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人物刘伯承》 敌进我进之四：勇渡难关
2018-11-12 14:43:35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反共高潮，形成日伪顽两面夹击的严峻局势。与此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无情地袭来。从1941年秋天起，太行、太岳、冀南各区旱涝交替，蝗灾猖獗，不少地区还流行霍乱、疟疾等疫病，造成根据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和人口锐减。

　　面对一系列严重困难，刘伯承并没有退缩，他跟邓小平一道，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北方局的指示，依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通过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逐步渡过了难关。

　　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遇到较大困难时，于1941年12月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心点在充分估量根据地对抗日军队和政府的负担能力，坚决防止和纠正民力过快消耗，人民负担过重的倾向，以使根据地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

　　晋冀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首先是从思想发动开始的。1942年1月7日，第一二九师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师直属队、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的干部参加。刘伯承到会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我们准备反攻的最好时机，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敌后长期的游击战争，开展敌占区工作，争取瓦解敌伪军，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另一方面，我们要实行“精兵主义”。

　　提高部队质量，积极准备反攻。接着又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实行整编，紧缩领导机关，充实战斗连队。老弱战士与荣誉军人，应慎重地、适当地安置到地方。实行部队抽训和轮训制度，工农干部多学习，知识干部多实习。抽调强有力的部队干部参加民兵工作，参加游击队，加强人民武装。体念人民疾苦，加紧生产节约，与贪污浪费展开无情的斗争。要发扬我们党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渡过接近胜利的两年。

　　动员会后，师直属队组织排以上干部进行讨论，着重找出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及领导作风上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精兵简政的意义和作用，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直属队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大胆揭露矛盾，提出改进办法，一些干部发言，谈到百团大战后正规军发展过猛、地方武装大量升级，影响了游击战争的正常开展和群众保卫家乡的热情。刘伯承插话：”这个意见提得好。正规军没有地方武装、人民武装配合，等于是‘裸体跳舞’”。干部中也有认识模糊的，特别是那些年大体弱者担心被裁掉，认为当兵吃粮自古皆然，何况八路军打鬼子还不是为了老百姓?刘伯承耐心地引导大家算了一笔帐：太行区的负担人口共150万，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应负担3万军队、1.5万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全区军队现有4万、地方干部2万多。

　　通过简单的计算，他因势利导他说：“大家可以明显看出，太行区脱产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大大超出了民力负担的正常比例。太行区本来是贫瘠之地，眼下又逢灾荒年头，老百姓确实太苦了，我们能坐视不顾吗?”

　　然后，他进一步分析：“脱产人员，又以上层机关为多，本师机关和直属队达2600余人，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达540余人，而下级机关和基层连队则严重缺额。”他继续开导大家：“这种状况，不但是‘鱼大水携，而且成了‘头重脚轻’，再不加以改变，那就必然象中央指示指出的那样：‘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你们说，我们能让这样的危机出现吗?”

　　“不能!”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讨论中，邓小平也反复对于部们讲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讨论结束时，刘伯承作了总结。他说：“我们这次精兵，是体念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提高干部质量，而决非消极的裁员。这次精兵简政，要依靠群众，爱惜民力，帮助人民武装的发展。加强学习步骤，适当调剂干部。开展生产节省运动，进行组织上的整理。克服官僚主义，采用科学民主的管理方法。”

　　精兵简政的组织工作随之顺利开展。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颁发了《一二九帅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同时，指示司令部下达了新的编制表。命令规定，要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与重叠机构，充实战斗连队;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长期学习，使其锻炼成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

　　新编制表中，特地提出了精简整编的主要原则：一、调整编制减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认真充实战斗连队，旅以上直属队与战斗部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七，团直属队与战斗人员为一比五;二、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装与各级武委会，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三、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为了加强对精兵简政工作的领导，刘伯承、邓小平指示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按级成立了整编委员会。各级整编委员会普遍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动员，印发教材，召开座谈会和开展个别谈话，帮助干部战士解开思想疙瘩，教育他们认清精兵简政对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的意义。

