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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革命老区红色湘女——谢冰莹
2020-12-29 14:41:57  来源:童建文  点击:  复制链接

 

  曾艳平2020年8月7日于市科协干部讲堂宣讲

  前言: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活动安排今天是我做科协干部讲堂的主讲。6月份单位组织参观谢冰莹故居后我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周无意中在一本杂志上又看到了朱旭晨写的《穿越世纪的彩虹》,于是决定给大家讲有关谢冰莹的故事。我通过找到童建才、李夫泽老师进行指导、参阅了童老师带来的10种资料、并在网上进行学习等,整理了题为《冷水江革命老区红色湘女——谢冰莹》供大家分享,下面分三个方面介绍:

  一、谢冰莹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情件

  谢冰莹(1906~2000年),冷水江市铎山镇龙潭村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教授、少将、革命老区的红色湘女。1921年15岁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习期间发表处女作《刹那的印象》。1926年20岁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当了女兵。1927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写出蜚声中外的《从军日记》,曾受到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称赞。1928年冬,进入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学习。1929年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是“北方左联”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30年代前期,曾两度去日本求学。1937年抗战爆发时,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1940年在西安主办大型《黄河》月刊。1948年42岁告别大陆应聘去台湾师大任教24年,1956年50岁皈依佛门,1972年66岁退休,68岁侨居美国。曾任美国国际孔子基金会顾问、美国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会长。2000年1月5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4岁。谢冰莹一生著作等身,到了晚年,仍孜孜不倦,人称“不老的女兵”。被誉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著作有《从军日记》、《女兵自传》、《新从军日记》、《在日本狱中》等,共80多种365部,2000多万字。谢冰莹,两度从军,三次入狱,四次逃婚,晚年漂泊,不忍死在美国。谢冰莹的身体里有着倔强叛逆的不安分因子,这就注定了她的一生都要与命运进行抗争,与困难进行搏斗。

  出生书香门第 少年顽皮好学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曾用笔名芷英、乡巴佬等13个。1906年农历九月五日生于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今冷水江市铎山镇)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父亲谢玉芝是晚清举人,一生致力于教育,先后任邵阳、武冈、零陵、东安、新化各书院山长,三度选为县立中学校长,博闻强记,知识渊博,人称“康熙字典”,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誉。她的母亲办事能干,性格刚强,对儿女管教很严,人称“墨索里尼”。她的大哥谢赞厘,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历任益阳五福学校、湖南第二联合中学校长,湘中汽车路局常驻委员,新宁县自治调查专员。新化劝学所所长,益阳、攸县县政府科员、科长等职。二哥谢赞尧,国立山西大学毕业,曾任山西省政府编译,中学教员,后弃教从军,任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著有《哲学概论》、《人生哲学》等。三哥谢赞篁,毕业于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湖北省立第二女中等地任教;曾任过《湖南通俗日报》、《长沙商民报》、《汉口和平日报》编辑、西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还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解放后,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赞尧、赞篁均获少将军衔。

  谢冰莹小时被称为“淘气鬼、冈猛子”,做出了许多“惊人”的举动,令母亲生气。她崇拜《水浒》里面的英雄好汉,却不喜《红楼梦》中人物的儿女情长,表现出男子汉气概。

  顽皮的谢冰莹却酷爱学习。她11岁进入私塾启蒙,成了当时当地唯一的女生。12岁经过三天绝食斗争,进入大同女校读书。13岁来到县城,进入新化县立高等女子小学就读。14岁,离开县城,在益阳信义女校学习。1921年,她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师。在这里,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异常刻苦用功,常常深夜躲在厕所里看书,人称“书呆子”。同时,在校长徐特立思想的影响下,大量地阅读进步文学作品。

  进入黄埔军校 《从军日记》成名

  1926年20岁,快要从师范毕业的谢冰莹从二哥那得知武汉黄埔分校招收女兵,欣喜若狂。恰好这时,家里又逼着她结婚。为逃避封建婚姻,寻求美好未来,谢冰莹在二哥的鼓励下,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武汉黄埔分校)第六期,过上了“丘八”生活,经受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1927年,北伐军从黄埔分校女生队中挑选一批人来组织宣传队随军北上河南,参加西征,谢冰莹有幸被选上了。1927年5月,她随叶挺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作战、做群众工作的间隙,把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日记,寄给《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先生,请他代为保管,不料孙先生将其全部发表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林语堂先生又将其译成英文在该刊的英文版上发表。这就是她蜚声中外的成名之作——《从军日记》。

