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补生 |金鼓喧阗——黄埔军校军乐队
2021-07-05 14:58:52 来源：单补生 点击： 复制链接
清末新军军乐队
军乐队为军队中由西洋铜管、木管、打击乐器组成的音乐团体，以演奏进行欢快乐曲为主，用于庆典礼仪、阅兵出巡、行军作战;世界各国至今都有这种宣扬军威、鼓舞土气、传递信息的军乐队。
军乐队大约在清末从西方传入中国，前清光绪25年(1899)，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聘来许多德国教习;其中有一个军乐教习叫高斯达，向袁氏建议：新军集合操练须设军乐以为节奏，应将所用长号筒换成西洋喇叭，编制号谱，同时组织一支军乐队，招收聪慧青年数十人加以奏乐训练。未几，这些计划都实现了，可谓是中国近代军乐之先声、军乐队之开端。到了光绪29年(1903)，袁氏奉慈禧太后懿旨，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一共办了三期，每期训练80人，另有一个旗人队，约有50人;他们毕业以后，就被分发到陆军第1至6各镇(师)军乐队服务。每逢新年，这六个镇的军乐队3百余人，还要从各省驻地到天津集合，参加考试及演奏比赛;这种考试，接连举行了三次，就停止了。至宣统3年(1911)，陆军几经“军乐学校”毕业生辗转教授，结果军乐队达27支之多。
1912年2月15日 孙中山晋谒明孝陵之军乐队
民国肇始，军乐队被视为新潮时尚的体现，流传军无乐队不成军之说，因此军队及政府机关的军乐队数量骤增，可惜没有设置正式的军乐教育机构，也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编制，遇到问题无章可循。例如1924年3月18日，军政部为军乐队中士梁炳全积劳病故，故向军需总局申领应得为数不多的恤金、葬埋费;当时因战事频发，此项支出必多，若无专款，又无规定支付手续，军需总局难资应付;为此事中央军需总监蒋尊簋(浙江诸暨人，日本士官3期生)只得呈请孙大元帅批示，当日孙中山下令：“即照军政部来咨，速予支发。究应如何筹拨专款，及规定支付手续之处，候酌定后，另行饬遵可也”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黄埔军校军乐队的情况，据黄埔校史及《黄埔日刊》记载，黄埔军校自建立即有军乐队，凡每期班学员生开学和毕业典礼、节日纪念及欢迎国内外来宾等活动，都有军乐队活跃的身影。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举行开学典礼，在孙中山讲话之后，行礼秩序之三：为军乐队奏国乐唱校歌及国民革命歌。当时军乐队中尉队长叫杨维一，广东龙门人，至黄埔第4期时晋升为少校队长;队员先后有徐伯衡(奉天铁岭人)、侯建兴(奉天沈阳人)、杨锦华(广东人)、郑兆璋(广东合浦人)、陈耀华(广东番禺人)等人。1926年11月15日，本校第5期学生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军乐队演奏《校歌》等乐曲。11月25日晚，本校特欢迎邓演达主任由前方武汉来校大俱乐演讲，当邓主任蒞会场时，军乐齐奏，官佐职员8百余人拍掌表示热烈欢迎。12月19日，本校无线电班在广州长堤行开学礼，军乐队奏乐。1927年1月4日上午，本校在大操场举行新年各界联欢大会，总计各界来宾及本校官生6千余人，军乐队演奏欢快喜庆的乐曲。1月19日，在本校大俱乐部举行校属各部处党部成立典礼，军乐队演奏新作《黄埔校歌》(林庆培作曲、陈祖康词)等乐曲。2月10日，本校欢迎广东全省铁路工人3百余名代表来校参观，以表示拥护孙总理农工政策之精神，并于新俱乐部举行欢迎大会，军乐队奏乐助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北伐宣传队之军乐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4月22日公布施行《国民政府参军处组织条例》：“国民政府设参军长一人”、“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指挥监督所属参军掌理关于国民政府典礼及总务事项”，下设典礼局、总务局。“典礼局掌左列事项：一、关于国庆日其他纪念日之典礼事项;二、关于接见外使接待外宾事项;三、关于大典及其他典礼事项;四、关于阅兵出巡事项;五、关于国际典礼事项”。由此可见，在典礼局职责范围都需军乐队参加，必不可少。
