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补生 |实话实说——陆军军官学校家书实寄封
2020-08-09 09:23:55  来源：单补生  点击：  复制链接

　　鸿雁店主姓金，是湖北武汉人，多年专营民国实寄封、明信片，圈内送之绰号“金封片”。年前，他上拍了一件“陆军军官学校缄”实寄封，並附信函。信封正面毛笔浓墨书写“南京西华门三条巷七号楼下，刘镇先生启;成都昆明路复兴村43号(覆盖红字陆军军官学校缄)”字样;下方落地戳文字清晰显示：“南(二)京，卅七，九月十二(即南京第二邮局，1948年9月12日)。”拍品说明：“收信人刘镇，1917年生，湖北省应山县人，毕业于湖北私立武昌群化中学。1937年6月加入国民党。1938年任贵州台拱县政府科员。1939年在贵阳任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江南驮马第5大队部司书。1941年任贵阳机场工程处管理员。1942年在昆明任空军第5总站32无线电台特务员。1943年任空军第5总站课员。抗战胜利后，任空军总司令部供应处军需官。1949年去台。1950年任主计署财务参谋官，后退役。”令人费解的是店主对收信人介绍甚详，却对寄信人信息只字不提，或许在卖关子，还设置了以1元为起拍价，10元幅度为最小加价。此封亮点是印有红楷“陆军军官学校缄”，表明是军校专用封，这在民间少见，虽然年代较晚，但具黄埔校名连锁效应(黄埔军校自1924年至1950年春，校名五易，初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而后易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并附信函，且十格信笺眉头还印有红色“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字样，这又增加了“含金量”，所以引来百人围观。为争得此封，笔者与淮安书商竞相出价30余次，历时30分钟，最后胜出。随得信函内容：“书珍弟：久未得来信，尊况如何?不胜长想。故乡情形及令姑父善后，请有信告我，子麟兄在京得常会晤否?改币后此间，当局无策无力，物价飞涨，人人叫苦，吾人亦未例外。报载南京尚稳定未卜，究竟如何?兄守此间殊少进益，幸粗安;小儿川宝四月余，体壮活泼，特此奉闻;祝公安。小兄桂声，于九、六。”之后，笔者又从黄埔同学录查出作书人的信息：张桂声，别号馨山，1914年生，湖北应山人。抗日军兴，投笔从戎。1938年10月在成都考入中央军校16期步科。1940年12月毕业，继入步兵战术研究班深造，结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1月至1950年春，先后任第21、22、23期上尉代理战术教官，上尉战术教官，少校战术教官。

　　实寄封正面

　　落地戳

　　家书

　　家书

　　从黄埔教官张桂声致刘镇家书可以看出，除向表弟叙思乡念亲之情以外，还不满币制改革(即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自8月21日金圆券发行至9月6日(即写信当日)，仅仅十余天，“当局无策无力，物价飞涨，人人叫苦，吾人亦未例外”，家又添新丁，生活负担日益沉重，前途渺茫。张教官是金圆券事件的见证人、亲历者，其直抒衷肠，信手为之抨击币改，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家书最可贵之处在于真，一封家书，一段历史，这也正是它具有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之所在。

　　金圆券如同废纸

　　金圆券前身为法币，是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发行的不兑换纸币，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14亿元。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不断扩大法币发行量，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兼以国土大幅沦陷，税收骤减，一切军政开支，惟依赖发行钞票，因而通货膨胀加剧，到了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即已达5000亿元。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1947年4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16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21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时候，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根据《大众晚报》1948年7月30日的资料，在不同的年代100元法币能够买到：1937年两头大牛， 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0年一头小牛，1941年一头猪，1942年一条火腿，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鸡蛋，1947年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1948年4粒大米，6月在上海吃一块大饼要3万元，甚至乞丐也不愿收千元以下的法币。

　　金圆券一百万元

　　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总统以后，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8月20日，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为此，蒋介石还在南京励志社召见上海金融界人士，有宋汉章、钱新之、赵棣华、李馥荪、徐寄庼、王志莘、傅汝霖、杜月笙、徐国懋、沈日新、戴立庵等十余人，希望他们拥护新币制。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管制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1948年8月，由于通货膨胀，纸币堆积如山。

　　1948年10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运动偃旗息鼓，草草收场了。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万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人民拒用金圆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导致民心大失，成为国民党内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在币制改革中也有收获，那就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0余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2350余万元，美元4790余万元，港币8740余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余亿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失败的军事会议

　　在黄埔教官张桂声家书中，还有“子麟兄在京得常会晤否?”“报载南京尚稳定未卜，究竟如何?”之语，其虽居家成都，仍对南京当局动向非常关心。表弟刘镇所居南京西华门三条巷，是一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巷，拥有悠久的历史，巷子内有多处民国建筑，张灵甫、马步芳等将领就曾经在三条巷居住。此外，还有军医署、联勤运输等部门。刘镇身为军人，又生活在南京总统府、国防部附近，各方信息自然要比表哥灵通得多，可作为选择出路的考量。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召集了一次历时7天的重要军事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全面军事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裴、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军长余锦源等20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120余人。

　　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发言时，神情沮丧，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蒋的这一番话，最后都应验了。

　　会议的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头一段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段，他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300余万人。武器损耗方面：步枪100余万支，轻重机枪共约7万余挺，山炮野炮重炮共1000余门，迫击炮小炮共1.5万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各种弹药数字。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议论纷纭，总的来说，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

　　会议的第五、第六两天，多为参加会议人员的发言，几乎都是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的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叫苦。宋希濂也在会上讲了约20分钟的话，除了简要地报告新疆的情况外，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今年由新疆两次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等地会见过不少的军官，他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励士气呢?(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嗳、面黄饥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蒋介石)说，现政府还有基金9亿美元之多，我建议：自8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3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5元起至30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过30元，借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宋的发言及建议得到了与会许多人的赞同，尽管有孙立人、黄伯韬、李树正等在发言中都支持宋的意见，但未被采纳实施。

　　军事会议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依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广大人民水深火热。当时黄埔14期生吕汝熹(云南绥江人)有一报告为生活维艰写照，录文：“窃职服务兵站七载于兹，而每月所得薪给，即以维持简单家庭至底生活，犹时感捉襟见肘，难于应付，今忽奉命停职，虽云候案，实则仍在交代期中，遂予停薪，处此百物飞涨之际兼无任何积蓄，况又离乡别境，身受生活之压迫，已感度日维艰，恳钧座俯念苦衷，在未离局之前，仍赐续支薪给，以维家小蚁命，无任感戴。”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随着金圆券的崩溃，政治军事上也就彻底垮台了。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2-07-25 19: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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