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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补生 | 甲坚兵利——黄埔教官签名本《化学兵器教程》
2023-02-03 09:31:54  来源:单补生  点击:  复制链接

  藏书者不乏对签名本情有独钟;何谓“签名本”?顾名思义,签名本就是由作者、译者、编者,包括收藏者等亲笔签名或钤印的书。签名本的书写格式,一般采用传统的三段式:受者名字、赠语谦词(雅正、指正、惠存等)、赠者签名及日期;在用笔上有软笔(毛笔)胜硬笔(钢笔)之说;总而言之,只要是他们亲笔签名的书便是签名本,特别是名家的签名,那无疑更加珍贵。赠书与受书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颇具庄重仪式感;作者出了新书,上款题字,下款签上自己的名字,用以赠送知己好友、同道中人,但求知音赏;而受赠者也自会认真拜读,当赠者手迹映入眼帘,犹见字如面,情谊浓浓。

  笔者在旧书网淘得一册《化学兵器教程》,纸本大32开/222页,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1934年8月编印,版权声明“本校编译,不许翻印”;关于化学兵器之释义,引言云:“欧战以前,各国所用之武器,不外枪炮、飞机、坦克、炸弹诸物;其中装填之药料,不外送药、炸药与起爆药三类,嗣后武器渐滋进步,更利用化学药品,制成毒气烟雾及纵火、信号、照明等药剂,曾于欧战中显示其特殊效能,颇引起军事家之注意;故现世对于上项五类药剂及放射此五项药品之器具,另辟一门,名之为化学兵器,以作专门之研究。”烟雾总论又言:“史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蚩尤作雾,帝军不辨南北,由此可知烟雾在上古时代已用之于战争矣,惟当时大都以湿草燃点,使其燃烧不能完全而发出黑色有刺激性之烟;迨至欧洲大战之时,因科学之进步,遂利用化学方法,制成白色无刺激性之烟,专作遮蔽之用,更制成有毒之烟,以伤害敌人。各种烟雾,不惟用之陆地与海面,更可用之于空中,以掩蔽城市,防御敌机之袭击,及空军之自卫,此种欧战中重要之化学兵器,亦将来战争所不可或缺者。”该书主编为化学兵器教官张郁岚,江苏灌云人,化学博士,留美烟幕剂专家;为中国化学会会员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国防化学委员会委员,南京军政部兵工署职员。著文有《硝磺审检法》1929年载《兵工杂志》创刊号、《发烟剂之研究》1934年4月载《中国化学工程杂志》、《毒气制备实验法》(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8月初版)。校阅三人:一为少将瓦斯学教官吴沆,别号戒逸,河南商城人。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技术司司长;二为上校化学兵器教官朱骥,浙江瑞安人,兵工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会员;三为上校瓦斯学教官汪浏,字君亮,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化学系,获化学博士。1927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教授。1950年以后,历任天津市工业局技术研究室主任,工业试验所一级工程师,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中国化学化工学会天津分会理事兼秘书长。主要从事有机磷农药合成的研究,著有论文多篇。

  黄埔军校各科教程虽存世颇多,唯签名本稀少,而笔者所藏《化学兵器教程》幸为签名本,赠书者是化学兵器教官张郁岚,其在封面毛笔书写:“志安吾兄雅正,张郁岚敬赠,十、九(1934年10月9日)”,内页则有受书人陆志安亲笔签名及钤印名章;陆志安,江苏南通人,南开大学化学教授,中国科学社化学股社员。

  黄埔校史记载: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引起本校对化学兵器教育的重视。自第8期开始,先后选任化学兵器、瓦斯学、军用化学教官达30余名,大部为国外欧美留学及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如张郁岚、吴沆、朱骥、汪浏、洪瑞棻、程祥荣、许世庸等;余为军政部防毒军官班一期(同中央军校高教班四期)毕业学员,如侯怀道、邓廷璞、张镇国、刘敦钦等。当时化学战一向被国际认为不合法,可是各国又都在秘密成立用毒部队,本校也不宜明设化学兵科,只在各期炮科实施化学兵器教育;因此国民政府为防御日军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1933年2月决定由军政部组建化学兵队,为了对外保密起见,去掉“化”字,称军政部学兵队,未几改编为学兵队干部训练班,之后又设防毒处,继而逐步发展扩大防化兵团,配合各部队防毒机构协同作战。直至1941年7月,该班才奉命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改为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

