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年(1915-1938)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政委,1938年3月31日在山西省宁武县石湖河作战牺牲,牺牲时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7团政治委员。
人物生平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9年,任连政治指导员。
1930年,入红军学校学习。
1931年,任团政治委员。
1932年,任师政治部主任。
1934年,随红6军团突围西征,后参加长征。
1935年,任红6军团第16师第47团政治委员。
1936年,任红6军团第16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1月,红6军团缩编,任第53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359旅第717团政治委员。
1938年,随部队开赴山西宁武县抗日前线,在一次巡视阵地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主要事迹
“勇敢上前线,努力杀敌人”这是红军战士刘礼年的大哥勉励他参军的话。由于不甘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刘礼年十三岁就参加了红军,他牢记大哥的嘱咐,在革命的队伍中英勇奋战,屡立战功。从长征途中到抗日前线,由一个红少年成长为工农红军的年轻指挥员。
刘礼年是莲花县路口乡人,1915年生。1928年参加红军。那时他不仅年龄小,个子也矮,带的短枪还长的打小腿。战士们都叫他“小鬼”。所在那个连的连长见了他,就对排长发脾气,说:上级怎么搞的,收这么个孩子来当红军?但是过了三个月,对他熟悉了,又觉得这孩子聪明伶俐,办事稳重,很有主见,所以很多事都乐意交给他办,甚至重要事情也找他商量了。
刘礼年在部队进步很快,十四岁当连指导员,十六岁当团政委,十七岁任师政治部主任。他作战勇敢,冲锋陷阵,如猛虎下山,威不可挡。但作为指挥员,却又有勇有谋,在没有充分把握之前,决不任性轻敌。有一次,部下一位连长,见刘礼年年纪轻轻就担任部队领导职务,认为他只是侥幸获得提升罢了,决没有什么实际本领。但当接触敌人时,见刘礼年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从容带领部队打垮了敌人的进攻,这才真的佩服他。1937年,刘礼年所在部队由一个军缩编为一个团,叫七一七团,是个有四千人的大团。10月份,团政治委员(原叫政宣局主任)刘道生调走,由刘礼年接任七一七团政委。
刘礼年不仅作战英勇,而且能文能武,工作能力强。长得又很漂亮,会搞文艺,还会编歌曲。长征途中,不管炎热酷暑,还是天寒地冻,他总是走在队伍前头,为了鼓舞掉队的战士赶上队伍,他总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编出各种鼓动口号,以及快板、歌曲等,交给宣传队去宣传,每次歌曲编出后,先教政治局的同志,然后几个人分头到连队去教。有一天晚上,天气很冷,几个负伤的同志没有赶上队伍,大家都垂头丧气,没有劲头再赶路了。突然其中有一位说:你听,谁在唱我们刘政委编的红军歌曲呢?于是片刻间大家精神都振作起来了,几个人唱着歌,继续往前赶,不久就发现了篝火,找到了队伍。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但也可以说明刘礼年的宣传工作在当时是很有成绩的。刘礼年身体本来就很单薄,以后在一次战斗中又中了弹,子弹穿过脸部,留了一个疤,不但破了像,而且以后内伤经常发作,日夜发寒发热。他有股拼命精神,为了革命,甘愿吃苦,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当团政委从不骑牲口;当时干部都带手枪,而他却背马枪,带子弹袋。行军时,他不管马夫、伙夫,总是和你肩并肩走,一边行军,一边了解同志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一到宿营地,更是忙个不停,要把全团干部战士的住宿和膳食安排好了,他才安心去干其他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发高烧,还支撑着病体下去查床铺,给战士们盖被子。有个战士醒来,摸到刘礼年那只滚烫的手,不觉感动得热泪盈眶。
正因为他克己爱兵,所以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和爱戴。他下去调查的情况,保证都是真实的。有些干部之间不和,他一找谈话,就解决了问题,批评了的人也心情舒畅,从不骂人。无论是谁,没有一个讲他不好。他民主作风极好,遇到问题,总是分头争取各级干部和全体战士的意见,从不一人说了算,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坚持摆事实,讲明道理,耐心说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挑起战火,侵略中国领上,蹂躏中国人民;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味妥协退让,不予抵抗。目睹内忧外患,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刘礼年在长征北上抗日途中,经常给家中写信,用笔墨向他大哥倾吐胸中愁怀。1936年底,发生“西安事变”,在全国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得到这个消息,刘礼年欣喜欲狂,他到处奔走,给战士们讲团结抗日的伟大意义;并且编写抗日宣传提纲,抗日救亡歌曲,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这期间,他也多次向亲友写信,表示自己献身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刘礼年随部队开到山西宁武县城抗日前线。在这里,日本人有两个主力连,等于两个团的兵力与我们交战。而刘礼年所在的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因为长途跋涉,减员很大;而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形势是严峻的。但刘礼年和所有八路军将士一样,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有必胜的信心。就在交战前的一天清晨,刘礼年坐在指挥所里给大哥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大哥:
半年来未通讯了,弟现在八路军(即原红军改编的)服务,现在国共合作成功了,我军队伍开到晋北抗日最前线打日本,打了几个月了,打了许多胜仗。此时我正在向敌人冲锋,因此不能多写,详情以后再告。
四弟礼年
