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又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奇袭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炮。这两件举世瞩目的战事,全面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幕,中华大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是年8月,畑俊六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随即开始策划对长沙的第二次进犯。在中日两军夹湘北的新墙河对峙,湖南战场沉寂了近两年之后,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
鉴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从三处进攻而兵力分散的教训,新任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决定将主力全部并列摆在湘北正面战场上,以期纵深突破,一举攻占长沙。阿南惟矶命名的这次“加号计划”作战,意在“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企图,摧毁屏障重庆的第九战区的作战能力”。日军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共4个师团和早渊、平野4个支队,同时配有工兵、炮兵、战车和海空军支援。共有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总兵力达10万余人。
阿南惟矶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一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10周年之日开始进攻。
这天拂晓,在数十架飞机的轰炸下,300多门大炮齐鸣,日军步兵45个大队从新墙河以北和杨林街以西25公里的狭窄地带全面发起进攻,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对长沙的第二次侵犯。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已于9月7日由长沙撤至南岳。为迎击日军南侵,薛岳先后部署40万兵力迎战。面对日军进攻如此猖狂,薛岳早已调集第37军和第99军两支精锐嫡系中央军在汨罗江南岸布防。又令第26军在金井地区集结,伺机侧击南侵日军。嗣后,急电赣西的王耀武第74军和湘西夏楚中的第79军第10师赶赴长沙近郊设防决战。不料这道密令却被日军第11军参谋部情报科截获破译,阿南惟矶立即调整兵力,改变“在湘江方向打击敌军主力”的部署,准备插到中国军队的外线从更多方进行包围”,图谋在捞刀河以北地区捕捉中国军队主力。于是,日军各师团强渡汩罗江之后不再南下,而迅速向东挺进,插到中国军队的外围。
9月22日,日军各师团在汨罗江南岸对守军展开猛烈进攻,激战三昼夜,突破第37军防线,从守军侧背形成合围之势。25日夜,日军又逼近第26军司令部,李玉堂率第10军驰援,亦被日军击溃。
9月26日,日军乘胜奔袭长沙,与王耀武第74军在捞刀河附近遭遇,双方混战了一天。第74军伤亡惨重,全线溃败,军长王耀武率卫士凭借夜幕掩护才逃脱险境。与此同时,日军第13师团也在9月27日南渡浏阳河,直逼长沙。29日,日军第3师团从南面冲入株洲向北集结。日军至此完成了名为“加号作战”的长沙作战计划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正当日军在骄横地庆幸战果的时候,29日凌晨,中国空军第1大队15架轰炸机从衡阳飞抵长沙北面上空,突然向日军投弹扫射。日军措手不及,被炸得鬼哭狼嚎,当场死伤1000余人,长沙守城官兵士气倍增。此时,日军后勤供应线又屡遭破坏,粮弹无法补给。无奈之下只得采用装甲车运送辎重,但途中仍被中国军民拦截击毁。连日作战的日军疲惫不堪,粮尽弹绝,叫苦不迭。而此时蒋介石又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配合第九战区的长沙会战,调集15个师进攻宜昌,迫使日军第13师团向阿南惟矶频频呼救。如再战斗下去,阿南惟矶预料长沙、宜昌都将全军覆灭。
10月1日,阿南惟矶只得命令日军撤出长沙。薛岳立即指挥各部队进行阻击、侧击和追击,迫使日军仓惶逃窜至新墙河北岸。
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随即由南岳迁回长沙。
蒋介石对这次长沙会战非常关注,10月4日就和宋美龄等人从重庆,飞抵桂林。6日下午乘火车来湖南,于7日晨到达衡阳三塘,改乘汽车抵南岳,居磨镜台何键别墅。
其时,第九战区司令部尚在南岳,蒋介石当即向薛岳询问战情,并召集师以上将领进行训励。他认为薛岳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违背了自己多次所作的“训示”因而导致失败,这次前来南岳召开第3次军事会议,就是为了检讨这次会战的失误和教训。
而10月上旬以来,全国各党政军机关团体纷纷致电第九战区,祝贺第二次长沙会战大捷。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与国内各单位积极募捐慰劳,这些令蒋介石喜忧参半。
10月1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致电薛岳,祝贺第二次长沙大捷。称此次“顽寇麋集犯湘,赖兄等出奇制胜,兜截追杀,强敌崩摧,全湘安稳,精忠勇毅,建树大勋,良深钦佩”。
蒋介石仍在南岳进行战况调查。10月12日,他在驻地先后接见了南岳图书馆馆长康和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以及李觉、唐式遵、张文清等高级将领,向他们垂询战况。10月14日,江西赣州行政专员蒋经国来南岳看望其父,并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偕同游广济寺、南天门等处风光名胜后,并向其征求会议意见。晚上,蒋介石召集白崇禧、李济深等军委会要员,商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的程序。
10月15日,蒋介石原定召开军事会议的预备会。但当天日军飞机突然飞临南岳上空狂轰滥炸,与会人员只得紧急疏散而改在夜晚召开会议。
10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圣经学校主持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军委会参加人员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军令部次长林蔚、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政治部副部长王东原、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蒋锄欧等。来自各机关部队的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唐式遵、政治部主任邓文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政治部主任梁华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粤赣边区总司令香翰屏、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谋长吴逸志;湘、鄂、赣边区总司令李默庵、政治部主任郑丙庚。集团军总司令有李觉、夏威、邓龙光、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徐景唐、高荫槐,军长杜聿明、欧震、李玉堂、张文清、刘广济、王耀武、夏楚中、陈沛、黄涛、邹洪、孙渡、陈公侠、贺维珍、周祖晃、肖之楚、黄国樑、傅仲芳、韩全朴、莫与硕、张瑞贵等。中央军校第一、二、三、四、五、六分校主任钟彬、李明灏、唐冠吴、韩汉英、黄杰,以及湘、赣、浙、粤、桂、闽六省的省主席、保安处长、绥靖公署主任等。还有各战区高级幕僚、部分参战的师长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与两年前的第二次军事会议一样,都是在金秋时节召开的。10月小阳春,南岳群峰叠翠,丹桂飘香。但不同的是圣经学校的麓谷里到处充满着沉闷的空气,更见不到与会者的喜庆面容。