1929年为总理奉安大典之年，举世瞩目，国人存眷;黄埔师生更为参与为荣，殚心积虑，不甘后人。据《总理奉安实录》记载：1929年5月10日，迎榇宣传列车北上，计有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卫戍司令部、通讯社等135人。其中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17人及学生代表叶崇统(浙江宁海人，黄埔4期生，时任政训处少校训育员)等18人。列车途经滁州、蚌埠、徐州、兖州、泰安、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均作较长时间的停留，由军乐队演奏献艺，于5月21日下午6时抵达北平。24日晨8时，迎榇宣传列车委员会全体职员及军乐队、卫队分乘汽车赴西山碧云寺谒灵公祭。5月26日总理灵榇奉移之时，沿途共用军乐队12支，计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北平宪兵司令部军乐、天津卫戍总司令部军乐队、河北省政府军乐队等。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随灵车离平南行外，余各军乐队即返原单位。
5月28日上午3时40分，灵车安抵蚌埠。奉安委员会主席委员、黄埔总校长蒋中正偕夫人宋美龄及黄埔生代表由南京来此恭候;车抵站时，即上车谒灵，并慰问孙夫人。5月30日11时30分，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及学生等6百余人公祭，主祭者教育长张治中，与祭者汤恩伯、陈良、俞遇期等。12时，为中央军校教导队筹备处及官兵4百余人公祭，主祭者处长冯轶裴，与祭者白兆琮、廖士翘、王毅强等。6月1日为总理奉安之日;4时25分，军乐队号兵发启行号，灵车即开始启行;护灵团中央军校学生2百余人全副武装，分列两行，随行护卫。至12时正，举国哀悼，备极隆重之奉安大典告成。
1930年冬，国民政府电令全国各军政机关和部队，将所属军乐队的编制名额、乐器数量一并呈报军政部汇总统计，参照南京各军政机关现行军乐队编制，起草全军规范统一的军乐队编制，拟定军乐整理及配属办法。
1933年9月14日，军事委员会为“87师各团军乐队”是否裁减一案，校长蒋介石批示：“不必裁减，又军乐重要，急应设校专教，现无经费，可附设于军校，聘请奥国专家教授，其名额请计，将来各师与各处分配之。”1934年南京中央军校附设军乐训练班，后因经费困难，暂从缓办。1935年8月，军政部设立军乐研究会，借鉴德、奥二国军乐队技术优良、配备完善之现况，拟订了军乐队三种编制方案，整理号谱和典礼乐谱;经整理全国军乐队趋于规范统一，迎来军乐工作的新阶段。此时，南京计有7支军乐队：甲种1支即国民政府军乐队(97人);乙种3支即军政部(42人)、海军部(115人)、航空委员会(30人)军乐队;丙种4支即首都警察厅(25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0人)、洛阳分校(24人)、炮兵学校(26人)军乐队。其他各校均缓设军乐队。当时德国陆军有军乐队3百余支;其编制：(1)柏林希特勒仪仗旗队军乐队，乐长1人，队员70人，是最大的军乐队。(2)空军军乐队，分为三种：一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54人;二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40人;三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30人。(3)陆军(包括各兵种部队)军乐队，分为两种：一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37人;二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27人。每团有1支一等乐队，每营有1支二等乐队。1936年10月军政部又开办军乐训练班，设学生、乐官、号官三个队，培植军乐号官干部人材。1937年7月抗战爆发，该班暂告结束。抗战以后，各军乐队转移后方，由于长途行军的缘故，大部分乐器受到损伤。后来乐器禁止进口，因此补充起来极端困难，结果一般军乐队使用的乐器都很破旧。其次，因为战时生活费用增高，乐兵多有潜逃而改行谋生，以致造成了军乐队缺乏人才和纪律松弛的现象。
南京总统府军乐队
9分校军乐队
中央军校9分校军乐队前身是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其历史可追溯到新疆武备学堂军乐队。清末，维新运动波及新疆，时新疆巡抚饶应祺主政，在伊犁将军长庚的倡导下，大兴实业，设置学府。文有惠远两等学堂，武有伊犁武备学堂;一文一武，教育开道，伊犁地区显得生机勃勃。武备学堂聘有日籍教官原尚志主持教务，此人训练严格，执纪严明;为整军容军威，特成立一支军乐队。由天津聘来军乐教习任教，又从国外购进整套铜管乐器，在锡伯营中挑选20岁上下的青年任军乐队员。这批勤学上进的锡伯族青年，日夜演练，进步神速。不久即能识谱吹奏，一时号音鼓声响彻武备学堂操练场内外。