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补生 |有勇知方——黄埔国术教官
2021-09-14 10:11:31 来源：单补生 点击： 复制链接
黄埔军校学生在校受训期间，要学习两门军事课程，即学科与术科。学科由军事教官在课堂教授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教程；术科则为国(技)术教官在操场教授各种制式教范，如射击、马术、拳术、劈刺术(劈刀(剑)术与刺枪术之合称)等科目。军校非常重视技术教育中的劈刺训练，实为战场致胜之术；近代战争，固以枪炮飞机为威胁敌人之用，但有时仍必归宿于白刃近战，藉肉搏冲锋，以争最后的胜利；因为战争实验，移步换形，多有出于平日练习想像之外者，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不免短兵相接，而最不可少的精神，必须人自为战；所以学生除平日练习实弹射击以外，总要精研白兵格斗之劈刺术，以备与敌接近之时，大展厥长，各尽所能，判胜负于巧拙，决雌雄于俄顷；唯有平素预备真实本领，才能胜算在握，进而取得杀敌之功效！黄埔时期，担任劈刺教官多为留日士官生及保定军校生。
1928年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后，发起人之蒋介石通令所属军事机关及各部队，为图强教战，以备雪耻；对于国术须认真练习，並列为必修课程，至对于教员应聘中央国术馆所养成之学员，担任教授。据黄埔校史记载：黄埔军校自1930年第八期始，至1949年第二十三期止，先后所聘出身于中央国术馆而担任国术教官者(同校尉军官待遇)，有国考最优等张英振(山东冠县)、朱国祯(河北定兴)及优等杨松山(山东济南)、关宝珖(河北沧县)、郑怀贤(河北新安)、张积山(河北吴桥)、张汉杰(江苏睢宁)、鲍嘉麟(江苏泗阳)、张长海(河北新城)、郑中明(河北北平)、李斌生(陕西渭南)、袁静(四川南充)等二十余人。军校为提高技术教育质量，解决助教不足，还特设劈刺训练班，由国术教官对具有体能素质人员，专门施以劈刺、拳术等技术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充任技术助教。
1933年喜峰口战役，日军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浴血奋战。29军将士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沉着应战;当其冲锋直入敌阵，一往无前，勇猛叱咤，如迅雷飓风，遂使敌人马不及旋，枪不及发，裂肤断指，斫臂洞胸，十步之内，血流成渠。彼恃其新式器械，以为数小时内可解决战事者，而乃屡受挫折于大刀队;至喜峰之败，竟谓数百年无此恥。当初，欧美军事专家在华观战者，以彼军火器精利远胜我军，全为我危，而我军每次肉搏相接，大刀队颇奏奇功，各国人士，全称我国军奋勇杀敌，具有欧战之精神!前之轻视我者，至是眼光骤换，全表敬意，中外报纸，曾屡载此事，固非子虚。事实证明，幸因数年努力，国术普及于军队，终于有了今日大刀队杀敌之表现。
关于劈刺训练，黄埔16期黄仁宇回忆：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地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内中说到肉搏时刺刀插进排骨里的情事，读来既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如何一段滋味。上劈刺课目时头戴面具，有皮质的“护肩”与“护胸”，木质长枪则代步枪上加刺刀。原来对敌时仍能引用各种技巧，例如以自己身体的侧面对当敌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脚的三角据点，佯动的重要超过主动，看破敌兵的弱点才乘隙而人，突击开始又要做得“气刀体一致”，一来全来。如此技术上的细节是否有实用的价值，我无法知悉。我毕业之后，虽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做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过日本兵，又在缅甸前线于丛林中与敌兵相去不远，却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白刃战的真情实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训练，确也给我壮了胆，预想即有敌兵拖枪持刀杀来，虽说体力不胜，我还有几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劈刺教官系出身中央国术馆，劈刺教范沿袭日制，所有训练的装具也仿日式;却料不到几十年后，我在研究明史时，看到戚继光所著书，内中早已将白刃战的精义解释得明白。有如我们的“分解动作”，他已提出为“起·当·止”。我们所说“佯动”，他则已在书中明白写出：“千言万语，只是哄他过来”其他细节也无不如此。
中央国术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对武术的表述称谓亦不尽相同，原始社会叫“搏击”，春秋战国称“技击”，汉代谓“武艺”，明清又云“武术”，民国始称“国术”，沿用至今。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遵行孙中山先生：“无论是个人或团体，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的遗训，国人提倡国术，最力者有军界将领张之江、李景林诸氏。
