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健公(1908―1938),原名文淦,曾用名杰雄、湘萍。广东梅县人,河北抗日民军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抗日英烈。
1922年入广州南武中学,后入中山大学读书。1928年夏,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赴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逃离日本回国,在上海成立留日学生救亡会。同年11月被捕。1933年出狱。1934年在山西讲学时,被阎锡山聘为顾问。1935年夏,任天津法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与杨秀峰等教授领导天津学生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1936年任阎锡山开办的晋绥军军官教导团政治总教官。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中共派遣,到河北做统战工作,参与组织河北抗日民军,任河北民军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同年秋,离开民军到武汉。1938年再赴山西抗日线。12月26日,在山西吉县为敌机炸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迁葬其遗骸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简介
温健公(1908—1938),河北抗日民军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原名文淦。曾用名杰雄、湘萍。
1908 年10 月10 日出生于广东梅县松口镇车田村一个贫农家庭。
1922 年秋,考入广州南武中学,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
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带领一百多名同学参加广州各界的反帝示威游行。
1936 年考入中山大学预科,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迫离校。
1927 年秋,考入南京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结业后,到河南郑州,被聘为中州通讯社社长。不久,调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当秘书。
1928 年夏,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 年初,赴日留学,考入日本秋田矿山学院。为把留日学生团结起来,与左派学生成立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任宣传部部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率领学生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示威。不久返回上海,成立留日学生救亡会。
1931 年11 月7 日,参加救亡会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活动中被捕。在法庭上,温健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
1933 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在狱中,他将日文版《资本论》译成中文,化名出版。
1934 年,在北平参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等“骆驼丛书”,编写了《现代哲学概论》,对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的解释。由於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於年底被迫离开北平,到山西讲学,后被阎锡山聘为顾问,从中做统战工作。
1935 年夏,到天津法商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授,直接受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从事秘密工作。
1936 年初,受党派遣到河北各县组织训练青年与民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到阎锡山开办的军官教导团担任政治总教官。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河北做统一战线工作,与保定专区保安司令张荫梧合作组建河北抗日民军,担任民军总部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促进了当时华北的抗日运动。9 月,民军举办干部养成所,由温健公主持。他亲自挑选教官,安排课程内容,主讲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抗战输送了三百多名基层干部。
1938 年12 月26 日,温健公在吉县抗日线开展工作时,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壮烈牺牲。时年30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遗骸迁葬於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生平
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反帝示威游行。受粤东诸革命前辈的影响,参加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北伐”行列。
1928年,他离开河南,到了上海,与一些进步人士稿新文化。他抓紧时间学习日语、英语等,翻译文章、书籍,在启智书店翻译出版了苏联小说《赤恋》(署名是“张孝峰”),并在暨南大学讲授日语课。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住在“亭子间”的笔耕生活,更不羡慕那些官场贵客的耀武扬威,而且没有被反革命叛变和屠杀所吓到,他认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需要坚持革命的宣传,组织革命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辛勤的创造性的工作。就在这年,健公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党组织后,他更是不顾身患疾病,经常到上海郊区的学生、工人中工作。