　　从1月至5月，第一二九师进行了第一期精简，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的精简整编工作就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在充实基层方面，按照编制表，正规军的每个班达到了9人以上，每连编9个班。员额由原来的5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凡够4个连的编为丙种团，够6个连的编为两营制的乙种团，够9个连的编为3营制的甲种团。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太岳两区的部队，共编成4个甲种团、7个乙种团、11个丙种团。保留了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决死第一旅的番号。在充实人员的同时，还统一调配了武器。各战斗单位的枪支口径较前统一，自动火器也较前集中。

　　在精简机关方面，除抽出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入战斗连队外，还采取了编并的办法。师直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太行各分区和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共减少156个伙食单位。

　　5月以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北方局的统一部署，领导第一二九师进行了第二期精简。重点是进一步整编机关，改变机关庞大不适应频繁转战的状况。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作战与训练、侦察与情报、宣传与教育、统战与群众，纷纷合二为一。这样，一改过去领导机关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缛的情形，使组织十分精干，行动更加灵便。

　　冀南军区处在平原斗争的特殊环境，精简工作略与山区不同。根据平原游击战争不便于大部队集中行动，而适合于小部队分散、灵活地机动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冀南军区在精简整编中，应坚持野战兵团地方化的方针。

　　在整编中，妥善处理了编余人员，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将来发展的需要。

　　太行、冀南两区共调出干部2000余名，一部分派到地方武装和区级以上武委会中，一部分送延安、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同时将660多名年老体弱的干部交地方政府安置。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共安排了6000余名战士退伍，家在根据地的即回原籍，不在根据地的则介绍到地方安家落户。转业和退伍军人一般都转到民兵、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组织，发挥作战和训练的骨干作用。

　　军队的精兵带动了地方简政。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根据民力负担对政府脱产人民的限额，规定了简政方案。精简中，贯彻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干部;多减事务人员，加强区对村的领导等原则。

　　对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进行了调整或合并，减少了机关，精干了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仅太行区在8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节省经费百分之三十八。

　　晋冀鲁豫根据地和第一二九师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普遍而彻底，取得了显著成效。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在精兵简政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与边区政府负责人一起，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为打破日伪顽的经济封锁，克服解放区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而倡导的一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迅速发展生产的运动。1942年底毛泽东发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是解放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由于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生产运动是与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结合进行的。

　　太行、太岳区山地起伏，水源奇缺，历来易闹旱灾，但象1942年和1943年那样持续两年的大旱，是多年所仅见的。

　　当1942年春旱情刚露头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就十分重视进行抗灾救灾，指示师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立即下达执行。

　　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旅、军分区设指导和帮助春耕的组织，团设领导助耕的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为助耕小组，要做到不荒一亩地;二、切实帮助群众警戒，解决牲口、农具等问题;三、春耕期间停止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租不还等现象。

　　此外，规定还要求助耕部队必须做到：一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严守群众纪律：二不遗失损坏农具;三要创造助耕英雄;四要随时对群众宣传。

　　规定并下达了部队各级的生产指标：旅以上每人当年生产达到120元，团以下每人60元。

　　规定发布后，部队各级成立起助耕组织，组织指战员帮助群众抗旱春耕。

　　为了不违农时，师直属队在李达参谋长的带领下，突击运肥送粪、构筑漳河堤坝和平整河滩地。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不顾一臂残疾，坚持参加锄地。在他的带动下，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个个奋勇当先，百十号人一星期就整修好河滩地50多亩。春耕结束，第一二九师机关和直属队跟群众一起整修了1000多亩河滩地，修筑了用工1.9万多个的堤坝。

　　进入1943年，太行、太岳、冀南3个地区旱情更加严重，自春至夏未下过一场透雨，田地干得寸草不生。

　　刘伯承、邓小平以更大的精力率领部队帮助群众生产渡荒。4月1日，他们令政治部发出“关于帮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与民同命，战胜灾荒”。他们率先垂范，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包片开垦荒地。在驻地赤岸村旁的清漳河畔乱石滩上，移石填土，围堰打埂，浇水点种，硬是造出了一块5亩多的田地，并及时种上了玉米和蔬菜。

　　刘伯承、邓小平带头垦荒的模范行动传到各部队，指战员们群起响应。

　　他们纷纷奔向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耕作。春夏两季，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耕地、锄地、收割庄稼达2.9万多亩，其他出工5万多个。冀南军区部队在耕牛大批被敌人抢掠、民间畜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人力拉犁耕地，帮助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