  《从军日记》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群众对北伐革命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是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从军日记》一发表,立即轰动了当时文坛,紧接着便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1930年8月,法国著名的《小巴黎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详细地介绍此文内容。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谢冰莹致函,表示敬意和祝贺。罗曼·罗兰称赞她是“努力奋斗的新女性”,鼓励她“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北上南下浪迹 东瀛(日本)两度求学

  1928年春,谢冰莹到衡阳省立第五中学附小任教。1928年7月,辞去教职,投奔正在上海主编《当代》月刊的孙伏园,后在孙伏园先生的帮助下进入上海艺大中文系学习,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1929年,谢冰莹应三哥之约北上,先同陆晶清一起合编《民国日报》副刊,后在黎锦熙先生的帮助下,进入北平女师大学习。这时期,她一面读书,一面在外面兼课,一面从事写作,生活十分艰苦。同时,她还积极参加“北方左联”,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女兵”谢冰莹的参与和领导,对扩大“北方左联”的影响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0年冬,由于生活的艰难和感情上的痛苦,谢冰莹离开北平匆匆南下。她走武汉、奔长沙、回新化,最后又于1931年仲夏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她全身心进行创作,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

  1931年7月,谢冰莹从上海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刚到日本,“九·一八”事变爆发,她同中国留日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年底,又因与同学组织抗日救国会,遭遣送回国。

  1932年1月,她回到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她白天参加救护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妇女之光》。后来,她又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教书,并为《夏门日报》编辑文艺副刊“曙光”,同时创办《文学月刊》。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她被任命为妇女部长,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于是,她回到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

  1935年,谢冰莹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1936年4月12日,谢冰莹因拒绝去欢迎到日本朝拜的伪满皇帝溥仪,被关进日本狱中,遭到严刑拷打,身心倍受摧残。三星期后,由于柳亚子先生声援,驻日领事馆保释,才逃出虎口,回到上海。不久,取道香港去桂林,在南宁高中教国文,并编辑《广西妇女》周刊。

  1936年,谢冰莹将自己前半生坎坷经历写成《一个女兵的自传》(后改为《女兵自传》,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版又引起了轰动,马上就成了畅销书,当时的青年人争相购买,“人手一册”。后又被译成英、日、德、法、西、葡、意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1976年,《女兵自传》由台湾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易名《女兵日记》。《女兵自传》真实地记录了谢冰莹在“五四”新思想的熏陶下,从封建家庭中走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长为新时代的“女兵”的全过程,使人们看到了妇女在寻求美、探索美、追求美的历程中艰苦跋涉的步履。

  追求婚姻自主 数次悲欢离合

  谢冰莹在三岁时,家里就将她许配给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萧明为妻。北伐失败后,谢冰莹回到家乡,母亲便将她“关起来”,逼着她出嫁萧家,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谢冰莹死活不从,一连进行了三次逃婚。第一次是在酒席上假装上厕所而逃跑,第二次是在细雨霏霏的黑夜逃跑,第三次是化装成一个中年农妇逃跑,可都被母亲抓了回来。最后只好像傀儡一样被抬到萧家,与萧明拜了天地,成了名义上的夫妻。不久,谢冰莹假借到大同女校任教,从萧家逃走,来到长沙找到萧明,一起登报申报解除婚约。

