李华堂(谢、李后来均叛变)的队伍为避开敌人“讨伐”,到方正、延寿一带活动。他们派人邀请赵尚志去帮助改编其队伍。赵尚志为了联合他们抗日,前往方正县大罗勒密,与谢、李等人会晤。经与他们协商之后,决定以三个条件为基础,三军为核心,联合谢文东、李华堂、祁明山的队伍,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大家推举赵尚志为联合军总指挥。同年3月11日,赵尚志指挥联合军七百多人攻打方正县城。当时城里只有二百多日伪军。我军包围县城后,首先突破敌人坚守的东门,攻进警察署,将其全部缴械,烧毁日本人参事官的住宅,然后撤出县城。这次战斗后,敌人不得不撤回“讨伐”队去守卫城镇。

  1935年夏,敌人在哈尔滨召开北满六省治安肃正会议,决定两年内滨江省建立一千七百九十个“集团部落”。驻哈日军岩越部队长调集大批日伪军和警察大队首先进攻我哈东游击区。敌人又组织了以各县伪县长和日本人参事官为头目的“治安工作班”,配合“讨伐”,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敌人疯狂地放火烧毁根据地的所有房屋,强迫群众移居到戒备森严的大屯里。我根据地一片血海烟云,道北的许多村屯被烧光,沿山区几乎没有人家。敌人烧完道北,又开始扫荡道南,眼看根据地将被化为灰烬。在这紧要关头,珠河中心县委执委会于9月10日在道南召开会议(赵尚志出席了会议),作出了《目前哈东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赵尚志根据会议精神,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吸收地方青年义勇队中的骨干,将三军原有的三个团扩编为六个团。同年10月,赵尚志率领三军远征队到达大罗勒密山区,在那与先遣的一团会合,并前往五道河子会见了与一团共同活动的四军军长李延禄,在四军军部看到了《八一宣言》等文件。三军司令部在勃利县青山里山沟开会研究了这些文件。会后,赵尚志率领三军主力北上,与汤原游击队会合,扩大和巩固了汤原游击根据地。帮助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錢任政治委员。1936年1月,又召开了北满抗日部队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錢、冯治纲、李华堂、谢文东等。这是北满地区抗日部队领导人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东北(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选举赵尚志为总司令。

  汤原根据地得到巩固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江北游击区,1936年春,赵尚志率三军五、六团和总司令部开始向木兰、东兴、庆安、铁力、海伦等地区远征。4月初,远征部队首先攻打了舒乐镇。舒乐镇地处交通要道,北通汤原,南至依兰,西往通河,镇里驻有日军守备队一个排,还有伪军和警察二百多人。赵尚志派人详细侦察敌情之后,组织了七十人的手枪队化装潜入街里,封锁了守备队、伪军、警察队的驻地。中午十二点,里应外合发起进攻,歼灭全部守敌,俘虏日军三十多人,伪军八十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拔掉了敌人在江北的一个重要据点。赵尚志率队继续西进,到达八浪河谷,缴了伪军-一个连和警察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以下大批日伪军。1936年初夏,远征部队顺利到达了木兰县蒙古山一带,在那里开展了摧毁敌人“集团部落”的斗争。在西征过程中,赵尚志收编了四十多支坚持抗日的义勇军小部队,在松花江北岸广大地区燃起了抗日烈火,与江南的三军二、三团相呼应。三军远征的胜利,震惊了江北的敌人。敌人从哈尔滨和佳木斯调动重兵集结滨北线-带,妄图消灭赵尚志远征部队。但是,赵尚志在四处出击,调动了敌人之后,悄悄地率队返回汤原根据地进行休整。

  由于赵尚志的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细致的组织工作,这一年,三军在战斗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在原有六个团的基础上扩编成七个师,共有六千多人。赵尚志很注意根据地的建设,除建立巩固的汤原根据地之外,在大小古洞、八浪河谷、帽儿山北坡、蒙古山和大罗勒密等地都建立了后方密营。在有些密营设有兵工厂、仓库、被服厂、医院等,成为部队休整和训练的后方基地。赵尚志非常重视培养千部,把它看作是坚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项重要工作。因此,他办起了军政干部学校,亲自担任校长,派得力干部担任教官。这所学校为抗联三、六、九、十一军培养了许多干部。此外,他还派于保合办了无线电学校,培养无线电通讯人员。

