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奋起抗日救亡
2014-05-30 10:22:20  来源：抗战中的南岳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0月，武汉、岳阳相继沦陷。战火逼近湖南，全省各地学校为保护师生安全，有的放假疏散学生，有的则将学校迁往边远山区。

　　时在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读书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国安，因学校从衡山迁往衡阳渣江，便与同学谭安猷一道回到了家乡。随后，长沙高级中学学生向大鉴、彭彬生，由于放假疏散也离开了长沙。此时，在延安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东安，与同乡同学康杰相继受命返回家乡。这六位热血青年回衡山后，相约于11月9日在县城观湘门码头附近的旅社聚会，商讨如何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谁知就在这一天，大家刚踏上阔别数月的故土，就遇上敌机狂轰滥炸衡山县城。他们一个个不禁怒火中烧，热血沸腾。

　　面对国难临头，大家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时不赴国难还待何时？敌机刚去，他们即和衡山基督教青年会的教徒雷霭姒、雷霭惠两姐妹一道，帮助少数尚在城里的老百姓抢救伤员，掩埋尸体，清点什物。

　　这天，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官员，为躲避日机轰炸都已离开县城，机关内人去楼空。当晚，他们6人便在县政府的办公室里开了个地铺，连夜商议要成立一个“青年战时工作队”，组织老百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第二天，他们将拟好的成立报告和简章欲向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申请备案，可是县党部官员却躲在乡下未回机关办公。等到第三天，县长孙伏园回来了。因刘东安在延安时与孙伏园的儿子见过面，就特地去找孙伏园，给他儿子报个平安。孙伏园是位开明进步人士，又听刘东安谈及他儿子在延安的事，就心照不宣地在报告上批示“准予备案”。

　　随后，他们迅速联络了20多名同学在河东石湾铁头岭集合，召开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简称青工队)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了工作目标，并选举向大鉴为青工队队长。过了两天，他们返回衡山把队部设在县城北门37号一栋民房内。大家东拼西凑筹措经费，自带草席被褥睡地板床，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中共衡山临时县委得知这支由爱国青年组织的抗日救亡队伍成立的消息后，很快派邹德馨到队内去工作，并逐步吸收了向大鉴、谭安猷、彭彬生、罗焕、康杰等人入党，在青工队建立了党支部，由邹德馨任书记。

　　当时武汉与岳阳已经失守，三湘大地硝烟弥漫，人心惶惶，消息闭塞。青工队就派人到县政府存放收音机的地方去收听广播，记录前方的战况，再抄写成壁报张贴在车站码头和四街要道。晚上，他们又用县政府的电话将消息传达到各个乡镇。

　　那时正值长沙大火难民四处逃生之际，青工队员便与基督教青年服务部合作，为难民煮稀饭、烧茶水、送寒衣。他们还编排文艺节目，去城南伤兵医院慰问演出，并自带信封邮票帮助伤兵写家信。而青工队最经常的活动是定期出刊街头墙报和到城乡各地去宣传演出。演出的剧目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演出中，他们还宣讲抗战形势，号召全民动员投入救亡图存运动。青工队的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队员迅速发到六七十人，在南岳、石湾、白莲、吴集、草市等地都建立了分队。南岳一带在岳云中学学生、地下党员何欣光的发动下，分队的队员迅速增加到20多名。

　　此时，青工队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衡山县党部书记长丁香芹等人的恐慌与仇视。他们怀疑青工队如此卖力地宣传抗日，一定是有“异党”在秘密活动。特别是听说刘东安、康杰曾经去过延安后，这种疑心就更大了。于是，丁香芹派人混进青工队里当坐探，还亲自找队员谈话打听内情，但这些伎俩都未能得逞。

　　汪精卫12月19日叛国投敌的消息传到衡山后，青工队特地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召开座谈会进行遣责。当主持会议的向大鉴怒斥汪精卫是大汉奸、卖国贼时，丁香芹却声嘶力竭地说汪先生现在还是我们党的副总裁，你们不能随便乱讲！”刘东安当即义正严词地反驳道汪精卫现在已经投降日本鬼子，你怎么还叫他副总裁呢？”丁香芹顿时大发脾气说我们还没有接到上峰指示，不能改口。这事要等中央来命令才行。”刘东安接着反唇相讥说：“报纸上现在都登了，这己经是事实，我们只看事实，看行动。我们要抗日，反对汉奸卖国贼，这不要等什么命令。”几句话气得丁香芹脸红脖子粗，他敲着桌子吼道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服从军令统一。中央只讲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你们的壁报上都写什么‘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吗？”刘东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们老百姓就是不愿当亡国奴，希望抗战到底，委员长也没有说他不抗战到底呀！你是否已接到上峰指示不打算抗日了呢？”丁香芹哑口无言，但他仍指使警察把青工队员写在墙上的“打倒大汉奸汪精卫”的标语擦掉。可是座谈会后，青工队员又在街头上刷出了更多的“打倒大汉奸汪精卫！”的大字标语。