  最先与谢冰莹共同生活的是符号。符号,湖北仙桃人。他俩是武汉黄埔分校的同学。谢冰莹北伐后回家,母亲逼着她出嫁,外面的书信都被母亲扣留,只有自称“鸣妹”的符号能与“鸣姐”谢冰莹通信。1929年5月,符号同逃婚而出的谢冰莹一起从上海去北平,开始共同生活,并生有一女孩叫符冰,又名小号兵,兼有父母的名字(文化革命在中央戏剧学院被红卫兵迫害致死)。为了一家三口的生活,符号到天津北方书店去工作,因这家书店是中共地下机关,符号因受牵连于1930年被捕,被关进了天津第三监狱。谢冰莹的生活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她迫于无奈离开北平,带着孩子投奔了婆婆。在婆家生活靠点稿费难以为继,谢冰莹动了带着孩子回湖南老家的念头。但婆婆担心她会带着孩子一去不返,于是在车站将她拦截并强行带走小号兵。孩子被婆家带走,又怕母亲强迫她另嫁他人,谢冰莹没敢回老家,只身去了上海,开启了苦涩的“沪漂”生涯。

  谢冰莹带着孩子去探监,知道符号短期内难有出狱的希望。符号对谢冰莹说“现在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你愿意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你的完全自由,我对你的意见是无条件地赞同,包括安顿小孩的问题在内。”1933年9月,谢冰莹在厦门省立中学任教,与黄维特相识而同居。黄维特原名黄震,福建仙游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高师生物系,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辗转参加教育工作。1935年,两人一起来到长沙,住在岳麓山上。1936年,谢冰莹在日本因抨击溥仪卖国行为被捕入狱,黄维特也被株连入狱,他们的爱情经过铁窗的磨炼与考验更加珍贵了。1940年,谢冰莹发表报告文学《在日本狱中》,1937年,黄维特到南昌一家医学院任教,而冰莹则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两人便分开了。由于残酷的战争,致使两人音讯中断,最后失去了联系。同年谢冰莹与贾伊箴先生结合。贾伊箴是山东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在英国留学,是一位化学专家。与贾结合,是谢冰莹真正意义上的结婚,两人感情深厚,相依为命,白头偕老。1948年8月,谢冰莹同贾伊箴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谢讲授国文和“新文艺习作”,贾任化学教授。五十年代相偕应聘赴马来西亚任教。1966年,小号兵因母亲谢冰莹在海外的关系,被迫害致死,160万字的日记也被付之一炬。对比小号兵的不幸,谢冰莹和贾伊箴生的两男一女,则要幸运得多,他们都在美国担任大学教授或其他高级职务,有着和谐美满的人生。

  谢冰莹三次入狱,受到了非人的刑罚折磨,尝遍了饥寒交迫之苦。但她没被打垮,反而还放言“苦难是智慧的磨刀石”。

  1972年66岁在台湾退休,1974年定居美国。1988年7月28日贾在美国旧金山因心脏病去世。谢与贾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子,两个孙女。如今儿女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长子贾文辉、幼子贾文湘分别担任大学教授或其他高级职务。女儿贾莉莉是美国一位出色的钢琴家。

  抱病重上征途 写下血泪作品

  1937年,谢冰莹怀着国仇私恨,在母故父病的情况下,毅然告别家乡,抱着有病的身子,来到长沙,迅速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又当上了“女兵”。她在戎装照片上题写“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八个大字,表达了抗日的坚强决心。她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黄河流域。1938年4月,谢去徐州前线,在李宗仁任司令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任秘书(少将衔)。后来,又在长沙湘雅医院的战地救护队任向导,参加后勤部和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合办的伤兵招待所工作。1939年,又在宜昌办救护人员训练班。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深入到前线,掌握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谢冰莹的写作兴趣特别浓厚,先后发表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第五战区巡礼》、《姊妹》、《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等著作近百万字,成为抗战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庄严而伟大的抗日斗争,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谢冰莹活跃在抗战前线的日子里,赢得了人们的高度称赞,田汉、何香凝、黄炎培、陈铭枢、柳亚子等许多社会名流纷纷赠诗鼓励。田汉赠给谢冰莹的诗这样写道:“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诗作准确传神地表现了谢冰莹的“女兵”特色,勾勒了谢冰莹抗战期间活跃于前线的特有风貌。