  赵尚志还积极帮助六军迅速地成长起来,当时,以三、六军为核心,团结了近两万人的北满抗日队伍,转战在松花江两岸的三十来个县,把北满的抗日游击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

在珠汤联席会议上

  1936年,在北满的抗日斗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于8月1日,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下属九个师。赵尚志仍任军长。

  但是,赵尚志领导的三军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新情况。这就是由于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对满洲省委的领导关系被中断。因此,东北的工作不得不受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的指挥。

  王明、康生把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陆续调到莫斯科进行审查,到1935年5月满洲省委的最后一任书记杨光华离开东北后,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中断,出现了组织混乱的局面。同年6月3日传来王明、康生签署的《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接着,又发来11月26日的《吉东特委补充信》和1936年3月12日的《中央驻东北代表信》。

  三军党委和赵尚志在一段时间里,曾执行了上述指示,结果吃了苦头,遭受很大损失。因此,三军在实际工作中不得不采取一些与上述指示不同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却被王、康当做“左”倾路线而遭到批判。这时,三军党委和赵尚志痛感不能盲目服从,需要重新研究《王康指示信》。

  在赵尚志提议下,经过各方面的协商,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军、六军党委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冯仲云、张兰生、朱新阳、夏云杰、白江绪。黄吟秋和李熙山列席会议。会上,赵尚志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北满抗日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之后指出,《王康指示信》所提出的保存力量、等待大事变的总策略,是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源;后来的补充信发展了这个右倾思想,曲解党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一系列的消极退守策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康主张“不能并提反满抗日”并把满军说成是“难得的同盟军”。所以,赵尚志缴满军武装和组织满军哗变,被指责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赵尚志指出,满洲国和满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驱逐日寇和推翻“满洲国”是不可分离的,抗日必须反满。满军整体是属于敌人营垒。而不是抗日的“同盟军”。向满军官兵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争取他们同情抗日是应该的。但对满军亲日和反人民的罪行必须揭露。对那些专门以我军为敌的靖安军“讨伐”队则必须坚决打击,缴其武装。

  王、康为保持统一战线,主张对准备投敌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也只能向他们宣传“不要投降送死”的道理。甚至对已经投敌的,还要向他们宣传投敌后不要进攻我军。而把三军对投降队实行武装缴械指贵为破坏统一战线。赵尚志坚决反对这种混淆抗日和投敌的界限,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观点,主张对那些动摇投降的队伍要揭露其反动头目的投降阴谋,发动群众制止投降;对不听劝告坚持投敌的,就要缴其武装,并发动群众处理反动头目,以巩固抗日队伍。

  赵尚志主张,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一切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不能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日是民族的最高利益,要坚定地站在反日斗争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处理问题。历史证明,不反对“满洲国”,希望十几万满军成为抗日同盟军,只是异想天开。

  在根据地问题上《王康指示信》指出:为了保存实力,要离开原地。对敌人的归屯并户政策,要说服群众进大屯,在大屯内安置抗日人员当保、甲长,以保持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赵尚志认为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是割断我抗联和群众血肉联系的一种毒辣的手段。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去粉碎集团部落,那么我们不过两年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历史事实确实是如此,由于执行王康的错误指示,敌人顺利地实现了并大屯的地方,保甲长基本上都是敌人豢养的走狗。这些坏蛋在大屯内,残酷地镇压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敌人又派出大批警特,并组织自卫团进行严密的封锁,使我抗联失去群众基础,不得不进入深山密林之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统一了认识,二致赞同对《王康指示信》的批判,并通过了政治决议案。会议又根据当时北满的实际情况,为了加强北满党组织的集中领导,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会议选派朱新阳为代表携带会议文件去莫斯科,向王明、康生汇报了珠汤联席会议的情况和赵尚志的主张。结果,遭到王、康的严厉批评。后来,在东北又展开了一场反对赵尚志;“左倾机会主义反党错误”的斗争。