  中央军校特科之沿革

  中央军校特科全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科干部教育班,其前身为军政部(化)学兵队干部训练班。军政部于1933年2月8日在南京花露岗妙悟律院成立(化)学兵队,1937年9月改编为学兵队干部训练班,类同军事专科学校,招收大学高初中学生,对其施以两年半及短期化学军官养成教育,实为建立化学兵团之开端。队长兼班主任为李忍涛(1904-1943),云南鹤庆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1929年又留学德国深造,专攻军事化学。1931年学成回国服务中央军校,曾任留德军官预备班主任等职;副主任齐清儒;化学教官多是英、美、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另外有少数是清华和燕京两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他们的职衔分别为上、中、少校。

  学兵队第一期招收学生70余人,均为各部队保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军士。1933年7月招考第二期学生180余名,因庙小人多,是年冬迁到上新河营房训练,次年春又迁到通光营房。第三期共五级,系 1934 年、1935 年、1936年先后在南京通光营房和三牌楼营房入伍,其来源大部分是招考的学生,小部分是部队保送的军士,约计800人。第一级因为是1934年3月19日人伍,故称为三一九级;第二级是同年6月1日人伍,称为六一级;第三级是同年9月19日人伍,称为九一九级;第四级是1935年入伍,故称二四级(指民国二十四年人伍);第五级是1936年人伍,称为二五级(指民国二十五年人伍)。1937年冬,因抗日战争影响,本班由南京三牌楼营房迁到湖南省桃源女子中学校内。1938 年在桃源招考第四期学生 200 余人,按入伍先后分为四级,四一级(即第四期第一级)50余人,文化程度高中到大学;四二级计100余人,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和高中学生,少数是从学兵队选拔的优秀军士;四三级计29 人,部分是具有高中或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少数是挑选优秀军士经过考试录取的;四四级计40 余人,这是由一支电艇队改编人伍的,学员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不久,校址经贵州迁移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后又迁驻纳溪县双河场。第五期从军政部入伍生团选拔700余人,计分五级: (按入伍先后,分别为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级)。第六期190余名(按入伍先后,分别为六一、六二、六三级)。第七期200余名。第八期280余名。

  1938年5月在四川纳溪成立防毒军官训练班(简称防训班,李忍涛兼班主任),招考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学生,施以短期专业培训后,作为技术军官使用。大部分派到前方部队任防毒教官,留小部分在防毒处和学兵队任技术军官。至1939年止,计办一、二、三期(同中央军校高教班四、五、六期),修业期间4至6个月,毕业学员122人;解决了当时部队急需防毒教官的问题。

  1940年4月学兵队奉颁新编制改为总队(总队长李忍涛,副总队长李西开,参谋长姚楷时),将干部训练班改为学生队,队长谭坤,同时将防毒军官训练班改为学员队,队长李宗祥;学员队只办一期(同中央军校高教班七期),毕业学员44人。

  1941年7月奉命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改为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1943年10月 28日李忍涛殉职,主任一职前后由汪逢栗、翟念浦继任。1945年9月,奉命改隶军政部,改为军政部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嗣以军政部改组,即改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于1947年4月,正式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化学兵干部训练班。1948年2月奉命并入兵工学校改为化学兵组。以上为本班成立经过之梗概。

  自学兵队成立后至改为化学兵组止,共计训练学员生2598名;本班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将各期比照同时军校各期,核准第一至八期依次改叙军校十二至十九期特科。奉准防毒班一二三四期比叙军校高教班四五六七期,计毕业学员166人。

  学员生训练及分发

  干训班以学历分为甲乙两组,甲组为大学文化程度称学员;乙组为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称学生。

  甲组学员通过4至6个月的短期教育后,成为具有防毒技能的军事人员,以担负师以上单位的防毒工作。对他们的训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军事训练,学科方面有典、范、令等,术科方面有各种制式教练、野外演习等;二是专科训练,学科方面有化学战剂、化学战防御、化学战术、气象学、侦毒技术、防毒技术、消毒技术;术科方面有侦毒、防毒、消毒等各种技术教练、演习等。

  乙组学生则为二年半训练,分别依序进行入伍、军士、军官、专科教育;其中除专门教育时间为一年外,其余教育时间各为半年。

  学科方面:典范令、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简易测绘、化学战剂、化学战防御、化学战术、气象学等;

  术科方面:徒手教练、持枪教练、班排连战斗教练、野外演习以及步兵轻重武器的训练;对排、连长职责的练习,施行勤务制度,除区、分队长负责主要行政管理和正式教练外,学生中还另组一套勤务班子,由学生自己分别担任区、分队长等勤务,受正式值星官的领导,进行课堂、操场、野外等指挥工作。这个勤务制度的优点是:平时可以减少军官们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去钻研科技;战事中遇到军官中有伤亡时,各级勤务人员就可以接替继续指挥,这也是本班教育的特点之一。