　　丁香芹的故意刁难不甘罢手，又借口统一领导，要把青工队合并到衡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去，妄图以此控制青工队的活动。谁知弄巧成拙。这样一来，青工队反而有了一块半官方的牌子和正常的活动经费，工作比以前更加活跃。丁香芹恼羞成怒，便于1939年2月底下令青工队员一律加入三青团，否则强令解散。

　　针对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倒行逆施，中共衡山县委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分散到乡下一些学校去当教员，就地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3月初，正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不久，衡岳大地到处弥漫着抗战救国的烈火硝烟。青工队长向大鉴被压制的爱国热情忍无可忍，便愤然书写了一份《告全县父老民众书》。他和几个队员油印了几百份，除以“快邮代电”形式寄往全县各地外，还在街头巷尾到处散发和张贴。信中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迫害爱国青年，压制抗日救亡活动的卑鄙行为，呼吁社会各界伸张正义，支持青工队的抗日爱国行动。

　　这篇文章不仅获得了社会各界民众的同情，也引起了南岳游干班高层将领的注意。叶剑英当即拿着青工队的“快邮代电”问汤恩伯:“贵党的县党部怎么做出了这种压制青年抗日的事情呢？”汤恩伯佯装不知，只说：“这是他们地方上搞的，我们不知道。”待叶剑英离开后，汤恩伯立即派人把丁香芹叫到南岳来询问。当得知青工队员已被强令解散到乡下教书时，顿时大发脾气，骂丁香芹做了件“放虎归山”的大蠢事。

　　汤恩伯怒斥道你把这些活跃分子都逼到乡下去了，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民众，影响民众，岂不是‘放虎归山’贻患更大吗？”他责令丁香芹迅速把青工队员集合起来，弄到游干班来受训，结业后再分发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团隐患不就消失了吗？”丁香芹恍然大悟，便派人把向大鉴找来带到汤恩伯的住处。汤恩伯对向大鉴装出一付赏识的姿态，说此举的用意是让青工队员更好地为抗日救国出力。向大鉴自然心知肚明汤恩伯的意图，但还是回答说这事我个人作不了主，待我们商量一下再奉告吧！”

　　第二天，向大鉴赶到石湾，邀刘东安一道来南岳请示县委。县委当即在南岳支部书记旷观澜家开会讨论，认为南岳游干班是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有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那里工作，青工队员参加游干班训练，可以更好地接受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教育，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派上用场。县委书记欧阳方说，汤恩伯别有用心，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为了慎重起见，会上推举欧阳方和梁君大先去向叶剑英请示汇报。

　　此前，中共衡山县委根据省工委关于“尽量避免跟叶剑英办事处发生联系，以免暴露自己，但可于游干班外做宣传工作”的指示，由梁君大、邹德蕙在大庙棂星门右侧开办了一家抗战书店，大量出售进步书刊和报纸。每逢星期日，许多游干班学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一大早就挤满了书店，书架上的书往往被购买一空。又托在衡阳经营五五书店的地下党员何愚夫妇办了一家金园印刷厂，秘密翻印了一批宣传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书刊，运至南岳销售。

　　叶剑英在南岳镇西街口外的桔盈圃向欧阳方二人讲了三点意见：1、同意青工队员参加游干班学习；2、青工队员在学习和训练中要起模范作用；3、游干班内环境复杂，党组织不要进行公开活动，党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各自独立作战。叶剑英同时也申明，他现在是在做上层统战工作，对地方的事不作主，青工队员究竟是否转入游干班，由县委研究决定。县委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再次进行了研究，决定还是让青工队员参加游干班学习。于是，县委书记欧阳方要向大鉴答复汤恩伯，同时分头通知各地的青工队员准备到南岳游干班报到。

　　1939年4月5日，根据中共衡山县委的决定，原青工队员向大鉴、刘东安、刘国安、谭安猷、谭云龙、何欣光、旷定家、谷济兴、吴树、杨文明、谭耀全、曾汉藩、谭俊山、唐云(女）、何泽锋（女）、王德球、罗藩昌、康华棣、李代金、谭惠珍(女)等40余人进入了南岳游干班学习。参加游干班的中共党员秘密成立了党支部，由刘东安任书记，何欣光、谭云龙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委员。康杰和彭彬生则被县委安排在地方负责班内外的联络工作。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5-30 14: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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