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会联合会与中国抗战(上)
2023-09-01 11:24:50  来源：民国大校场 文/陆泓江   点击：  复制链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广泛宣扬我国抗战努力，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争取尽可能之援助，国民政府主动参与到国际劳工界活动，以呼吁国际劳工界对日制裁，援助中国。其中，中国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可为此一时期积极联络国际社会的典型事例。

　　国际工会联合会简介

　　18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工人组织渐臻强固，鉴于国际劳动阶级利害相关，有共同奋斗之必要，遂产生了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运动。1864年，以解放一切国家之工人为宗旨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宣告成立，拉开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序幕。

▲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冯远画)

　　继国际工人协会之后，英国工会曾于1883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会会议”，法国工会曾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会议，均提倡建立工会的国际组织，皆因故作罢。直至1901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工会代表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决议各国工会代表，以后应定期举行会议，由是奠立国际工会联合会之基石。1903年，代表大会决定以柏林为固定会址，并确定名称为“各国工会国际会议”。1913年，正式更名为“国际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大会选举德国代表李吉安(Carl Legien)为主席，并确立会旨如下：(一)建立各国工会间之永久关系;(二)交换情报;(三)使工人明了有关系之立法;(四)编造统一的工会统计;(五)促进劳资纠纷时各国工人之互助。

▲1936年《国际劳工通讯》刊载之《国际工会联合会之三十五周年》

　　欧战爆发后，联合会的活动一度中止，迨大战结束，联合会于1919年6、7两月在阿姆斯特丹先后举行代表大会，决议改组联合会，并将会址迁于阿姆斯特丹。其后到1931年，复将会址迁回柏林。至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联合会又于1933年4月将会址迁往巴黎，直到联合会结束。

　　联合会成立后，其规模逐渐扩展，在1920年最盛之时，曾拥有2600万会员。至1939年中国加入前夕，仍有会员1900余万，代表英、法、比、荷等23个国家和地区。

　　抗战促成中国入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联合会的联系比较疏远，尽管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但与在国际劳工界拥有重要话语权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始终缺乏必要的联络。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的野蛮行径不断传到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声讨，各国民众纷纷行动，采取诸如抵制日货等措施表达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如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载当时英国民众抵制日货情形：“抵制日货运动发展迅速，现已普及全国，各重要团体均纷纷加以提倡。”在这场颇具声势的民众运动中，工会团体的表现十分突出。“英国中部各商业推销员联合会昨在伯明罕城举行会议，当通过决议案主张敦促各商店实行抵制日货”。南威尔士区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则于9月30日在加第夫城通过决议，宣称“本会代表会员十二万名，对于日本以武力侵入中国，并用非人道的野蛮手段残杀中国妇孺之所为，深恶而痛绝之”，并要求英国总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迅速向国际工会联合会接洽，使其通告各国劳工团体，“对于各种货物原料，凡输往日本或自日本输入者，务当拒不为之工作”，从而发动普及全世界的抵制日货运动。

▲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载英国民众抵制日货情形

　　面对国内的艰难局势，中国的劳工团体也曾主动与国际劳工界接洽，希望能获得国际劳工界的支持。中华海员工会就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致电国际工会联合会，揭发日军在华暴行，并请求联合会转请世界各国各业工会主持正义，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方法，予日本侵略者以严厉制裁。事实上，早在1937年9月8日，国际工会联合会就曾发出宣言，对日本的野蛮侵略极表愤慨，呼吁各国工会实行抵制日货运动，以从经济上制裁日本。同年11月，该会正式通告各国工人，抵制一切日货，并在各国加紧反日援华宣传;又草拟实行抵制日货方案，分发各国工会，一致实行。11月20日，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西特林曾总结：自联合会倡导抵制日货以来，各国分会业已纷纷响应，获有显著成绩。

　　除了发起抵制日货运动，联合会另一项瞩目的援华行动便是募集善款，救济中国被难工人。联合会吁请各国工会，“对于中国，尤其是该国各城市受日军轰炸最烈者，务在财政上一致予以援助”。同时，时任国际劳工组织理事院理事的李平衡也于1937年10月19日密呈实业部，称国际工会联合会已允诺汇款30万法郎救济中国被难工人。该项善款最终于1938年5月落地中国，当年5月31日，联合会将在欧洲陆续募集的善款2974镑汇往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请中国分局代为分发。中国分局当即将这笔资金交浙江兴业银行按照市价每元10.75便士换成国币，计66396.28元。随后，中国分局依照联合会支配单“将上海方面应发之救济费就近给领”，“其余各地应发之款，或因交通阻塞，或因汇兑不通”，则将其汇往重庆经济部希望代为分发。经济部因故予以回绝，余款最后转交振济委员会支配分发。尽管经济部拒绝了代为分发的请求，但在该项善款分发过程中，经济部始终保持密切关注，屡次致电中国分局要求“将该款用途及分配方法见示”，对善款的分发使用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

▲国际工会联合会捐助中国工人救济费之支配表

▲经济部致函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请继续代发所余救济费

　　无论是联合会号召的抵制日货，还是其发起的募捐，都传达出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这无疑推动了中国入会的进程。而另一个更具现实性的目的则直接促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正如时任第二十四届、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劳方代表的朱学范在致社会部的呈文中指出：“我国工会向未加入该联合会，致在工人组中活动，每感隔阂。”有此现实境地的桎梏，直接加快了中国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步伐。在朱学范的呈请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议允许参加，依照该联合会会章第一章第一条之规定“全国总工会得入该会为会员”，由中国劳动协会以50万会员人数于1939年7月加入该会为会员。又因中国正值抗战，外汇至为重要，经过双方再三磋商，将中方每年应缴纳之会费60000法郎(按规定“加入该会会员人数每百人每年缴纳会费法国法郎12枚”)，减至原定会费四分之一的15000法郎。至此，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与国际劳工界的联系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央社会部关于朱学范办理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情形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稿

▲朱学范向中央社会部呈报缴纳国际工会联合会会费情形

- 未完待续 -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9-01 11: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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