  专科方面:除学科系统学习相关化学教程外,术科有投掷化学手榴弹,轻重机枪射击训练,加之八二化学迫击炮、李文斯式抛射炮、吹放钢瓶、汽车驾驶修理等;最后学防毒学,如毒气种类:侦毒、消毒、用毒等;及化学战术和使用毒气之时机(地形、风向、风速、温度)的掌握等。这些学术科,都是一面讲授,一面试验和练习。由于学术科繁多,班主任李忍涛每次升旗讲话时都谆谆告诫大家,学习一定要认真踏实,不能不懂装懂。为此,教官在讲课或教练前,一律都要做到备课和预习,掌握好授课时间和反复讲解重点;学生们也学得非常认真,不懂就问,直到弄懂为止。毕业考试时,学生对一些重要公式和操作,都做到了反复硬背和预习,取得了优良成绩!

  干训班的学生毕业后,以准尉见习待遇,分发到军政部学兵总队所属团、营、连担任见习排长,见习半年期满升为少尉;或分发到军政部防毒处,或担任各军师的防毒军官;带兵官可以调为防毒军官,防毒军官也可以回到总队当带兵军官。在军政部,学兵总队和防毒处这两个单位(李忍涛任总队长兼处长)少校以下的军官,可谓是清一色的干训班毕业生;在学兵总队所属各部队,自营长以下的各级军官,以及全国各正规部队的防毒军官,也全是这个干训班的毕业生,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系。

  入伍新生之“洗礼”

  黄埔16期特科刘嘉福回忆:我于1938年冬高中毕业后,考入军政部学兵队干训班第五期受训;先住泸州县城川南师范旧址,后迁纳溪县双河场营房。在受训期间,最艰苦的是半年入伍生教育。因为班主任李忍涛是留学美国、德国学军事的,所以干训班及学兵总队的训练方式也是采用美式,特别是德式的那一套,有时要一动不能动地站立两个钟点,除非上级开恩,不然你就休想动上一动;其好处是队形整齐不变,可是,站得腰酸腿痛,真是够呛!还有奇特的胸符佩带方式,就是新生胸前符号必须要翻过来带,以示新老学生之别。

  再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1、“新兵路线”:训练的目的是养成具有军人的气质,不投机,不取巧。入伍新生除排列队伍行走之外,个人行动一律要走“新兵路线”,即不管狂风暴雨或烈日当空,不管白天黑夜,行走要挺胸抱肘、两眼平视,两手握拳于腰际,而且要走直角,不能斜穿,不能取捷径。连夜间解手、进厕所,也要走“新兵路线”,否则被老兵发现 ,就说你是阳奉阴违,轻则训斥,重则叫你原地跪下卧倒,之后重走至厕所为止。处罚回来后,还要按时向其报到,然后写军人训诫、党员守则或总理遗嘱若干份等等。

  2、“钉墙”:本班非常注重风纪整肃,新兵稍一不慎,就要受罚。新兵每日服装仪容姿态等都要受老兵检查,检查时要立正,做到精神饱满,注目行礼,若发现内外衣裤有一个扣子不扣,或皮带没有扎紧(以不插进三个手指为度),就要被捶胸扣肚。如果屡教不改,态度顽强,不服从老生管教,或垂头丧气、精神萎靡不振、弯腰驼背者则被罚“钉墙”。“钉墙”即令你背墙而立,小腿、臀部、两肩、后脑壳紧贴于墙,两手平伸,掌心向外,手背贴墙,整体垂直于地面成90度,活象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钉墙”多久由老生规定,若“钉墙”数十分钟,就会大汗淋漓,浑身酸痛。故此,人人养成笔直的军人姿态。

  3、“报到”:任何一个老生,都可以随便通知任何一个新生到他那里去报到。去时要按老生规定的时间、地点,按部下见长官的礼节,要求很严格。报到的内容很多,有时是因老生发现了新生的某种错误或缺点,叫去予以斥责或指正;有时是找麻烦,如叫新生数一棵树上有多少片叶子,或要你替他抄笔记等等。新生决不准强调任何理由不服从。如态度不好或抗拒,就会遭到斥责,甚至体罚。

  4、“扣肚”:一种惩罚方式,除了打手板、罚站、罚跪、钉墙、举枪两腿半分弯等方式外,还有一种是本班特有的,也是最常用的惩罚方式,那就是扣肚,即叫受罚者立正站好,施行惩罚者就以拳击对方的小腹,令人想起来就头痛。