1928年3月15日，中央国术研究馆经国民政府以第174号文批准备案，于3月24日正式开办;6月易名为中央国术馆，隶属国民政府，由财政部每月拨给经费五千元使用。发起人有“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李济深、李烈钧、冯玉祥、张之江、李景林”等共33人;同时收捐款：蒋介石五百元，阎锡山二千元，冯玉祥一百元，张之江二千元，李济深一万元(代表广东省府)等，共收捐洋六万六千零十元。理事长冯玉祥，馆长张之江，副馆长李景林;组织理事会为权力机构，负责议定重大馆务事项;设教务、编审、总务三处，每处下设科若干，各负其责。明确规定国术馆系统由中央国术馆、省(特别市)国术分馆及市县国术支馆，区国术社，村(里)国术分(支)社组成。并聘请政界要人、知名人士及武术专家、教授为参事。馆址位于南京西华门头条巷，“中央国术馆”匾额为戴传贤所书;馆训是“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口号为“强种救国，御侮图存”;馆内传唱由张之江作词、杜庭修谱曲的《国术歌》：“国术历史民族同，刚毅文明，运动备全能。六艺兼文武，学博而道弘。尚廉耻，重义勇。武装和平，国运兴隆，击技集大成!”馆制旗帜如图所示，说明如下：“口，古国字，与術字相合而成。国術为吾国国粹，倡于国，藏于国，用以巩固国防焉!置于旗之中央，示中央设馆，倡明国術之意，国術变化无穷，要其归，则在动静皆中于节，故示以方形象其静，而范以圆光昭其动，动而有耀，于是光被四表，镇慑八方矣!圆外加芒，芒二十有八，光被全国二十七省，以及藩属各地也，无远弗届，是以边缘不加焉，且寓智圆行方之义，尤为国術同志所当取法，色取青白，系党的色彩，国旗在上，具以術卫国，以党治国之精神焉!”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摒弃门户之见，任人唯贤，仿前朝武举考试和近代体育赛制，举办全国国术考试，简称国考。以考评习武者技能学识、区别等次为目标，选抜各类武术人才。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应为每年一次国考，实际上在中央国术馆存在的近二十年里，时逢天灾人祸倭寇入侵，仅于1928年和1933年组织了两次国术国考。
1928年10月15日，声势浩大的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开幕式;蒋介石致辞曰：“中央考试国术，适逢政府改组之初，亦即今日新政府视后，所做之第一件，已占政治史上之第一页，为民族尚武救国之新气象”，可见其对国考之重视，并发出了“从今日起，大家联合加入讲究国术，将身体强壮起来，除雪国耻，解除国难，在此一举”的号召。考试委员长张之江，评判委员长李烈钧、马良，中央党部代表戴传贤，国民政府代表李济深，总司令部代表何应钦，军政部长冯玉祥等党国要人均到场演讲，还有许多个人和团体送来匾额、对联，以示祝贺。
此次国考于19日结束，历时5天，预试为个人表演，内容为：拳术、长兵、短兵(即拳术、枪、棍、刀、剑)，及格两百余人参加比赛;正试为对抗内容：散打、摔跤、长短兵、对劈刺，采取单淘汰制，不分年龄和体重，用抽签的方法来进行配对比赛，每对三局两胜，可进入下场比赛。最后还有试卷题：“1.何谓三民主义?略言之;2.中国国术起于何时?试举所见;3.卫生为人生必要?试略言之。”国考由评判委员长李烈钧、马良主持，评出应试员最优等15名、优等38名，中等82名，及格163名。中央国术馆理事长冯玉祥为最优等者颁发证书，授予“优胜纪念”锦旗，赠送大会特制道德剑一柄，上镌：“某某同志优胜纪念，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冯玉祥赠，中华民国十七年”。
第二届国考于1933年10月20日仍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本届国考较第一届准备更完善;其宣传方法也别出心裁，动用飞机散发传单、汽车彩幅、电台广播等形式，并请航空署派飞机在开幕式中进行飞行表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中央各部院代表二百余人，全国健儿四五百名，民众万余，出席了开幕式。国考正试内容如前，试卷题为：“1.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2.三民主义是什么?3.国术怎样可以普及全民?试言其详。4.直接比试与间接比试之关系如何?试详言之。5.国术内外家创自何人?试答之。6.国术学与学国术如何分别?试申言之。”本届国考于30日结束，最终评出：甲等34名，乙等39名，丙等91名，共164人次。因奖品种类繁多，特依据甲乙丙等依次抽签分发奖品。1935年8月1日，国民政府颁行特技奖章，此章分一、二等。章面为张臂跳跃之壮士图，象征荣获此章者机能运动特优也。颁给国术或各项运动比赛成绩最优者(此章为襟绶)。
1929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第二条：“为实行前条宗旨起见，本馆特延聘国术专家，体育专家及其他专门学者，办理下列事项：一、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二、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三、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四、管理全国国术事宜。”