会议进行了6天,蒋介石共发表了11次“训示”。
在开幕词中,蒋介石专门讲述“中国抗战制胜的根本要诀与将领精神修养之重要”。他首先提出;“就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来比较,无论就政治、经济与军事哪一项来讲,无论就训练准备与技术装备哪一样来说,我们都不如敌人。但是,我们到现在还能够与敌人抗战而不致失败,而且我全国军民都相信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其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蒋介石明确指出我们这次所以能够抗战,抗战而能必胜,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能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与精神,就是由于我们中国固有哲学所培养滋长而成的正气,亦就是浩然之气。”
蒋介石接着提出就军事上讲,古人所谓‘仁、义、礼、智、信’,就是军人正气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一贯相传所独有的特性。这一普遍悠久、浩然长存的正气,实在是我们国民命运所托的根本,是我们抗战胜利基本的力量。”为此,他强调“礼、义、廉、耻‘四维’和仁、义、礼、智、信‘五德’,实在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最大的学问与修养”。然而结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况,蒋介石尖锐地指出这几年以来,我们军队的耻辱实在太大了!高级将领太溺职了!太对不起国家和同胞了!反躬省察,真是汗流夹背,实在无地自容!”
蒋介石从三个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将领们存在的致命弱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这‘虚、贪、怯’三个字,我们都有了,如何能不失败,能不灭亡?”这一番话令与会者不禁脸红心跳。
为此,他要求“全军上下,人人都要讲求礼、义、廉、耻‘四维’与仁、义、礼、智、信‘五德’,来发扬我们民族的正气,奠定最后胜利的基础!”
10月16日下午,蒋介石在大会上接着发表了“对于长沙会战之讲评与战略战术之训示”。他和盘托出了这次长沙会战在战斗方案、兵力配备、指挥调度、工事构筑等方面暴露出来的战略战术问题。
如在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与日军决战的错误,第10军未配守长沙而调到金井、福临铺一线等等。蒋介石严厉批评道:“这次长沙会战,敌来不能抵抗,敌退不能追击,适足以表现我们在胆量上和战术上根本没有修养的弱点。”蒋介石的尖锐指责令自以为是的薛岳面红耳赤,联想到上午蒋介石带有挖苦的批评现在敌人要打我们的哪一点,他就可以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以占领我们长沙;他要几时进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地用广播来通知我们,而且他一定能遵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薛岳坐在会场上更感到无地自容。
会议接着3天由各参战部队汇报这次长沙会战的战斗情况。
作为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主任的宋美龄,则和该会委员兼总干事唐国桢(南岳人)等,携慰劳款30万元赴长沙、衡阳各地,慰劳第九战区的参战将士及负伤住院官兵。
10月20日,蒋介石在会上继续发表“训示”,分析最近敌情并结合这次会战情况提出了高级将领成功立业之道。
他首先对这几天各部队的作战情况汇报进行了讲评,认为“实在感觉惭愧”!为什么会有如此感叹?他坦言道过去几届的训词,大家几乎完全没有实行,只是口说遵从,而没有实在去作”;再就是“像这次长沙会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这种情形,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教训,而且是一个极大的耻辱!”因为,他听取各部队的作战情况汇报与自己掌握的战况实际大相径庭。据会议战果统计“歼敌十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269名,虏获战利品甚多。”将领们的虚报浮夸,让蒋介石更加恼羞成怒。他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气愤,进而提出了带有挖苦性的严厉警告:“像这打击,并不是敌人怎样了不得,我们不能打败他。而是我们各级将领不能依照我们中国固有的精神道义,自矢忠贞,刻苦奋励来立功立业,这是你们人人都要深切反省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坠落……只知道作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尤其是一般三四十岁的军官,担负了这样重大的责任,如果不时刻戒慎恐惧,不提高‘慎独’的修养,其结果不仅你们个人要失败,而且国家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0月21日,蒋介石在“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后,宣布了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赏罚令。这时,全场肃立,鸦雀无声。蒋介石郑重宣布:
一、第79军渡河进攻长沙之先头两团,每团各赏洋5万元。
二、第74军第57师指挥李翰卿阵亡,其家属应先抚恤5万元。
三、营田、湘阴、芦林潭覆没之部队官兵姓名与战绩,应先行特报。第197师590团2营少校营长刘虞卿,与该营机枪2连1排中尉排长黄治国殉职,应予奖励,照例抚恤。又第99师295团1营少校营长曹克人率部守备湘阴城,殉职官兵,应予特奖,由薛长官查报,再行核办。
四、第10军190师赖副师长传湘阵亡,抚恤5万元,并立传。
五、第190师朱师长岳受轻伤,由司令长官拟定办法呈核。
六、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应即枪决。
七、第102师退后之各团长与政工人员,究竟是否临阵脱逃,有无被俘情事,限半月内彻底查报。
蒋介石宣布赏罚令之后又有感而发。他埋怨“各级指挥官都没有歼敌、杀敌、自动寻敌拼战的决心与精神”。蒋介石责问大家几年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战区,将官战死的究竟有几个……从开战以来,我们集团军总司令光荣殉职的仅张自忠一人。”他认为“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最后特别告诫现在长沙虽然得以保全,但并不能算是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不但没有什么虚荣,而且要引以为耻辱!”