  5、“战友洗礼”:新生人伍期满,就要举行“战友洗礼”的仪式,全班官生集合,由班主任训话,宣布新生人伍期满,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和要求;最后由老生排成面对面的两列纵队,对面两人间隔一米各以一支手相互握住,高举过头,形成一条甬道;各人以另一支手握刺刀鞘或皮带;入伍期满的新生则站成一列纵队,鱼贯而人,通过甬道;待新生一入甬道,老生就用刺刀鞘或皮带抽打新生的屁股,跑得快者少挨打,跑到了尽头,洗礼仪式就算结束。

  记得1939年6月我在沪州受“洗礼”时,手背虽被“五一级”的老生误打出了血,但我还是不顾疼痛跑了过去,在走回来的时候,就把胸前符号翻过来带好,这时老生已经站成一列横队,欢迎我们已参加了所谓的“战友集团”,接着新兵与老兵由头到尾一个接一个地紧紧握手,表示已成战友;我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又笑又流泪;过去为教育新兵所存在的芥蒂一笔勾销,前嫌尽释。从此开始享受老生待遇,也照样可以找新生的麻烦了;遇事还可以用“战友”身份去找队长,甚至找总队长去申述。

  这半年的入伍生活可难熬呀!事隔多年,一想到当时入伍生的生活还心有余悸。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套找麻烦的教育呢?主要是训练你要遵行班训“阳刚、诚实、乐观”,爽直不搞阴谋,学会忍耐,不怕艰苦,奉行下一级绝对服从上一级,总之对入伍生实行了许多洋办法来找麻烦,那滋味可不好受。

  学兵队炮轰日军司令部

  黄埔14期特科戴威回忆: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继7月7日在卢沟桥挑起战火以后,仅隔36天,又在上海以其陆海空三军优势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在吴淞江湾一带强行登陆,大举进犯上海。

  8月14日,军政部(化)学兵队正在南京三牌楼营房受训,队长李忍涛集合了我们第三期六一级的准尉见习官和第一二期的部分同学,宣读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手谕,命令我们编成一个李文斯式抛射炮联队,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的战斗序列。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无不为之激动,深为能亲临前线与日本侵略者作战而自豪。

  在编制时,我们联队编成了4个排,每排4个班(3个炮班,1个弹药班)。每个炮班配属一门李文斯式抛射炮,每班16人,除正副班长2人外,前6名士兵组成炮组,后8名士兵组成弹药组,正班长指挥炮组,副班长指挥弹药组,整个联队300余人,共装备12门李文斯式抛射炮。

  这种抛射炮为英国人李文斯发明,故以其名命名。炮的口径是15公分,专用于化学战剂的发射。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凹底炮座,作战时将炮座及炮身的2/3埋在坚固的工事里,用电线将各门炮联接起来,计算好目标方位,以电钮操纵齐放。该炮可根据战场战斗情况,以排为单位或以几个排为单位,也可以班为单位使用;具有一定的杀伤和破坏力,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武器。

  对于这种李文斯式抛射炮,虽然在训练期间,化学兵器教官在讲堂上已讲解过很多理论和使用方法,但还不曾进行过实弹发射,因此在领到武器弹药以后,全联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操作训练,所有观测、瞄准、放射等科目都要在一两天之内掌握运用,并且这一套技术每人都要轮流学习操练。由于教官抓得紧,同学们勤学苦练,大家掌握得都很快。

  8月17日,我们联队奉命开赴上海。当日下午5点多钟,由驻地南京三牌楼营房出发,乘军用卡车直抵下关车站,夜里1点多钟,登上军用列车开往上海。火车驶出南京车站后,每经一站都有当地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向我们献茶奉水,并送上糖果、面包来慰劳我们,还高唱救亡歌曲,共呼抗日口号,使我们所有官兵心情分外温暖,更加振奋。