中央国术馆除设有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外。又于1932年在南京孝陵卫设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今南京体育学院内)，建筑三层楼房一所，浴室两所，健身房一所，田径赛场、摔跤池各一处，体育设备，应有尽有，无所不备。招生限额120名;入学资格为：(一)高级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者;(二)体育专科学校毕业者;(三)专门军事学校毕业者。学制三年，课程以国术、体育、军事三者并重。未几，改称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1936年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至1945年8月，计毕业五届学生五百余人，并纳入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学籍登记范围，这批人分发于军队学校任国术教官，成为我国现代武术事业的中坚。
中央国术馆出版刊物有《国术周刊》、《中央国术旬刊》、《国术统一月刊》，均由姜容樵主编。为《国术统一月刊》创刊，广扬中央国术馆之声;蒋中正题“有勇知方”;林森题“综合众长”;于佑任题“自疆不息”;孙科题“忧时俊彦，国术是崇;阐发奥妙，殚思竭忠;月刊宣传，力大声洪;编制精审，造极登峰;宏愿统一，遐迩从风;卫族御侮，效莫与同”。此外，中央国术馆每举重大活动，必出特刊以示纪念;如《第一次国考特刊》、《中央第二届国术国考专刊》、《中央国术馆六周年纪念特刊》、《中央国术馆八周年纪念特刊》等。为了丰富国术图书，还组织人员进行专著的出版;如《张之江先生言论集》、《国术与国难》、《国术手册》、《古今国术兵器图考》、《查拳图说》等。
中央国术馆发挥国术具武艺表现力之特征，到国内外各处进行国术表演，扩大国术的社会影响力。国内如：1929年双十节，中央国术馆派定表演国术人员往公共体育场、市政府、中央军校、陆军大学等处参加游艺大会表演。国外如：1930年5月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举行，经国民政府批准，张之江馆长率队前往考查，人员有：朱国福、朱国祯、杨松山、杨法武等;在日期间，他们参观了日本柔道、剑道、刺枪等项目;杨法武等人与日本柔道高手进行了比试，以中国摔跤压倒日本柔道，使中国国术赢得了日本武技的注目。
1935年8月，张之江出访先赴美，继往欧洲英德法各国，同行有国术馆参事骆介子、彭泽人，中央党部干事罗光海，长老会技师施煜芳四人。旅程中随时表演国术，使欧美人士知晓我国国术之真义。1936年1月，返国途中经南洋群岛，在新加坡与中央国术馆南洋旅行团会合;团长庞玉森，篮球队长唐宝堃，队员为高长明、吴文忠、李震中、张长江、张长清共6人;国术队长杨松山，队员为李锡恩、马正武、张登奎、马文奎、温敬铭、张文广等11人。旅行团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各地进行国术和篮球表演，受到当地民众及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将国术推向世界先行了一步;并得到了华侨陈嘉庚、胡文虎等人捐款，作为办校经费。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举办，国民政府派中华代表团参加，张之江率国术队随团前往柏林表演，国术队共七名队员，男子四名;张文广、温敬铭、金石生、郑怀贤;女子三名：傅淑云、刘玉华、翟涟源;其中张文广、温敬铭、傅淑云、刘玉华四人为中央国术馆选送。中华代表团于7月23日抵达柏林，8月1日下午参加开幕式。国术队之前就已开始了国术表演，向世界展示中国独特的传统体育之魅力。7月25日下午他们应邀赴汉堡参加万国音乐会，在台上进行了十余分钟的表演，首先是金石生表演少摩拳，继以刀、枪、剑、叉等单双表演，尤以刘玉华与冠运兴的单刀对枪，傅淑云与刘玉华之对拳，还有那郑怀贤的飞叉，令外人目眩神夺。30日应德军营之邀请为众多军士表演各种武术，并由翟涟源表演踢毽子，德国军人见所未见，叹为观止。8月11日晚，国术队在露天剧场正式表演，首先是太极操，次为各队员之单拳对练，再次为器械飞叉表演，共分二十节，历时一小时，博得三万余观众热烈鼓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8月16日奥运会闭幕后，国术队受邀到其他城市巡回表演。8月25日在克福市大剧场表演，市长及各界人士至场者达千余人。8月26日在威斯巴登表演一次，第二天又与慕尼黑体育会举行联合表演;该会特赠锦旗一面，我方回赠古剑一对;并送太极操图册百本，进一步宣传国术。