  创办《黄河》月刊 号角诗筒同吼

  谢冰莹在笔耕不辍的同时,主编过很多报刊:1929年与陆晶清合编《民国日报》副刊;“九·一八”事变后,编辑周刊《妇女之光》;1932年主编过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灯塔》;1936年编辑桂林的《广西妇女》周刊;1938年后在重庆主编《新民报》文艺副刊《血潮》;1940年,谢冰莹在西安创办《黄河》月刊,这是西北国统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编辑《黄河》的同时,她还与沙雁等人负责编辑一个专为前线士兵阅读的文艺刊物《阵中文艺》。1943年,她离开西安到成都在四川高级职校任教。1945年,她赴武汉任《和平日报》与《中华日报》副刊主编。1946年,应北平师大中文系聘,讲授《新文艺写作》,复刊《黄河》。后又担任华北文化学院教授。

  《黄河》的创刊,在当时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40年1月,谢冰莹正在紧张地筹备着《黄河》创刊时,恰好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卢冀野来到西安。卢冀野被谢冰莹的精神所感动。

  当即赠给谢冰莹一首诗,诗写道:

长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园西遇女兵。

号角诗筒同一吼,黄河从此怒涛生。

  冰莹兄纪念 冀野书于雁塔下

  在这首诗中,卢冀野将谢冰莹从军、编刊物的两种生活都反映了出来,高度称赞了谢冰莹的创刊精神。

  “女兵”成为教授 文坛绿树长青

  1948年8月,谢冰莹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赴台湾任教,成了一名大学教授,一直到1972年退休为止,(大陆42年台湾52年)。其中,1957年7月,偕女儿赴马来西亚太平任教,担任华联高级中学国文科主任,任教三年;1963年夏赴菲律宾马尼拉文艺研习班短期讲学三个月。

  谢冰莹这位在少年时代不高兴读《圣经》,不喜欢做祷告,相信“人就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什么都是自己靠自己”的“女兵”,到1956年50岁,竟皈衣佛门,取法名为“慈莹”,在家里立了“佛堂”,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每天必须念“佛经”。佛桌上的白银小塔里,还放着来自印度的三颗“舍利子”。谢冰莹的前夫符号,一直居在湖北沔阳乡下,他闻此讯后,想起当年的“鸣姐鸣妹”,感叹之下写完了他无题百首诗的最后两绝: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

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

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谶旧愆。

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在台湾的年代,谢冰莹仍笔耕不辍,绿树长青,且数量远远超过在大陆时的创作。有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儿童文学、传记、游记、理论、书信等等。随着时事的变迁和作家艺术着眼点的转移,谢冰莹后期的作品,时代色彩没有前期那么强烈了,主要涉及日常生活的题材,但仍继续运笔写众人所普遍关注的问题。

  谢冰莹非常喜欢小朋友。1979年底,她在《世界日报》的“儿童世界”版开辟了“贾奶奶信箱”专栏,与小朋友进行心灵的交流。1984年,出版了《小读者与我》,将小朋友给她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发表出来,给读者展示出一个天真纯洁的童心世界。

  (谢冰莹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报告文学和写实方面。她的作品“鼓荡着时代的风雨和历史的脉搏。女性反叛,爱国爱家,不屈的民族气节,是她作品的核心;不事雕琢,朴素无华,自然流畅,是她创作中的艺术表达”。

  谢冰莹把整个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文学事业。她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傻子,我不要名,更不要利,我只希望做一个平凡的渺小的人,只愿用整个的心力贡献给文学”。因此她从少年青年开始创作起,一直到死才放下手中的笔。在老年时,她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指出了自己创作的原因:“为什么到了八十一,还舍不得‘封笔’,是为了世间还有许多不平、凄惨、悲壮、苦闷、快乐,和未来充满了光明、新希望的事,所要我要写;为了我的无数的可爱的青年和小朋友读者,我更要写!”这正是谢冰莹从事创作的巨大精神力量之所在,也是她成为世界著名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游子难圆思乡梦 奋斗精神永相传

  1974年秋,谢冰莹同丈夫贾伊箴一起定居美国,过着读书与写作的生活。同时,她爱好广泛,除喜欢游览山水外,还喜欢画画、照相、种花、集邮、收藏红豆、收藏贝壳、养动物。

  谢冰莹后半生漂泊海外,却始终割不断对故乡的思恋。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故乡、亲人、朋友。尤其在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上态度鲜明,毫不含糊,对祖国一片痴情。她说:“台湾一向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对不能分离。所谓‘台独’,在我看来,是死路一条。”“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分久必合的,海峡两岸统一起来,国力就会更加强大,这是必然的!”

