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高农斧考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上学。这时,四师校长李子洲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共党团组织。高农斧受到启蒙教育,思想日趋进步,决心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和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1926年,高农斧在学校里参加了共青团,放假回乡时,在深沟村建立了共青团支部。
1927年,高农斧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国民党反动当局査封了第四师范,高农斧回到家乡,任共青团绥德东区书记。为工作方便,他挑起货郎担,请本村贫农子弟高克恭当帮手,走乡串村,以卖货为名作宣传鼓动工作。人们不知高农斧的底细,指手划脚地议论说,一个财主家的阔少爷、洋学生,干货郎这样的吃苦活,没出息。1928年秋,高农斧任中共东区区委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
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大旱,中共陕北特委提出在农村广泛开展抗租运动的口号。高农斧响应党的号召,耐心说服父亲高有业,宣布他家两年不收租子。地主内部的分化,对绥德东区开展抗租运动起了很大作用。这时,党的活动经费也极度紧缺,中共义合区委同志的衣食和其它费用,全由高农斧供给。由于高农斧和绥德东区同志共同努力,这里的农村工作健康发展,党团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方圆30多里、包括60个村庄的红色区域。
高农斧烈士故居
1934年,绥德县东区、南区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高农斧毫不犹豫地首先从自己家里开刀,把自家的绝大部分窑洞、土地、粮食、牲畜分给了贫苦农民。接着,他又参与了镇压自己亲叔父和亲叔伯兄弟的革命行动。他的父亲经不住这场暴风骤雨的变革,大骂高农斧是“败家子”,不久吞下大烟自尽。冬季,为安葬父亲,高农斧经组织批准赶回家中。他母亲流着眼泪,劝他不要走了。高农斧对母亲说:“妈妈,我怎么能因父亲一死,就不干革命了?!敌人在到处捉我,你让我留下,让他们杀吗?你不心疼我吗?……”他毅然回到了革命岗位上。母亲又气又病,整天卧床不起,敌人天天威逼她:“交不出高农斧,就杀掉全家!”趁人家不备,母亲投水瓮自尽了。敌人想利用高农斧回家奔丧的机会抓住他,但高农斧连家也未回,使敌人枉费心机。他二姐曾来信责备他不顾家庭,不捎钱回家。高农斧回信说:“革命的人不刮地皮,更不敲榨人民,一心为抗日救国,哪里来的钱?”
1934年下半年,高农斧调任绥德县委秘书。1935年9月,高农斧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因所谓“出身不好不可靠”,被降为文书,不久又被清除出部队,但他始终不肯离开部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纠正“左”的错误,高农斧恢复了民运科长职务。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高农斧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训处(10月改称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后任第三四四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随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8月,调任第三四四旅政治部组织科长。9月1日,他请赴延安参加青年代表会的程世清捎回3封家书,表示自己血洒疆场和忠诚革命事业的决心。对于家庭问题,他说:“我是一点也不济事的,我想你们也知道的——为革命牺牲一切。”不久,部队开赴河北省涉县地区与日军作战。高农斧接任第三四四旅新兵团的政委,用自己投身革命的体会教育新兵,感染新兵,使这个团成为政治上过硬、军事上善战的主力部队。
1940年4月,高农斧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随部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作战。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六八九团)整编改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四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四旅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十旅,高农斧仍任政治部主任。第十旅在第四师编成内于津浦路西开展反顽和反“扫荡”斗争,艰苦奋战半年,伤亡比较多。在处境极为艰苦,经常断粮停炊情况下,高农斧夜以继日工作,身体瘦弱多病。管伙食的同志见他实在难以支持,想法给他弄些饭菜,他总是婉言谢绝,和大家同甘共苦,不搞一点特殊。
1937年,高农斧(左)与在陕北特委工作的五弟高承命留影。
1941年9月,第十旅奉命由第四师归建第三师,进入淮海区。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要在淮海区安家落户,实行主力地方化。高农斧和旅长刘震一起,从淮海区旅部陈圩子驻地赶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区,受到刘少奇和陈毅热情接待。刘少奇、陈毅告诉他们,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第十旅必须在淮海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这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用了不多久,将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刘震与高农斧回第十旅传达华中局领导的指示后,有一部分同志想不通。高农斧除利用会议和集体场合宣讲主力地方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外,还深入到团、营和基层连队,用谈心的办法,一个人一个人地做思想工作,使大家情绪高涨,精神振奋起来。
1941年10月,第十旅兼淮海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刘震,中共淮海地委书记金明兼政委,副司令员覃健,副政委吴信泉,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高农斧对政委金明十分尊重,经常请示汇报工作,主动介绍部队情况,随时提供“参谋”性意见。1942年11月,淮海军区改为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刘震任第十旅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金明任政委,高农斧仍任政治部主任。
这年的11月15日,日伪军7000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分四路对淮海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根据新的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委决定组织4个中心县委,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编成4个支队,高农斧任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二支队政委。面对日伪军“扫荡”,高农斧抱病率领二支队主力,配合县、区、乡武装和民兵联防队,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他们夜夜出动,破路炸挢,袭击孤立的敌据点,一个星期内将敌人修筑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分破坏,摧毁了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这以后,高农斧同支队长张万春、副支队长冯志湘率领第二支队开展了拔据点战斗,并发动县区武装和基干民兵采取“冷枪战”“土炮战”“火鸡阵”等游击战形式,把日伪军拖得精疲力尽,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3年3月底,党组织调高农斧赴延安学习。这时,正是他重病在身、体力不支的时候。组织的决定也是为了给他一个休养的机会。高农斧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在赴延安时仍按组织规定,在山东留下了所骑的马匹;在过平汉线时又留下了身边的警卫员。他和普通战士一样,身背背包,每天徒步行军近百里。回延安后,高农斧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担任了学员队党支部书记。
1944年10月14日,高农斧在延安病世。时年32岁。
高农斧逝世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出讣告,并登载了霍维德、张毅忱、尤奋涛等同志的悼念文章。(史料来源:《解放军英烈传(第八辑)》等)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7-24 14: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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