1929年5月1日,当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在白渡桥一带,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时,被租界巡捕逮住,由于从他身上搜不出证据,后经律师交涉释放。
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为了追求民族生存,社会进步,都想从理论上寻找正确的道路、经验、方法。那时,日本知识界对苏联报刊文章的书籍翻译出版的比较多。
1929年底赴天津。
1930年春,东渡日本求学。到日本后,健公考入秋田矿山专科学校,并获得官费。但他却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经常把名著译成中文,以“天行”、“文淦”、“湘萍”等笔名投寄国内各报刊发表。
1931年秋,在东京的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接受党组织的决定,准备召开一次留学生和华侨参加的群众大会,定名为“东三省死难同胞追悼会”,以谴责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经过学生会负责人秦元邦、温盛刚、张友渔、李葆华等商定,安排大会主讲人由温健公担任。
追悼会是在东京神田中华青年会举行的,温健公在大会上讲话,揭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博得全场与会群众的热烈鼓掌。当讲到日军炸轰沈阳城,中国老百姓与军队死伤无数,我们要为东北死难同胞报仇时,群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警察十分惊慌,多次阻止群众喊口号。这次大会后,举行了游行,群众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包围起来,要求大使“降旗回国”,与日本断交。此后,日本刑警经常到温健公住处侦查,认为他有参加“赤化”活动的重大嫌疑,却总是拿不到证据。最使他们决断不下的是温健公各学科成绩都异常出色,有的超过了日本学生。他们估计一个中国留学生,能获得这么好的学科成绩,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搞政治活动。不久,日本政府还是以种种借口,驱逐健公出境。
1931年冬,到达上海,温健公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很快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继续奔走呼号,发动进步的留日同学成立救亡会,继续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
当年11月7日,救亡会举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温健公和闻永之从救亡会刚出来,就被敌探抓住,从他身上搜出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反动当局以“破坏睦邻关系”罪,判了健公两年半徒刑。后经于右任等保释,被提前释放。
1933年,出狱后,温健公回到上海参加社联工作,后因环境恶劣,才转到北平从事文化运动。温健公调到北平搞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后,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在北平世界学会编辑的《世界日报》副刊《社会科学》。
1934年5月到8月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介绍苏联新兴社会科学,特别是借评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公开提出,要把正在经历着伟大变革的中国放到科学的解剖台上,从精神生活现象、经济生活现象进行剖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通过精心研究,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温健公还应北平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聘请,分别担任现代哲学、经济学等课程,还在一些进步青年组织的日语班教授世界史。他在大学讲坛上认真地实践马列主义通俗化的尝试,讲话能放得开,联系当代社会现象与问题,不论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例或阶级矛盾的事例都能顺手拈来,讲得实在、尖锐,深受听课者欢迎。有时连外校的学生也挤到教室中听课去了。温健公由此而得“青年哲学家”尊号。
1934年秋,温健公与几位教授和青年积极分子,筹办组织“骆驼丛书社”,意在沙漠似的中国学术界进行长途跋涉,把沙漠化为绿洲。这个丛书社是个没有固定体制的综合性丛刊编辑部,温健公等人合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就是其中的一本。
1934年北平的理论战线上,马列主义者的外境也是严峻的,斗争对象不但有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而自己的阵线内部,甚至有暗探混在里边。温健公虽有大学教授的合法身份,也处于艰难的境地。
1935年初,他应张友渔邀约,赴太原讲学。当时由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分析了在太原的任务,主要是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参加反蒋抗日,并利用他给予“客卿”的礼遇,做些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1935年夏天,温健公受聘天津法商学院,任研究室主任,并讲授世界经济问题,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院内组织了时事讨论会,请健公指导,对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举行过多次讨论,健公每次都做总结性发言,全院学生争着去听,有时校外的学生慕名前来听讲。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他不顾日蒋特务和汉奸的威胁,公开批判“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为广大救亡心切的青年指示了民族、国家的出路。
