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唯一影像记录者
2023-03-19 15:40:58 来源：民国大校场 文/王明智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2月13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六朝胜地石头城，一日刀光无人影。这场人间浩劫里，几乎每12秒就有一名同胞遇难。世间最悲惨的词汇，都不足以描述屠城的残酷。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仍有不少怀着人道主义的西方人士选择坚守南京，他们积极组建安全区，接济难民，开展医疗救治，竭尽所能地在日军屠刀之下挽救生命，并通过日记、书信、影像等多种方式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约翰•马吉便是其中一位代表。
▲约翰·马吉(1884-1953)
坚守危城 保护难民
约翰•马吉，1884年10月10日生于美国宾州匹兹堡的一个律师家庭，在康州完成中学学业后，1906年取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11年又在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12年，他被圣公会任命为牧师并派往中国。在中国，他结识了内地会英国女传教士菲丝••E•巴克浩司，俩人于1921年7月结婚，此后他一直在南京道胜堂传教。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日军疯狂进犯、持续轰炸所打破。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局势下，马吉与其他少数西方人士仍坚定地选择了留下来。
12月13日，日军向南京城内进逼，数名中外人士聚集在宁海路5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办公室里，讨论建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马吉担任主席，并明确了副主席、秘书等主要职务的人选。红十字会接收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伤兵医院，成立红十字会难民医院，负责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日军暴行的不间断，导致伤病员急增，与大量待医治的伤者相比，南京城内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却捉襟见肘。日军强占了伤兵医院后，整个南京城只剩下安全区内的金陵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还对难民开放。为了加大救治量，马吉和金陵大学医院合作，利用红十字会的基金，在鼓楼医院后面开设了急救医院，主要处理急诊类医疗。在前往江南水泥厂内难民收容所巡查时，马吉帮助他们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和急诊室，“还是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除了救治伤员外，马吉和牧师福斯特还负责守护难民居住的几处宿舍，与其他西方人士一起自发地在安全区内开展巡逻。为了能及时阻止日军暴行，马吉和福斯特不敢同时离开，晚上他们都居住在难民收容所附近，在地板上或是有垫子的长靠椅上将就一晚。“我与同堂牧师福斯特先生花费许多时间守卫两座房屋，这里住着我们的老百姓。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白天我们轮流站在街上，以便看管好几所房屋，而当日本兵企图进入某处房屋时，我们就可以及时跑过去(劝阻)。”
秘密拍摄 记录罪证
在繁重的救助工作之余，马吉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通过书信方式记录日军暴行。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屠杀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面对日军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暴虐行径，马吉意识到需要更直观、更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历史。于是他拿起家用摄像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进行拍摄。对于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日方也深知其是不能见诸于世的，于是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并威胁、恐吓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不要传播城内之事，严密监视外籍人士的一举一动，绝对禁止摄影、摄像。所以马吉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
马吉秘密拍下侵华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用机关枪对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扫射，街道上、水塘中到处尸横遍野。他还在金陵大学医院里拍摄了很多遭受摧残的百姓接受治疗的动态影像，如肚子上被刺了四五刀的七岁男孩尸体、被刺伤后又被浇上汽油烧伤的男子、脑壳被砍连脑浆都露了出来的伤者……此外，马吉有一辆小汽车用于接送病患，这也使得他的活动范围不局限于安全区内。他曾去过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进行拍摄，拍下了从栖霞山回城途中被烧的房屋、堆积在下关区域的尸体、反绑后被日军处决扔进水塘的中国士兵以及难民和伤者排队等候诊治等场景。这些镜头，成为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影像资料。
马吉所摄影片为黑白默片，为了让事实更加清晰，他为每个影片的每一帧画面都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解说词。例如：
2号影片(画面序号4)解说词：“这个19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7个月(准确时间是6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2号影片的幸存者名叫李秀英。最后经过统计，她一共身中37刀，昏迷了一周才醒过来。马吉到医院探望并拍摄了威尔逊医生救治她的视频，他临走时对李秀英说：“你将来会成为历史最好的见证者。”战后，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时，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活证人”，勇敢地出庭作证。1999年9月，在多方帮助下，她对侵犯其名誉权的日本右翼松村俊夫提起诉讼。这场名誉侵权案最终胜诉，李秀英也成为中国民间对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官司中胜诉的第一人。
无论是书写还是拍摄，反复回顾暴行细节对于目击者而言同样会造成精神折磨和心理创伤。尽管如此，马吉觉得“重复这些事令人恶心，但我认为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不可泯灭的事实终有一天能公诸于世。”
屠城铁证 世界记忆
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共拍下105分钟的画面，记录了这一历史真相。日军的消息封锁和虚假美化宣传令他意识到，只有尽快揭露真相，或许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谴责声中阻止日军暴行。得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吴生获准即将离开南京，马吉拜托他将电影胶片带出去。1938年1月19日，费吴生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他与一群士兵们挤在一起，感到一点紧张，“因为八卷关于日军暴行的16毫米电影胶片缝在我的驼毛大衣的衬里，其中大部分是在金大医院里拍摄的。”费吴生一到上海后就立即将这些胶片拿到柯达公司冲洗，赶制了4套胶片，他还与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一起对影像进行剪辑，配以英文标题。
1938年，在中国服务27年之后，马吉首次回到美国，他曾长途旅行讲演介绍南京大屠杀。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先生出庭作证。他的证词加上影像证据，使得日本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53年9月9日，马吉在匹兹堡去世。他在临终前曾说：“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91年8月，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摄影机。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胶片和摄影机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赞誉道：“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就包括约翰•马吉的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都对现实有着巨大的警鉴价值。铭记历史，勿忘国殇，砥砺前行。吾辈更应从伤痛中汲取经验教训，稽古振今、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3-20 09: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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