　　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以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的抗灾和夺丰收的能力，争取经济和财政的全面好转，为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冀南军区部队协助群众堵筑河流缺口，培修残堤险岸，修复和开挖新旧河道，总长达934里，打井1万余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部队就帮助群众开渠40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帮助群众修筑成了漳河三渠，共长37里，可灌溉土地9800余亩。

　　这漳河三渠，在上年冬就开始修筑了，太行区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灾民进行施工。其中位于赤岸村附近的“漳南大渠”，直接凝聚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心血。修渠方案，是他们会同有关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熬夜赶订出来的。随后，他们又会同地方政府，召开各种会议，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和经费问题。为了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他们派人从石匠之乡——河南林县请来几十名打石好手。还派人从敌占区购来一台测量仪器，指定师政治部两名懂行的干部用它专司测量。开工那天，刘伯承、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工地。邓小平对民工们当场宣布：“为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由部队发3斤小米。”这大大鼓舞了民工的劳动热情。刘伯承、邓小平拿起工具，加入了抬石头、垒石堰的行列。以后，他俩常常深入施工现场，边参加劳动，边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全长27里，途经8个村庄的“漳南大渠”修成后，清清的渠水流向田间，淌入村头。老百姓饮水不忘开渠人，满怀感激地称它为“将军渠”，以永久纪念刘伯承、邓小平的功绩。

　　漳南大渠的修建，启发和推动了晋冀豫根据地军民治水抗灾的积极性，把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的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太行、太岳、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热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军民共同奋战，水利工程的规模更大，质量更好，许多设施并已初见成效。这有力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生产渡荒和对敌斗争的信心，成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转机。

　　一灾刚平，一灾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继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部队投入了虫口夺粮的战斗。各级指战员配合地方政府和群众，群策群力，采用多种办法灭蝗，有的组织剿蝗队，集中人力对蝗虫进行分割包围，捕捉扑杀，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虫飞进不易的有利时机出动。

　　有的黑夜大张灯火，下设水缸水盆，引诱蝗虫飞扑灯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芜的田野里放置干柴禾，吸引蝗虫钻入避寒，然后火烧。更有的挖掘虫卵，断绝蝗虫的生长繁衍。军民协力灭蝗，捷报频传。一次军民出动3000余人捕杀蝗虫8.4万余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烧死蝗虫无数，仅落到纵横十几里长的“封锁沟”里的虫尸，竟达7寸厚。挖卵灭种的工作也大见成效。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发布了挖1斤虫卵换1斤小米的奖励措施，动员了千家万户，老老少少一齐上阵灭蝗。

　　除了发展生产外，节约也是根据地党政军民抗灾救灾、渡过难关的一项重要措施。刘伯承身体力行，带头紧缩开支和节约粮食，掀起和推动了第一二九师上下的节约运动。

　　从1943年7月起，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粮食方面，基干军队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减为1斤，地方武装由1斤1两减为15两(16两制)，机关由1斤减为13两。普遍以野菜代粮，一日三餐以稀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贴费，每个连队每月近百元的办公费，从10月开始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

　　刘伯承坚持在师司令部机关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赛砖头”。这是一种用红高梁或豆面加野菜、树叶，混合后蒸成的菜馍馍。因其坚硬难咬，有人戏称它为“赛砖头”。刘伯承年过半百，身有多处创伤，又要为作战、工作日夜操劳，加上营养不足，脸颊日见消瘦。李达怕这样下去，会把他拖垮，就劝他：“你是一师之长，要是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你应该吃点好的，加强点营养，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

　　刘伯承摇了摇头，诚挚地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种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

　　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不知道换了几次。天晓得，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后来到了苏区，那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菜馍馍，就蛮不错了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①为了尽可能节约开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灯油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参谋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刘伯承听了大为赞赏，指示宣扬、推广。他惜纸如金，笔记本仍沿用内战时期存下来的那种黑皮本，封皮是软的，纸张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电用稿，他提倡一纸四用，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连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旧报纸糊，或用旧信封反过来再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师上下养成了节约的风气。

　　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晋冀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战略反攻和夺取抗日战争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页。

　　的最后胜利。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1-12 15: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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