宣统元年(1909)中俄边境两国部队举行联欢，武备学堂军乐队首次公开在外宾面前演奏;队员身着饰以金丝银线绣成的带穗肩章，红黄相间的绶带，头戴盔形白缨签冠，尤显华丽堂皇，个个精神抖擞;演奏中外队列乐曲及古曲乐章宛转悠扬，令人感心动耳。俄军将士不时鼓掌，领队军官盛赞新疆这支军乐队能与俄军乐队相伯仲。新疆第一支军乐队首任队长景寿，是锡伯族中极有声望的拔萃人物，具有音乐才华。他不仅在声乐的理论和奏乐技巧上造诣甚深，同时又是名作曲家，他博览中外音乐史籍，汲取祖国优秀的音乐遗产，创作出不少乐曲;但由于当时新疆处在封闭状态，缺乏知音，他的作品未能留存下来。唯有《伊犁河的波涛》一曲，至今仍可隐约回味。宣统3年(1911)武备学堂停办。民国建立以后，这支军乐队在新疆巡按使杨增新、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新疆督办兼省主席主政时期倍受青睐，先后易名新疆讲武堂、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
1943年3月2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将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分校(先后主任盛世才、宋希濂);因而军乐队再易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分校军乐队。此时9分校军乐队乐器齐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等应有尽有，特别是锃光瓦亮、大口朝天的“苏萨大号”引人注目，令人惊奇赞叹。总之，乐器种类胜过中央军校本校(成都)及各分校军乐队;而且这支30余人的军乐队娴熟乐理，勤学苦练，素质颇高;在学校多项活动中尽展风采，并在社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4年8月2日，成都本校4百余名20期入伍生抵达迪化(乌鲁木齐)北校场，军乐队欢迎同学入校时，吹着大小号，打着多种乐器，奏着《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及苏联《骑兵进行曲》、《卡秋莎》等乐曲;音乐十分悦耳动听，给同学们留下了美好印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新疆省迪化市各界及驻军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军乐队员穿着绿色苏联人字呢军装，牛皮马靴，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并演奏着抗战流行乐曲，9分校全体师生(学生全副武装)雄纠纠气昂昂步后。当数千人游行队伍走到南关时，军乐队又演奏宏亮的《大刀进行曲》、《开路先锋》、《打回老家去》和《白山黑水》等乐曲。一路上游行队伍的欢呼声、歌声、枪声(9分校规定学生每人5发子弹，向天鸣枪，以示庆祝)，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是迪化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行，盛况空前，军乐队功不可没。1946年7月1日，新疆三区民族军与国民政府代表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并在迪化市三角地召开庆祝和平大会。大会由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主持，并作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和平得来不易，我们要遵守和平协议，各族人民要团结，在省联合政府领导下，共同建设新新疆!”会上第9分校全体师生高呼拥护协议，军乐队则演奏了《游击队之歌》、《渔光曲》、《满江红》等乐曲，深受与会者的赞许。9分校军乐队名扬天山，缘于有个好队长。他的名字叫满富，锡伯族人，聪明好学，会使用多种乐器，演奏出美妙动听的乐曲;他思想进步，待人真诚，对部下耐心施教。1947年8月，中央军校第9分校建制撤消，改组为陆军军官学校第5军官训练班。自此他只身前往伊宁，投奔三区民族军，并在军部担任军乐队长。
陆军军乐学校始末