远征黑嫩平原

  根据北满省委常委会的决定,为了粉碎敌人妄图把抗联三、六军聚歼在汤原根据地的毒谋,三军主力要跳出敌人包围,转为外线作战,开辟黑嫩平原新游击区。1936年9月底,赵尚志派李熙山率领一师先遣队开往铁力准备给养。11月份,二、三、九师也先后到达铁力附近开展活动。不久,赵尚志率领司令部直属少年连和一、五师一部分混编的骑兵队五百多人开始远征,12月到达铁力境内与先头部队会师。铁力、庆安地区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快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7年初,赵尚志又率领少年连和九师一团二百多人继续西进。队伍一直拉到海伦冰倘子附近,在几处木营休息。这时,群众报告:有八百多名日伪军进山“讨伐”。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赵尚志仔细观察我方所处有利地形后,果断地决定打个伏击战,消灭这股敌人。他从山口到谷底把兵力布置成一个口袋阵。派一个班守在山口外边的一所旧房子里。等敌人接近时,就边打边向谷底退却。敌人完全按着赵尚志的预料,从上午九点开始不到一小时就都进入“口袋”。顷刻,赵尚志的指挥枪打响了,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沟里和山口都是冰川,敌人无藏身之处,被我一批一批地消灭掉。活着的敌人有的爬在冰上不敢动,有的调过头往回爬。敌军官疯狂嚎叫着命令士兵冲锋。但刚从地下爬起来就被我军打倒了。在赵尚志指挥下,战士们打得勇猛顽强,战斗持续了一天。天黑前,我军发起冲锋,一些敌人因在冰上爬了一天,已冻得站不起来,我军顺利地获得全胜。这次战斗消灭敌人三百多人,其中有日军指挥官七人。这就是北满著名的冰緔子战斗。

  赵尚志指挥远征部队乘胜前进,到达龙门附近炭窑,又接到群众报告:载有日军的三十张马爬犁进山“讨伐”,从这里路过。赵尚志当即把部队埋伏在道路两侧进行伏击,一举歼灭日军丘井大尉以下二十多人。这时,敌人出动飞机从空中追踪赵尚志的部队,连续几天轰炸扫射并派兵堵击。我军机动灵活,巧妙迂回,甩掉了敌人。

  赵尚志率领的远征队伍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行进在林海雪原里,爬冰卧雪,忍饥耐寒。粮食断了,指战员们以马肉充饥,他们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无数困难。后来,赵尚志率队到达逊河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部队损失较大。于是,他决定把一部分队伍留在铁力、海伦一带继续开辟新区,自已率主力撤回到汤原根据地。

  在半年多的长途远征中,赵尚志率队英勇奋战,从松花江边到黑龙江岸,纵横千里,大小百余战,攻击二十多个村镇,歼敌一千一百多人。这次远征打破了敌人原定的对宾、木、通、汤、依五县的“讨伐”计划,迫使敌人调重兵去哈北线和黑龙江岸,从而保住了原有根据地,并减轻了活动在松花江南岸的抗联各军的压力,也为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打下了基础。

战斗到最后一息

  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艰苦时期,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一年来,北满省委和赵尚志六次派代表去找中央,请示有关路线、策略、军事计划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但他们都是一去不返,毫无音信。1937年末,六军二师师长陈绍滨从苏联带来消息,说苏军要求北满派主要负责人去苏商讨重大问题。北满省委对此极为重视,立即在依兰东杨家沟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赵尚志为北满省委代表去苏联。

  但是,1938年1月,赵尚志越界后,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苏方竟否认邀请北满代表一事,并怀疑赵尚志冒充代表而把他关押起来审查。

  一心想来找中央关系的赵尚志,遇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多次做过解释、申辩,甚至提出过抗议。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一年半。直到1939年6月,苏方才向赵尚志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并向他转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任命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赵尚志立即组织了当时在苏的东北抗联人员一百多人,建立一支精干的武装队伍,并任命戴洪滨为总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于同年7月回到东北。

