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的一天,位于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香河正男等5位日本人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正式宣誓加入新四军。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日军官兵普遍认为被俘不如战死,所以俘虏一个日本兵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像香河正男这类日军俘虏,最终能从内心深处摆脱军国主义的毒害,转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实属罕见。他们的传奇经历,不仅让鼓吹战争的日本侵略者颜面扫地,也说明了新四军当年“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原则之正确。整个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被俘的日军官兵不过数千人,而新四军俘获数量就达2022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的战果不仅来源于前线将士的奋勇,也要归功于新四军卓越的对敌宣传工作。
林植夫和敌工部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有志之士纷纷投身军旅,有的拿起枪炮上阵直击侵略者,有的以纸笔为武器,在舆论战场上与敌人针锋相对,新四军军长叶挺的老朋友林植夫就是后者的优秀代表。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又曾多次赴日学习,对日本的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加入新四军后,林植夫于1938年1月出任敌工部长一职,具体负责对日军的宣传和招降工作。他身边还有许多海外归来的同志,如王崇新、陈子谷、林滔、陈超凡等,他们有的在日本留过学,有的精通日语,这些优势在对敌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国参加新四军的华侨青年在皖南合影(1938年)
林植夫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位同学叫白泽保美,因为其林学博士的身份,被日本派去西伯利亚调查森林矿山,其实是从事间谍活动。但当他回来以后,热衷和同学们谈论的不是调查,却是赞美苏联的社会平等,显然是接受了苏联的舆论宣传。这件事令林植夫印象深刻,使他认识到宣传的意义,也让他在做对敌工作时勤于探索和思考,力求让宣传深入人心。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敌工部主要工作有六个方面内容:一是要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二是瓦解伪军;三是侦察敌情通报信息;四是争取群众;五是清除汉奸和两面派;六是在城市建立起秘密联络。成立之初,敌工部的人手和资源都比较匮乏,因此首先开展的工作是翻译前方战场缴获的日军文件、士兵日记、来往家书、信件等,为军部提供有关情报,并研究分析日军士兵思想动态。林植夫发现,日军士兵虽然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但在家信中更多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还有些诉说了恐惧战争、想离开战场的心情。由于日军多对士兵们灌输“中国军队杀俘”“支那人野蛮”等歪曲观念,所以普通士兵非常害怕被俘,经常负隅顽抗。
▲新四军军长叶挺看望被俘日军田畑作造(中)、香河正男(右)
对此,林植夫组织大家拟定了日语口号,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投降可以回家”等等,派遣会日语的同志到各部队进行教学,逐字逐句教会战士发音,以便在战场上使用。香河正男就是被新四军用这种方法俘虏的。1938年8月23日,他所在中队40多人分乘4艘船在长江上航行,在江苏丹阳珥陵镇进入了新四军老二团的伏击圈。战斗打响后日军溃散到岸上,香河正男的子弹打完了,慌乱之中正想自杀,突然听到日语喊话:“新四军不杀俘虏”,正在迟疑时就被追上来的新四军控制住,将他送到团部。在那里,他遇到了军部派来做对敌工作的陈超凡,这位新四军干部衣兜里插着钢笔,用流利的日语跟他说:“新四军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士兵一律不杀,不愿意留下的还可以发路费放他回去”。香河正男十分惊讶,这和他想象中野蛮凶狠的新四军完全两样。
对敌宣传的多样化
随着对敌政治斗争的深入,新四军的宣传手段也逐渐丰富起来,开始大量使用标语、布告,还经常制作歌曲、诗谣、宣传画等。林植夫提出了宣传的两个原则,一是形式要多,能更好地引起日军士兵的注意;二是短小精悍,口号要越短越好,文章要一目了然,只有一个中心内容,让敌人能够短时间看完。他带领同志们设计反日伪的标语、布告,要求使用流畅通俗的日文,少用汉字,即便用也要注上字母。林植夫认为,日本兵一般都有小学程度文化,能看懂不少汉字,但尽量还是用简单的日文,以保证宣传效果的最大化。这些标语、布告不但在新四军军部使用,还发放到各前线部队,在沦陷区广泛传播,对动摇日伪军斗志很有效果。