同年12月9日,北京各大、中学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天津法商学院学生在健公、杨秀峰、闻永之等同志指导和启发下,也积极参加了12月18日的伟大反帝爱国斗争,并以法商学院为中心推动了天津各大、中学的抗日救国运动,与北平的爱国热潮,遥相呼应。在天津学生游行示威中,温健公、秀峰都站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列,迎接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1936年2月,温健公等被逼退出天津法商学院,张荫梧邀他去河北,以开办河北省民众教育实践学校的名义,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影响。健公任该校秘书长。不久冀东自治政府成立,温健公、杨秀峰促使张组织了一个“抗日联盟”,邀许多河北名流参加,做了许多抗日准备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保定、定县、石家庄等地失陷,张荫梧出任河北民军总指挥,温健公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在抗战初期的兵荒马乱中,不仅顺利地联系各方完成退却、转移任务,对地方党组织与抗日武装的建设,也给予了方便与支持。后来,战局急转直下,河北民军总指挥部遂西进转入山西陵川境内。不久,张荫梧准备向蒋介石靠拢,搞片面抗战,吃“磨擦饭”,以求保存自己实力。温健公不为所动,特别是在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后,他更加坚决执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反对抗战的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斗争。
1938年9月,温健公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山西吉县,在组建政治部中负责宣训课的工作。这时,《政治周刊》已刊行;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探求提高教学质量,认真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民革通讯社已建立,开展正常工作;黄河出版社的编、印、发行已初具规模;政宣队才开始筹办,拟向全国征调。此外,军队政治工作的教材,对广大抗日群众的宣传材料,已组织人员开始编写。也正是健公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然而,在日军正面进攻武汉时,对二战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也进行了狂轰滥炸,加紧威逼,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袭吉县城,健公在驻地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疏散防空,自己却牺牲在敌机炸弹下,鲜血洒在中华大地上。牺牲之日,健公年仅30岁。
健公殉国,党内外知晓他的人,无不为之痛惜。二战区政治部发了讣告,召开各界追悼大会。
家庭成员
妻子:宋维静,中共女特工。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轶事典故
温健公宋维静演绎广州版《悬崖》 假“表妹”探监一见钟情结为真伉俪。
为了营救身陷囹圄的革命伙伴,妙龄清秀的宋维静扮作“表妹”前往营救“表哥”温健公,两人一见钟情。不幸的是,纷飞战火残忍地摧毁了这段珍贵的革命爱情,结婚仅5年,温健公即牺牲。其时,宋维静仅28岁,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丈夫无限的爱,她继续坚持革命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
2001年6月30日,宋维静老人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世,享年91岁。其后夫妻二人合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他们的革命爱情故事,和热播的电视剧《悬崖》很相似,却更精彩动人。
1922年秋,生于广东梅州贫困家庭的温健公考入了广州南武中学,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组织了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1927年秋,考入南京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
1927年12月11日夜,清脆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广州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在这铁流队伍中有一个大眼睛、留短发的女孩,这就是起义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年仅17岁的宋维静。
敌人疯狂反扑,公开屠杀5600多人,革命失利了。但宋维静从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看到了未来人民胜利的曙光,她小心藏好起义的红领带,清理好党的文件和物资,转移到香港,去找省委机关。
“表妹”探监 革命志士与巾帼英雄一见钟情
1931年11月7日,温健公在参加救亡会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活动中被捕。受党组织的委托,宋维静以温健公“表妹”的身份去探监。
第一次会面,温健公给她的印象十分深刻,高挑的身材,苍白的脸色难掩五官的清秀,残酷的监狱生活,他仍然那样乐观开朗。虽然初次认识,健公像老熟人一样,一口一个“表妹”地打招呼,机智默契的配合,弄得狱警真以为是那么回事。
其后,宋维静常常带药品、食物去探监。健公对维静的关怀备至十分感激,更佩服这位素昧平生冒险来探监女子的勇气和胆量。健公的坦荡胸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地烙在她心里。后来,温健公知道这位女子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广州起义的巾帼英雄时,心灵为之一震,由感激变成爱慕。
几个月的来来往往,两个年轻人已经心心相印了。出狱后,1933年6月,他们在上海虹口四川北路友人丘哲的家中举办了俭朴的婚礼。
李克农:你和老温这个夫妻店开得不错嘛
1935年,健公和维静受党的派遣赴山西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深入敌营,处境十分危险。不久,对阎工作小组的徐冰和张友渔两同志先后调走,全部的工作由他们夫妻两人负责,健公就是她的直接领导。在这段岁月里,上层活动的开展,情报的收集和传递,两人机智果断,配合默契,在敌营这个舞台上演得有声有色。他们的工作受到延安中央情报部的肯定。李克农曾赞许地说:“你和老温这个夫妻店开得不错嘛。”
1938年12月26日,温健公在吉县抗日线开展工作时,不幸遭日军飞机轰炸牺牲。其时,宋维静28岁,她一边参加革命,一边抚育儿子,以坚强意志和对丈夫无限的爱孤身度过了64年的漫长岁月。
人物纪念
2015年8月24日,温健公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责任编辑:何可人 最后更新:2022-06-24 14: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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