据《中央国术馆史》记载：国术队的表演“引起了德国武术爱好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几次站起来鼓掌，称赞不已。奥委会主席李德华博士说‘没想到中国武术这么高超，真了不起’”，德国政府还指示奥运会摄影队，特别为傅淑云、刘玉华、张文广、温敬铭等人的表演摄制了录像片，作为东方武术的宝贵资料保存下来。德国的《汉堡时报》、《德意志报》等各大报刊，纷纷称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令人不可思议，它有一种难以写出的内在的旋律感”。这次出访极好地向世界宣传了国术，它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国术文化已远播世界。为此，张之江获得第11届奥运会以“五环”为标志的纪念章，并被誉为“中华国术走向国际体坛的第一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除四川等大后方国术馆继续活动外，其他相继停办。8月14日敌机轰炸南京，9月中央国术馆和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南迁，途经长沙、桂林、昆明等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迁徙，一路坚持办学。1940年抵达重庆北碚后，改名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办学至抗战胜利复员。因原南京原校舍已毁于战火，1946年10月，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迁到天津北站(原河北体育场)复校开课;1949年8月，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合并，遂更名为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央国术馆则于1946年迁回南京，遂在廖家巷张之江公馆临时办公，继为经济所迫，于1948年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
知名国术教官
张英振(1896-1977)，号俊卿，回族，山东冠县人。我国全能武术家，精通十八般兵器，尤以祖传查拳独步武林。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第一届国术国考，全国武林高手汇集南京。山东派出数人，其中便有张英振;当时他有一只眼正害严重眼病，用纱布蒙着。不少关心他的人，劝他放弃比赛，他觉得国考是高手云集的大会，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即便亏输，也落个见世面开眼界。国考结束公布名次，张英振跻身最优等名列第5名，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主持发奖大会，其被授予“优胜纪念”锦旗一面;理事长冯玉祥送“救国源泉”锦旗一面：授予大会特制道德剑一柄，上镌：“张英振同志优胜纪念，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冯玉祥赠，中华民国十七年”。同时被中央国术馆聘为一等教授。在国术馆期间，他广泛寻师访友，丰富学识，提高自己的技艺。除学习其他流派的拳术、器械之外，还学习了西洋拳击。每天早晨和轰动武林的最优等“朱家三虎”老三朱国祯一起练拳;最终他在国术馆内部拳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在与日本，蒙古等数名外国武术家的交手中，百战百胜，震憾了国内外武坛，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当时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来中国拍摄介绍中国武术的电影，录制了张英振与王子平合练的“双手带进枪”，将中国武术传播全世界。
1930年入中央军校任国术教官兼运动会评判委员;从第八期到二十三期执教二十年，为军队培养了大批武术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随军校西迁到成都;面对日寇大规模侵华，张英振用岳飞《满江红》的词调，编了两套国术动作，分别定名为《满江红拳》、《满江红剑》;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几句的动作编排，气魄雄伟，难度很大，成为套路的高潮;这两套拳剑术先在国术馆和军校中教授，然后广泛传授于社会民众。在举国强烈抗日的声浪中，它起到了催化作用，激励人们“驱逐挞虏、直捣黄龙”。1940年为抗日卫国，毅然送长子张子忠从军，考入中央军校十七期，其子毕业后留校任区队长，一时“黄埔父子，执教抗日”传为佳话。
1949年成都解放以后，张英振致力于武术的保健养生，辅导病人练习太极拳，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使一些肺结核，肝炎，神经衰弱，以至中风不语的病人得到康复，受到社会的赞扬和支持。1962年，海灯法师慕名专程到成都拜会张英振，二人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切磋探讨。1977年9月22日(农历八月初十)，一代查拳宗师溘然而逝，享年81岁，安葬于成都北郊凤凰山回民公墓。生前曾编写《查拳概况》;并整理了《五路盘拳》、《八路查拳》。
1983年6月，日本著名武术家松田隆智率领武术代表团来华学习交流，向国家体委赠送《图说中国武术史》和《查拳世家正宗——张英振》，两书中均介绍了张英振先生的生平业绩，以及对查拳的继承和发展所做出贡献。