  火车于18日午后4点多钟抵达上海南翔,我们在此下车,休息待命。这里离前线不是很远了,附近村庄竹林中已有友军隐蔽着,经过联系知道是三十六师宋希濂的部队,他们是当天早晨到达南翔的,也在驻息待命。他们对我们说,这里常有敌机前来骚扰,汉奸活动频繁;正谈着,忽然发现天上有信号弹,他们说敌机快来了,一面说着一面派人去搜查发射信号弹的汉奸。我们立即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炊事班马上将炊烟遮挡起来,武器车辆等笨重物件也施以伪装。不一会,果然有6架敌机飞临我们驻地上空,开始低空盘旋,接着机枪扫射和投弹轰炸。我部联络参谋黄其祥当场被炸死,一名炊事兵也给炸伤了。不远处的马路旁边,一个友军的传令兵也被炸死倒在水沟旁,大家莫不愤慨无比,都表示要给死难者报仇雪恨。这时候已夕阳西下,我们队伍又重新集结起来。晚餐后,前线来了卡车,把我们送往江湾,一路上看到各兵种的增援部队,以及后勤补给的车辆和骡马纷纷奔向前线,中央军校桂永清教导总队的战车营也开了上去。这原本一条宽阔的马路,如今显得十分拥挤,因此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当我们车队到达万国公墓便停顿下来,这时前方的步枪、轻重机枪以及炮弹的爆炸声音,都清晰可闻了。不到一小时,联队长李忍涛从前线作战指挥部回来了,马上召集排长们传达前进命令并部署各项任务。当我们按照地图到达指定阵地时,距前线只有三四百公尺,联队长随即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带领着一二两期当班排长的同学去侦察地形,准备构筑工事,安置炮位。阵地附近有几幢散落的洋房,据说是复旦大学校长的公馆,这些花园别墅四周都有围墙,占地也不小,足够我们设置指挥所、驻屯部队、构筑工事和安置炮位。我们所使用的是抛射曲线前进的炮,这儿的地形地物很理想,不易被敌察觉,警戒也方便。

  前线指挥部给我们的命令很紧迫,要在两小时以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在我军前线步兵向敌人发起攻击之前,务必摧毁日军设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那座四层钢筋水泥司令部,那是敌人的指挥中枢。联队长要求各炮组发射化学炮弹攻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给以倭寇巨大打击,方能显出我化学兵之神威。

  我们4个排共12门抛射炮,采用火力重叠式布置,集中一个目标(日军司令部),以两个排6门炮为齐放单位,各炮用电线联接;准备完毕后,即待上级下达炮击命令。

  前线指挥部的攻击命令下达后,我们便配合友军的各种近距离火器向敌军司令部炮击,第一次发射未能击中日军司令部大楼,遂立即修正了距离方位,进行第二次发射,只听得“轰”的一声,一下便穿入第四层营房,黄磷燃烧弹与爆炸弹发挥了它特有的强大威力,从观测镜中看到日军司令部大楼上空出现大片红光,浓烟滚滚,大楼里的敌人鬼哭狼嚎,四处逃窜。我们继续朝着这一目标接连三次齐放,直到观测员报告说日军司令部大楼已倒塌湮没了,我们这才停止放射。随之敌军枪炮声便沉寂了下来,紧接着我军前线步兵奋起向敌人发起冲锋,一时间号声、炮声、枪声、喊杀声响彻云霄;“我们胜利了!”联队全体官兵学生手舞足蹈地高呼着,这一大捷使我们这些青年军人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光荣与自豪。第二天,上海各大小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新闻,用醒目铅字刊登了“日司令部残破,第四层完全炸毁,各楼层玻窗宛如蜂房”的消息,并载入抗战史册。

  上述表明学兵队既是一个训练机构,又是一个建制部队。1940年4月,学兵队扩编为学兵总队,总队除干训班外,总队部还陆续扩充了一些直属部队。有军士队、汽车营、工兵营、通讯营、高射炮营、特勤连、骑兵连、烟幕连、气象队、电艇队等。电艇队是无人驾驶,用无线电遥控指挥;据说艇内装满炸药的威力,仅将海水炸开复合的力量,就可以把军舰压瘪;如撞上敌舰,必被炸毁,是制服敌舰的进攻性武器。特别遥控指挥,在当时是很新颖的,这个队后来调到宜昌,协助宜昌要塞固守江防。

  在团的建制上,学兵总队迁到四川时,只建立了两个大队,以后陆续在四川纳溪扩大为第1、2炮兵团,相继又成立了第3、4两个步兵团。每个团有3个营,每个营有4个连(其中1个是辎重连)。连以下仍是三三制。团的装备以八二化学迫击炮为主;防毒、侦毒、消毒器材为辅。士兵除步炮装备外,还配有德式钢盔,防毒面具、化学手榴弹等器具。

  至此,化学兵已分成三个单位:一是学兵总队,二是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三是主管全国全军防毒部门的防毒处,李忍涛自兼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主官,晋升为中将。1943年10月24日,李忍涛由昆明飞印度前线视察学兵总队重炮两团,不幸于28日回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时年39岁。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2-03 09: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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