  大陆的亲人和朋友也时时刻刻都在企盼着谢冰莹归来。去美探望她的人,与她通信的人,写文章怀念她的人不计其数。解放初期,朱德总司令曾惋惜地说:“冰莹若能回来多好!”

  从1948年离开大陆后,谢冰莹50年代发表《还乡梦》,又出版《故乡》散文集。70年代恢复与家乡亲人通信以来,多次表示强烈的还乡愿望。80年代初,她还要家乡的侄儿谢直资找杨纤如联系回国事宜,获得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1982年,中共广东省委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前,曾通过魏中天向冰莹发出邀请。但海峡的风云长期影响着70年代就定居美国的谢冰莹。她一直没有回来过,给人们留下深深的遗憾。2000年1月5日,谢冰莹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4岁。谢冰莹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国,就要火葬,然后把骨灰撒在金门大桥下,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飘回去。”2000年元月12日,人们以佛教仪式公祭她,并将她的骨灰撒入江海,圆了她的还乡梦。

  2000年元月8日,《联合报》刊出标题:作家谢冰莹五日病逝于旧金山。副标题是:享年九十四岁,曾根据参加北伐经历,写成《女兵自传》等书,苏雪林曾称赞她的作品“每使读者感觉津津有味,非读终篇,不忍释手”。

  同日,《中国时报》刊出标题:文学女兵谢冰莹逝世旧金山。副标题是:生命历程曲折,辗转大陆、台湾、美国,享寿九十四岁。

  二、有关谢冰莹的评述

  谢冰莹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及思想情感的诸般变化,使她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第一个在现代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领域建树卓著的女作家”。这是一位年轻时爱国,中年时爱家爱学生,晚年时爱禅修的世纪人物。谢冰莹一生,其命运始终与时代紧紧联在一起。由近代而现代,由战争而和平,由大陆而台湾乃至美国,既见证了20世纪风云起伏的历史,也参与了打破旧制度创建新世纪的历史。她是旧世界的叛逆,是前卫的女兵。为中国女性在社会和文学上建立性别话语做出了贡献”,“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港台文学、女性文学等不同领域内,她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其次,作为时代女兵,谢冰莹自传极少涉笔于自身的女性特征,这既是现代中国早期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女性的共同特征,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与谢冰莹个人性格有关。谢冰莹不止一次强调说自己“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一块玩”,“爬树掏鸟窝,下田捉泥鳅;在月明之夜练操兵,我当总司令;和小朋友办家家酒,结婚时,我一定扮新郎……”。她从小就在争取像三个哥哥一样上学读书,她不爱穿耳裹脚纺纱,不愿意像姐姐那样从早到晚纺纱绣花,扶着墙壁行走,她像男孩子一样爬树下河当司令。长大了,她就要外出求知识、求自由、求独立,逐渐地她成长为一个大胆、大方、能吃苦不怕累又有火热的思想和情感的新女性。她要打破旧的制度,创造新的世界,时时激励自己“不要忘记了你是个非凡的女性”,要“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最后“兵”成为她的自传的核心词,战争、抗争成为她某一阶段的生活主旋律,反封建和反军阀反日帝成为她的两个主战场。她外出读书谋职寻求自立,致力于摆脱封建家庭与婚姻的压迫和束缚,在与保守落后的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她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毅力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叛逆性格也因之得到愈加强烈充分的发展。同时她积极参军上前线,过着悲惨雄壮而痛快的军旅生活,以精神之乐战胜物质之苦,成为英姿飒爽不怕牺牲的中国第一代女兵。