晋北的气候,早晨多雾,有时对面不见人。在一片雾霭迷蒙之中,刘礼年和团政治局锄奸部部长老袁走出指挥所,一道去巡视阵地。不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炮声,敌人很快就要反扑了。两人很镇静地站在山头上,老袁端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刘礼年忙命令说:“老袁,你快下去,这里不安全!”老袁犹豫了一阵,经不住他一再催促,才慢慢走下山来。刚走到半山腰,只听得山头上一阵巨响,接着是一片火光,敌人一下子几十发炮弹都落在山头指挥所中,下来的人都非常担心刘礼年安全,焦急地停下来观察动静,果然不久刘礼年就被担架队抬了下来,是头部中弹,伤势很重,抬到半途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刘礼年牺牲后全团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刘礼年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革命历程
刘礼年同志是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政治委员,我们全团干部战士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特别亲切,大家从内心中尊重他、钦佩他。
刘礼年是江西省莲花县人,从小参加了革命,因为聪明能干,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十五岁就当了连政治指导员。他当指导员时,被一条驳壳枪枪壳尖打在腿肚子上,开始有人看不起他说:“哼!还没有连部的勤务兵高。”但是由于他工作以身作则埋头苦干,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疾苦,在吃饭困难时,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战士们吃饱。在行军中他常常替掉队的战士背枪背包。特别是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流血牺牲。本来他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漂亮的小伙子,但在一次战斗中他向敌人冲锋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脸部,因此,脸上留下两个深深的疤痕,嘴巴也歪了,可他却毫不在意。他因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连的肯定,几个月后,全连同志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是个好指导员,就连该连连长也都敬佩他。
一九三五年,我们部队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他那时在红六军团十六师任团政委。长征后期他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名为八路军,红六军团改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红军改名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团只设政训处,主任是由原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刘道生同志担任。同年年底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刘礼年同志被任命为七一七团政委。由一个军改为一个团,许多干部都降了几级。可是他几乎没有降级,这说明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
刘礼年同志在七一七团任政委期间,仍然保持了红军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时候团政委一般都住司令部,但是他不住司令部,而是和政治处刘理明主任还有我住在一起,从不单独住一间房。我当时在七一七团任锄奸股长。开始我很奇怪,问他:“你为什么不单独住一个房子呢?”
他反问道:“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是为了摆格么?”我没做声,他又笑着说:“我们在一起住不是更便于商谈工作吗?”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都佩戴小手枪,但是他不佩带手枪而是背一支马枪和步枪子弹,穿战士服装和草鞋,所以很像一个通讯员,根本看不出他是个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他也是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看他工作忙生活又艰苦,怕累垮了他的身体,于是叫厨房单独给他炒了一个菜。这事他知道后,将警卫员叫到跟前严厉批评了一通,从此以后,警卫员再也不敢单独给他加菜了。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牲口,他也很少骑多数时间给伤病员骑,有时伤病员骑,不上去,他就亲自扶他们骑上牲口,并吩咐马夫要好好照顾伤病员,不要让他们摔下马来。马夫见他经常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有些不乐意,嘟囔着说:“有牲口不骑自己走路,还要我去伺候人家……”刘政委听到后对马夫说:“我年轻身体又好,走点路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革命负了伤,伤口还没有好,走路很吃力,把牲口让给他们骑,照顾他们不能叫伺候,我们应该讲阶级友爱嘛!”后来我和其他同志也都劝过刘政委,可是他始终坚持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刘礼年同志工作特别深入。经常利用行军走路的时间同下级干部战士以及勤杂人员在一起交谈。他走起路来,总喜欢用一只手抱着干部战士或勤杂人员的肩膀,有说有笑非常亲热,没有任何官架子。一路上他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问这问那。总之,部队的思想情况、战斗情况、部队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战士生活的好坏,有什么意见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由于他深入下层密切联系群众,体贴战士们的疾苦,所以,连队的同志对他的印象特别好!干部战士、勤杂人员都愿意同他接近,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他说,把他当成贴心人。我们警卫连有一个山西战士名叫张大宝,因为嫌部队太艰苦不想干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政委,刘政委听了觉得他很坦白,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对他说了许多道理。最后张大宝的想通了,打消了不想干的念头。