  赵尚志率队回到东北后,立即投入了战斗。第一仗打了乌拉嘎金矿,缴了矿警队,吸收一部分工人参军,扩大了队伍。部队带着缴获的武器和面粉等物资转移到山里。不久,又打了日本测量队,缴获了测量仪器和图纸。队伍进到汤原县马把头“碓营”时,赵尚志决定分兵活动,成立一个绥滨游击团,由刘风阳率领四十余人去绥滨活动,其余一百来人由总队长戴洪滨率领西进,司令部只留下十几个人。与此同时,赵尚志派姜立新同志去找北满和吉东负贵同志前来开会,商讨重整抗日阵容,开展抗日斗争等重大问题。

  不久,司令部转移到梧桐河沟里。9月中旬姜立新回来,赵尚志得知北满省委的某些人,在他过界去苏后不久,就发动了反赵尚志的斗争,批判赵尚志反对《王康指示信》的所谓反党“左”倾错误,并同时撤了他三军军长、联军总司令职务,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等情况。这一消息,使赵尚志极为震惊,对北满省委某些领导人产生了怀疑。

  1940年春,赵尚志在中苏边境某地,会见了吉东省,委书记、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北满省委常委、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同志。经过交换意见,弄清了情况,并研究了今后的活动计划。正在这时,听到北满省委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消息。对此,不仅赵尚志感到突然,连周保中、冯仲云也感到意外。于是,周保中和冯仲云分别给北满省委写信,要求重新研究对赵尚志的处分,希望把赵尚志留在党内。

  3月20日,赵尚志给北满省委写了申辩书。他在信中说:我没有见到决议全文,因此,仅就个人现在的了解提出意见如下:

  “1939年12月以前,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见面,听到许多有关路线方面的传闻,产生了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也难免听到一些不正确的报告和不确实的消息。所以我请求党组织,重新考查材料,改变决议。”

  赵尚志恳求组织说:“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有十五年,党的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我郑重的恳求恢复我的党籍。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希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

  的确,北满省委的某些人听信陈绍滨、尚连生(陈、尚后来均叛变)的造谣、诬告片面地以省委名义做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受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北满省委1940年6月在给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的复信中仍然说:只能取消“永远”二字,因为赵尚志对错误没有认识,不能取消开除党籍的处分。根据这种情况,赵尚志被调到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1940年底,赵尚志调苏联去开会。不久,他在那里又一次受到批判。他顶住了“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党,就是反共产国际,就是反斯大林”等大帽子,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写了长长的意见书,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他受重伤为止。

  他的党籍被开除了,职务被撤掉了。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却没有动摇。他渴望回到东北抗日前线。1941年秋,他带五个人的小分队,回东北进行活动。赵尚志一到东北就和同志们说:“我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战场上。”他要重新组织队伍,消灭日寇,为解放东北而战斗。但这时,东北的形势变得更加险恶,关东军正在进行着历时半年的特别大演习。百万敌军遍布各地,我抗联的活动极为困难。

  敌人得到赵尚志在鹤岗、汤原地区活动的情报后,立即增派驻鹤立警察大队,进行了七天的搜山“讨伐”,但未发现任何踪迹。1942年元旦期间,在驻鹤岗日军部队长林大佐的指挥下,精心策划、制定了诱捕赵尚志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敌人派特务刘德山化装成收山货的老客进山。刘在山里碰见了赵尚志。因刘是随从赵尚志的一-位战士的“老朋友”,"就把刘收留在队里。刘提供假情报,骗取了信任。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刘德山的预谋引诱下,去袭击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在到达离分驻所两公里处,刘德山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腹部受贯通伤,但他立即还击打死了刘德山。枪声一响,敌人就包围上来了。赵尚志把文件包交给他身边唯一没受伤的战士,命令他立即转移,而他自己则忍痛进行掩护。后因流血过多,赵尚志在昏迷中被俘。

  敌人把赵尚志拉到梧桐河分驻所,边抢救、边审讯。关于赵尚志最后壮烈牺牲的情景,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中有如下的记载:

  “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对他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赵尚志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英勇地牺牲了。

  解放了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

  珠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心愿,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以永久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东北烈士纪念馆,庄重地陈列了赵尚志的英雄事迹。今天,我们欣喜地告慰您,您的遗愿已经实现了。

  (金宇钟)

责任编辑:徐永帅 最后更新:2020-06-20 15: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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