在这次会战中壮烈牺牲的赖传湘将军系江西岳康人,出身贫苦家庭,在小学校长陈赞贤的资助和母亲喂养牲猪的苦撑下才进入南昌第一中学读书。192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和东征,后入庐山军官教导团和中央高教班学习。卢沟桥事变后参加淞沪会战,晋升为团长。在随后的军旅生涯中,率部转战九江、武宁、靖安、通山、崇阳等地,于1939年6月晋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9月,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代理第109师师长,亲赴前沿阵地喋血苦战。日军战机向阵地疯狂扫射,赖传湘不幸被击中要害捐躯沙场。蒋介石在这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着重进行褒奖,追晋为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于1984年5月追认赖传湘为革命烈士。
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此前由他手令枪决的将领已有第88师师长龙慕韩,第97师师长傅维藩等人。而此次处决廖龄奇,却是抗战史上的一宗冤案。到底冤在何处?案从何来?
廖龄奇系湖南祁阳七里桥镇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排长、连长。1926年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殊死拼搏,致使右手中弹伤残,终生用左手写字。战后,廖龄奇升任第88师364旅527团第2营营长。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挑起侵华战争,廖龄奇奉命参加“一二?八”上海保卫战,因战功卓著升任团长。卢沟桥事变后,第88师奔赴舱沪前线,进驻南翔一线抗击日军。因旅长黄梅升不幸阵亡,廖龄奇临时受命,率部奋战80余天。接着南京保卫战爆发,廖龄奇率部坚守的雨花台、中华门首当其冲,他夜以继日浴血奋战。两名团长先后阵亡,部队死伤惨重,廖龄奇仍坚守前线督战。1938年10月,第88师又奉调河南截击日军土肥原师团。由于新任师长龙慕韩指挥混乱,招致重大伤亡,幸廖龄奇率本旅官兵奋勇抗击,方才稳住战阵。龙慕韩被蒋介石手令枪决后,廖龄奇调升第74军58师副师长、师长。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廖龄奇率部驻守赣北高安要隘,予日军迎头痛击,取得了首战大捷。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即将拉开序幕。而时年37岁的廖龄奇正请假在吉安完婚,顺便回祁阳省亲。副师长张灵甫率部队从江西新余经万载赶赴长沙时,不料日军已于9月17日强渡新墙河,迫使58师陷入极端困难的处境。廖龄奇闻讯从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遵令退守體陵待命。而原驻守新墙河一线的部队,则按薛岳的调遣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致使日军乘虚而入占领长沙。薛岳和王耀武等人为推卸其弃城逃跑致使长沙又一度失陷的责任,便向蒋介石报告,将廖龄奇请假离开部队去吉安完婚,说成是“临阵脱逃”。而廖龄奇前来南岳参加第三次军事会议时,却对此隐情全然不知。蒋介石因对这场会战恼羞成怒,也就偏信薛岳等人的一面之词而断然处之。
10月21日,宪兵第18团团长姚应龙会同军委会警卫团第1营营长郑涛,将廖龄奇从侍从室提出,押赴蒋家垅执行枪决。临刑前问廖龄奇是否有所交代,廖龄奇留下三封遗书。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二致其表弟嘱代算师部账目及照顾家庭;三嘱其妻改嫁。又口嘱宪兵团长姚应龙,将缄抄件送蒋介石一阅,以明其心迹。
廖龄奇被处死后,第58师官兵普遍不满,四个团长中有三位集体请辞。蒋介石事后经重新调查,发现廖龄奇作了薛岳、王耀武会战失败的替罪羊。此乃一起错案,但悔之已晚。蒋介石随即狠狠训斥了薛岳一顿,并按抗日阵亡将官待遇对廖龄奇给予抚恤,将其遗体厚葬于已初具规模的南岳忠烈祠陵园。国民政府为廖龄奇的家属颁发了“荣哀状”证书。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5-30 14: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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