刘礼年同志的民主作风也特别好。他处理问题从来不独断专行,不一个人说了算,他总是要征求同级和下级同志的意见。大一点的事情他都要同其他团的首长商议办。有关营里的事他还要同营的领导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后,他才作出决定。当时政治处除了一个刻蜡板搞油印的张栋同志外,只有刘理明主任和我两个人。刘礼年政委、刘理明主任和我经常三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因此大事小事他几乎都要同刘主任和我商谈,征求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有些事我认为征求刘主任的意见就可以了,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但只要我在场他还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心情特别舒畅,干起工作来也特别有劲头。
刘礼年同志在战时处理问题很有魄力,非常果断敢负责任,敢挑担子从不犹豫,因为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刘礼年同志还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落后的同志总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一般犯了错误的人怕上级找他谈话,但是我们团里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刘政委同他们谈话,刘政委谈了话,包袱放下来心里痛快了,工作干劲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吹胡子瞪眼,不谩骂不讽刺不挖苦,而是和风细雨的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错误对个人对革命事业有什么不好,如果认识不到,不改正错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又有什么坏处等等。这样,凡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正做到口服心服。
有一个连队干部犯了错误,刘礼年政委找他谈话,这个干部来时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情绪非常低落,但是经过刘政委谈话,这个干部的情绪马上变了,出门时脸上还挂着笑容。另外,有个单位干部之间关系不好,刘政委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找双方谈话,问题就解决了双方都表示满意。
刘礼年同志对原则问题从不马虎,对不良倾向从不妥协敢于斗争,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平易近人,他的性格开朗,什么时候都很乐观,在非工作时间爱开玩笑。例如:他在晋西北同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他说:“我们政治处有个干事,家有两栋一串院,十一口人吃饭,四十五亩地,本人汉口做生意。”要我们分析这个干事是什么成分?有的说是地主兼商人,有的说是富农,有的说是富裕中农。但是他笑着说:“都不是。”他解释说:“两栋一串院即一个破房子两个大窟窿(洞),从东边进从西边出;十一口人吃饭既是一个人吃饭,是个单身汉。四十五亩地即事实上没有(无)地。本人汉口做生意,即他是一个靠吹唢呐过日子的人。”他说完后大家都笑痛肚皮。因为他到过这个干事的家里,对这个干事的情况很熟悉。
当时我们部队新战士很多,想家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部队又缺少文化人,为了活跃部队和巩固部队,刘礼年政委自己编了一支巩固部队士气的歌,首先教会刘主任和我,然后我们三个人分工各去一个营教歌。部队自从唱会这首歌,开小差的人减少了,因为这支歌的内容很好,听了很感动唱起来也很有气魄。
刘礼年同志也有缺点,他有事爱喝酒,喝了酒话就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在山西忻县官庄,他喝了酒有些醉,同部队讲话一讲就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重复了好几次。当时天气很冷部队有些不耐烦了。因此我向他建议:“你讲累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讲吧。”他同意了。回到团里他的酒醒了问我:“我讲错了没有?”我说:“错是没有错,但有些重复,战士们听了不耐烦。”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说:“今后我一定注意!”自那以后,再没有见他喝酒误事。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一二零师奉命反攻同蒲路,七一七团在忻县一带先后攻克平社、豆罗等车站。在平社车站反攻的第一次战斗中,一营全歼了该地守军,活捉了十七名日本鬼子。同蒲路战役我军打得日寇惊慌失措,因此调来后宫等师团由大同向我晋西北地区进攻。二月至五月间,我们团又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之河曲、保德、偏关、岢岚、五寨、神池、宁武等七个县的战役。打了三井后,部队紧接着猛追日寇并连续收复了几个县,我们追到宁武将鬼子包围在县城内。刘政委在宁武城东边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当时政治处主任谭文邦,组织股长廖明,教育股长熊晃
①和我都在指挥所里,这时敌人已经被我我们打得走投无路要同我们拼命,刘政委见指挥所里不安全,就要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就对他说:“你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他拿着望远镜一边观看,一边严肃的说:“我要指挥打仗,你们没有指挥任务,赶快离开这里!”于是,我们离开了指挥所,刚下到半山腰,鬼子的几十发九二式钢炮炮弹就落在指挥所,我们立即返回一看,刘礼年政委头部被炸开,人已经牺牲。见到他的遗体,我们几个人忍不住立即痛哭起来。
刘政委光荣牺牲,我们全团没有一个人不伤心流泪,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好领导好干部。至今,我们仍在怀念着他!注释:①熊晃:湖南省浏阳县人。原新疆军区副政委。
责任编辑:何可人 最后更新:2022-06-23 1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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