陆军军乐学校前身为军政部军乐训练班。抗战时期，中央训练团于1939年9月在重庆复兴关(浮图关)成立音乐干部训练班，简称“音干班”;主任白兆琼(保定2期，河北大兴人)，副主任华文宪(浙江临海人，上海音乐专科毕业)，音乐教官有夏之秋、胡然、贺绿汀等。第一期学员有百余人，多数为音乐专科和各大学的学生，余为各战区文工团选拨人员;音干班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上声乐和器乐课外，全班教官和学员还必须参加重庆各处所举办的音乐演奏会。1940年10月，军政部委托中央训练团音干班添招了50名军乐学生，年龄自15岁至18岁;他们都是从各处学校考选而来的。经过10个月的初级训练及严格淘汰，留下来的学生继续训练。1941年6月,军政部6年前公派留学生洪潘(1909-2004)福建南安人，从维也纳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抵达重庆向军政部报到的第三天，蒋介石即在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召见他，当时在座的还有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中训团副团长张治中。蒋面询洪潘的留学情况，以及德奥军队里军乐的设置等问题。听了洪潘的扼要介绍后，蒋介石很兴奋，随即命他着手整顿军乐、典礼乐，并要求拟出规划。洪潘还建议筹办一所军乐学校，作为培训军乐人才的基地，并希望能提高军乐演奏者的待遇等。蒋当即表示同意，随手书写一笺，让洪潘转交教育部和内政部，成立礼乐馆。同年10月，音干班设军乐组，洪潘任组长;第一期共有新旧学员50名，每期分成三个阶段教授，每阶段10个月。
1942年1月中央训练团音乐训练班撤销，军乐组移交军政部改为军乐训练班，洪潘任主任;复于同年10月，奉准改称陆军军乐学校，隶属军政部，此乃我国唯一之军中音乐教育机构;校长蒋中正，教育长洪潘(一等正同上校，后晋升为少将)，教官有夏之秋等30余人。内分器乐、声乐两科，均系招考普通高初中学生，施以3年之养成教育，以备充任各军乐队队官或教官，及军事机关学校部队声乐教官。又以国内各军乐队官佐与部队之司号官，多未受正式教育，特设乐官班与号官班加以调训，训练期自3个月至1年，授以补充音乐教育。由此本校为培养军乐人才，提升演奏水平，推动军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初，遵照军政部命令，洪潘又负责组建了一支120人编制的陆军军乐团，洪潘任团长兼指挥，基本成员由原军乐组管乐人员组成，另从其他军乐队抽调人员充实;待遇同少尉至上校不等。洪潘指导全团采用德国学派的吹奏方法，音响效果有了显著的提高，经过几个月的严格排练，具备了公演条件。同年5月31日，重庆《中央日报》登载演奏广告云：“陆军军乐团第一次演奏会，指挥洪潘;节目有施特劳斯、贝多芬……等作品;时间：6月2日下午7时半;地点：黄家垭口抗建堂;票价：二百元、一百元、五十元。”此次首演，洪潘指挥乐队演奏了施特劳斯、贝多芬、莫扎特等作品;这是一种以音乐会形式的军乐演奏，已经不是一般军乐队承担典礼演奏的概念。当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及重庆市民，第一次看到军乐从单纯的典礼乐事移植至剧场，成为舞台上一种全新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时，大为赞赏。美国驻华军事顾问看过演奏后,也为中国有这样一支军乐团而感到吃惊，并经常邀请该团演出。蒋介石招待外国来宾时亦常令军乐团演奏，以彰显国威;且云：“古时教育节目中乐与舞相合，主旨在整齐节奏陶冶情操发舒心意，而尤其是军乐，军队完全藉以振作精神，激扬志趣，于和谐奋发之中，培成尚武一致的勇气和团结进取的朝气。”从首次公演到1947年春，陆军军乐团在重庆举行了数以百计的演奏会，节目有：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曲目，展现了军乐艺术无可替代的独特美感，极大丰富了民众的音乐生活，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陆军军乐学校自中训团音干班招收军乐组学生训练之日起，至1947年已届6年，计毕业器乐科学生4期，声乐科学生2期，及调训乐官号长各1期;毕业学员生凡2百人，均能各就岗位，尽力服务。此时军乐团被改编为军乐教导队，并入军乐学校。1948年该校由重庆迁移上海，1949年又迁往台湾。洪潘则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加入人民的行列，为新中国的军乐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余生。
洪潘克尽厥职之余，还潜心研究军乐理论，尚在1942年重庆的《音乐月刊》杂志上发表了《谈军乐》一文;据中外音乐学者研究考证，一致认为《谈军乐》是中国军乐理论研究的起始点，可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7-25 19: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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