  在人生之路上,意想不到的风浪总是不断地袭来。无论国内国外,谢冰莹几次求学都未能“修成正果”: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未及毕业即弃文从军;考入上海艺术大学刚刚一个学期又因学校被封闭而中断学业;在北平女师大学习一年多又因政治、生活等原因被迫南下;两度赴日求学也都半途而费,终究未能取得任何学校的毕业证书。当兵是她的喜好,但两度从军,一次太短一次过长,都不能尽如人意。她的英雄梦与爱国情要么消失在转瞬即逝的狂风淫雨与炮火硝烟中,要么最终消耗在无休止的战乱与脱缰之马般飙涨的物价和艰辛的生活中。尚未懂得爱情的时候心中不知不觉便有一个异性的影子挥之不去,令她不时陷入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中,矛盾而苦闷。最后与之厮守白头的丈夫贾伊箴虽是诸般皆好,但却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而且对大陆极端反感,有时甚至当面撕毁大陆朋友写给谢冰莹的信件。

  但谢冰莹是生活的强者,每一次消沉或是走投无路之际理智总能战胜一己之情和懦弱无能的自杀想法。在她的自传中,无数的事实皆指向“女人不是弱者”这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让人敬佩促人觉醒使人振奋。

  虽然如此,但她毕竟是个女孩是女性,是女作家,只要用心总能发现她那天性流露的一刻。《从“女兵”到教授》让我们看到了谢冰莹身上的女性特征,如害羞腼腆、遇事想不开爱闹自杀、感情细腻缠绵、爱家爱孩子等等。作者写她和其他女孩子一样知道害羞,逢年过节“未婚夫”萧明来家里拜年送礼的时候,她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一直躲在闺房里读书;在从长沙到武汉的火车上竟不敢向别人打听厕所的事。遇到逆境或是贫病交加光阴黯淡她就想自杀,第一次逃婚被母亲抓回去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时她想不开了,小号兵被祖母抢走时她也感到生活的没有希望,等等,每逢这样的时刻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自杀。如果不是理智的自我说服,谢冰莹一生不知要自杀过多少次!当然,在其他人的生命历程中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只是谢冰莹坦诚地把自己的内心苦闷与挣扎搏斗写了出来。从十几岁开始就时常陷入感情的纠缠中,初涉社会时也像其他年轻女子一样步步小心,1943年还特地从成都飞到桂林与女儿小号兵团聚,欲接小号兵去成都。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女性所拥有的想法和做法。此外,她的女性特点还体现在她强烈的妇女解放意识上,她由祖母、母亲和姐姐看到裹脚是女子的大不幸,深切体会到社会经济制度是摧残妇女逼她们到堕落的路上到黑暗的坟墓中去的魔掌。觉醒的她更以行动——从军和创作——表达自己争取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意识。

  谢冰莹说过她很庆幸,因为是作家,几十年来她结识了无数的朋友。谢冰莹不仅是作家,而且是非常勤奋的作家,一生创作千余万字,出版作品七十余部,尚有以百万计数的日记,可谓著作等身了。谋生的手段,无论在上海艺大还是北平女师大读书,谢冰莹生活的主要来源都是创作。在北平,小号兵出生后,情形更加艰难。符号在天津,收支相抵只能解决一个人的生活,产后不久的谢冰莹创作之外还要到中学去代课,方能勉强维持母女俩的生活。符号入狱后,谢冰莹带小号兵南下回到符号的老家,仍是靠着写作赚点稿费贴补符母的家用。现代文坛上许多作家也都是靠作品吃饭的,对谢冰莹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抗战期间创作热情激昂澎湃,先后出版8部作品:《在火线上》、《第五战区巡礼》、《战士的手》、《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姊姊》、《新从军日记》等。四是1931年赴日前后创作的变化:以往只有《从军日记》中表现了一种“少不更事,气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朦胧激情,其他作品则大多写青年男女的恋情。回国后,作品由自我的痛苦延伸到了深受压迫的弱小者的痛苦,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的内疚和反省。与日本作家林芙美子及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天等的交往。最后也是最富有个性的举措是离婚不诉诸法律,而是以文学形式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爱的《清算》,之后将全付精神投入到创作中,很快发表出版《抛弃》、《青年王国材》、《青年书信》等。

  五十年代她的皈依佛门,既是因创作而产生的机缘,也是解脱内心苦闷的方式,这一方面关联她的作家身份,一方面也是其女性容忍性格的表。谢冰莹并非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之人,她有自己独特的爱情观,她需要爱情,更需要自由,认为现代婚姻是与改造社会有直接关系的,时时告戒自己不要因爱而误了远大的前程。谢冰莹对婚姻爱情的考虑和多次选择是其叛逆性格的真实写照。