朱国祯(1904-1949)河北定兴人，自幼随大哥朱国福学艺，后又师从马玉堂先生学习形意拳。精通形意、八卦、太极、摔跤、拳击等诸多技法，可称之为全能武术家。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武术精英。两百余应试员通过文武考试，评出最优等15名，朱氏三兄弟(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皆入选，其中长兄朱国福名列首位，轰动当时武林，誉称“朱家三虎”。1944年入中央军校二十一期任国术教官(同中校军官待遇);他执教注重实践，训练总是身先士卒，示范苦练。为人诚恳直率，讲究诚信，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好。他兴趣广泛，喜欢京戏、河北梆子，甚至踢踏舞。在患病期间，还让其女执笔记写他口述的拳术套路。他的理想抱负就是强国强种，不做“东亚病夫”，把武术当作全民健身运动的事业来做。
杨松山(1906-1985)，字思齐，回族，山东济南人。自幼习武，擅长查、华、洪、炮、地趟、形意、太极拳和长短器械、拳击摔跤。1928年6月入中央国术馆为教员，10月以国术馆属员身份参加第一次国考，三轮比赛结束后，最优等出现17名，比原定15名超出两个名额，在馆长张之江暗示下，杨氏深明大义，退让名列优等。1930年春，升任国术馆教授;曾被国术馆派往日本学习剑道、柔道。1932年春，入中央军校第八期任中校国术教官，曾编有《初级拳单练与对打》《双手刀法》等教材。1935年至1937年，在中央国术馆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后曾在国民体育学校任上校设计师兼总教官。1936年，曾随中央国术馆旅行团，赴东南亚各国表演武术，并为国术馆募款。1937年以后脱离国术馆，转为职业军人;直至19 49年9月在甘肃河西随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兰州当建筑工程师，仍致力于武术的推广和史料的整理;晚年发表过有关中央国术馆的回忆文章。
郑怀贤(1897-1981)河北新安人。幼读私塾，14岁拜师李二庆学习飞叉，后拜师北平魏金山、孙录堂深造武功兼习医术。1928年经南京中央国术馆短期培训，实战技击能力大进。其擅长练飞叉，中叉头部镌刻“神乎其技”四字，以显技艺之特色;1931年任职上海永安公司，表演飞叉艺冠大上海。1936年中华代表团为参加柏林奥运会组建国术表演队，郑怀贤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入选(第一是张文广，第二是温敬铭)。代表团出征前，在南京行政院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在柏林奥运会上，郑怀贤表演的飞叉在其身体上下盘旋、左右滚动，从身前滚到身后，飞叉如粘在身上一般，惊得观众齐声喝彩，为之倾倒。以致柏林市长在宴会上特别举杯向郑氏致意说：“飞叉在先生身上转来转去，如有磁铁吸住一样，简直不可思议。”其微笑回答：“这是长期刻苦磨练的结果。其科学性就在于合理地掌握飞叉的重心和运行速度，这就是飞叉不下落的奥妙!”当地报纸纷纷评说：“中国飞叉绝技是人类艺术的精华。”奥运归来于1937年到中央军校任国术教官，教授实战技击术;从十五期至二十三期执教十年有余，为军校技术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怀贤随中央军校迁到成都，武医从事，一边在校教学，一边开业行医。郑氏对骨伤科造诣甚深，人称“神手”。如治急性腰肌劳损，经他理筋揉按，几分钟即痊愈而可直立行走。在骨折治疗方面，他提出宁可重迭、也不可分离的治疗原则，并且创造了用小夹板固定法和绷带矫正固定法，至今仍为临床常规使用。此外，他还创造了指针按摩法，既有局部疗效，又有全身调节作用。他创制的舒活灵药酒、木瓜酒等经验秘方，用于临床治疗，疗效卓著，有的已被正式生产为外伤骨科成药。
1958年，贺龙元帅打乒乓球挫伤拇指，久治无效，后到成都经郑怀贤诊治，很快就痊愈了。同年10月，贺帅指示：把体育医院办起来。郑氏负责筹建以中医骨科为特点的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参与临床和教学工作。1960年任成都体育学院运动保健系首任系主任兼体育医院院长，并作为中国队队医前往莫斯科参加“第三届世界女排大赛”。 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国家归来，由于过度疲劳，旧伤(手疾)疼痛，经过郑怀贤治疗，很快得到康复。郑氏每当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鼓励时，总是感慨万端。
郑氏除临床诊疗外，还勤于著述;先后撰有《正骨学》、《外科诊疗》、《伤科按摩术》等著作出版。其中《正骨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已被译成外文，传播到海外。
郑怀贤的后半生，将时光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国术和中医骨伤科事业，不愧为我国武医结合的开拓者。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7-25 19: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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