▲新四军标语口号抄件
这是一份汪伪警政部情报员收集的新四军对日伪宣传布告,由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签署,主旨有下列四项,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
1、对于敌军一切俘虏,不问其为中、日、鲜、台人,均不许杀害并须优待之。
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安全。
3、对于负伤者,不论官兵应一律医治之。
4、愿回乡者,应给以路费,愿留者应欢迎并优待之。
另一份是一张由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发放的通行证,上面用日文写了5条内容,其大意为:
1、持本通行证可安全通过防区;
2、持本通行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保证人身绝对安全;
3、持本通行证加入(我方)战斗序列可获得优待;
4、负伤者将会得到治疗;
5、如申请归国可获得差旅费补助。
日军士兵拿到这份传单以后,相当于有了一张保命的护身符,因此他们不顾上级的命令,纷纷私藏新四军的传单以备不虞。新四军在安徽博望的一次战斗中,就从阵亡的日本兵身上找到了所发传单。当时有位名叫后藤的俘虏交待,他们小分队里的人都见过新四军的传单,并自发收藏起来。
把敌人变成我们的朋友
香河正男的境遇并非个例,许多被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兵都曾受到宣传的影响。1939年一次战斗中,两名日本兵后藤勇和三谷端一是在听到新四军喊口号后缴械投降的,另一位名叫山本俊一的士兵,被新四军包围后仍不肯缴械,在看完送来的传单后,他便投降了。此外,听从新四军喊话而投降的日军就更多了,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新四军成立两周年大会上作政治工作总结,特别提到了镇江折柳桥战斗中有两名日本兵被喊话打动的案例。随着对敌工作逐步走向专业化,新四军对日伪的宣传更加细致,内容更贴近日语风格,如“家里热望着诸君回国”“不要为军部财阀而牺牲”“家里的希望不是勋章而是你们的笑脸”等等,更容易为日本士兵所接受。
▲新四军政治部领导与被俘日本士兵合影(左二为林植夫)
林植夫的对敌宣传工作如此有效,关键在于他对抗战的前景看得特别清楚,对士兵心态的理解非常深刻。他早知日本是个资源匮乏型国家,断定其无法维持长久的侵略,后来又从日本杂志上看到其国内零售物价翻倍上涨,就知道日本已不堪战争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众一定会逐渐地产生厌战、反战情绪,军国主义就会完全地失去民意基础。他还认为,宣传不能只考虑“讲自己的好话”,还要站在日本人民的立场,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替对方打算、帮对方说话,这样才能入耳入心,才容易达到宣传的目的。这样一种理性主义、国际主义的宣传思路,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
▲正在学习的被俘日本士兵
日军俘虏在新四军驻地得到妥善照顾,受的伤也得到了精心治疗,他们与新四军官兵朝夕相处,日本军阀给他们灌输的谣言自然不攻自破。俘虏们被允许读书学习、给家人写信,想走的还发给路费。有些战俘回去后,在日军军队中散布所见所闻,粉碎了所谓“共军虐待和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也动摇了其军心。香河正男、田畑作造就曾起草了一份日文传单《告诉我们兄弟们》,以新四军“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间的温暖”现身说法,反思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的痛苦,号召日本士兵“反对这场战争!把枪口对准军阀和他们的走狗!”
1942年3月,在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敌工部长陈超凡领导下,香河正男等四名曾经的日本兵组成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这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最早成立的反战组织。随后苏北、淮北、淮南各支部陆续成立,组成了华中反战同盟协议会,他们出版了日文刊物,还编印了大量日文传单、小册子和便于日本士兵投奔新四军用的通行证、路线图,向苏中地区的日军士兵散发。这些曾经的侵略者在新四军官兵的感召下,成长为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对敌宣传的先锋力量。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6-09 15: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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