  谢冰莹晚年生活在美国,起初许多老朋友都不详她的生死情况,1980年11月间,她与阔别已久的老友魏中天在旧金山不期而遇,此后联系频繁书信不断。一些留存下来的书信后辑为《永恒的友谊——谢冰莹致魏中天书信集》出版,成为学者研究谢冰莹后期思想变化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与老友书信往来中她一再否认自己早年的革命历史,“我从来没有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你参加,我完全不知),更没有反蒋,我是始终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孙总理和蒋总统的;否则我为什么要跑去台湾?”其中“妨碍对方安全”和“我没有反蒋”是问题的重心,是解开谢冰莹前后思想转变及晚年否定自己的革命历史的钥匙。虽然谢冰莹晚年定居美国,但她毕竟在台湾生活了二十余年,对台湾政府是满意的,而且现实点分析,她拿的还是台湾的退休金呢。谢冰莹自1931年初离开北平离开左联后便不喜欢谈政治也不加入任何党派,她的爱国就是爱国,不是某一个政党手中的国家,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国家,这其实是自然而又入情入理的。但政治立场却往往联系着个体生命的安危,或许是为自身“安全”着想,她才申明“没有反蒋,始终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孙总理和蒋总统”。事实也许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谢冰莹晚年思想的真正转变。这也是非常可能的,女儿小号兵死于大陆“文革”,使其对大陆的政治运动多少有些反感,在信中她甚至说“十年的红卫兵太可恶,真该杀!”“我们要活得自由,平等,快乐,民主,大陆有吗?”这些发自肺腑的情感取向表达了谢冰莹对大陆的积怨之深。认为谢冰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李夫泽还对谢冰莹放弃圆“故乡梦”的心理进行了分析。谢冰莹本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她爱家乡爱父母爱亲人爱朋友,对他们常常是思念不息。她的许多回忆文章和书信都流露了这种对故乡故土故人的思念之情。有一段时间,她天天盼着能回到大陆回到家乡,可是,后来当中国文联及家乡冷水江市要落实她回乡之事时,她却又避而不谈了。对此中情结,认为生活环境和家庭内部环境左右了谢冰莹对大陆的看法和态度,而谢家老宅“守园”的被废、父亲藏书的丢失及谢冰莹的身体状况等也阻碍了她故乡梦的实现。

  设想如果谢冰莹晚年身体状态比较好,没有失忆症、眼睛也不流泪,她能够再写一部自传的话,那时她将怎样定位自己呢?她会再展女兵风姿还是要给读者送去佛门的清凉世界?是以作家现身还是要做个苏雪林那样的研究者?这样想着,我更为深刻的领悟了自传的真谛。阻隔了三十年,终于在1979年8月大陆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上出现了谢冰莹的名字,该辑刊出了杨纤如的《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提到谢冰莹是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

  三、现在有关谢冰莹的事

  2000年4月18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阎纯德教授和杨翠微博士专程赶来娄底,和谢冰莹北伐时所在第六期女生队战友顾曼侠(载云)之子、画家顾家彝一起,在笔者的陪同下,一起驱车前往谢冰莹的故乡冷水江市铎山镇龙潭村,村镇领导全程陪同采访。应冷江一职童建文之请,阎教授挥笔题词:“谢冰莹不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卓越的作家,她还是一位国民革命家和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之一。冰莹不朽!”

  在即将离开铎山时,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应该保护好谢冰莹的故居,应该建立谢冰莹故居纪念馆,应该搜集有关谢冰莹的各种资料文献,应该召开“谢冰莹生平与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谢冰莹不仅是湘西山中之玉、水中之珠,她也是中国女性命运的典型代表,是国民革命的先驱之一,是一部教科书……”

  现在,娄底师专中文系已开设了《湘中现代作家研究》课程,其中谢冰莹是其主要研究的作家之一,谢冰莹的生平和创作尤其是她的精神,正逐渐被年青的一代所了解,所接受。冷水江市政府已向上级申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项目——“谢冰莹档案文献遗产。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1-14 1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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