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故事
2022-03-10 14:49:59  来源：人民政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袭击日警派出所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祖籍福建同安县兑山村(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906年4月出生于台湾台北芦洲乡，为芦洲乡望族子弟。7岁那年，李友邦进入公学校就读。

　　有一天，他和日本同学发生口角，对方骂他是“清国奴”，他大怒道：“如果这时是在中国，你跟我就不是这样!”这时一个日籍教师从旁边经过，立刻走过来，不由分说朝李友邦脸颊上掴了个大巴掌，喝令道：“住嘴，以后不许再这样说!”悲愤的情绪，在他的血液里奔腾。这一巴掌在李友邦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烙痕，直至近40岁时，他还在《台湾革命运动》一书中提及这段童年记忆：“这是我所以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今日回忆，往事历历，犹在目前。”

　　1918年，李友邦进入台北师范学校就读。1921年10月17日，林献堂、蒋渭水、吴海水等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李友邦因不满日本“皇民化”运动，成为台湾文化协会骨干。1924年4月，他与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人夜袭台北长沙(今新起街)派出所，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事后他被校方开除。

　　为逃避殖民当局的逮捕，他与林木顺等人连夜逃离台湾，渡海前往上海。在这次航程中，李友邦和林木顺等人结识了后来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的谢雪红。

　　他们抵达上海后，曾同住虹口四川北路一里弄，一起参加旅沪台湾人在上海务本英文专门学校举行的反对“始政纪念日”活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并相互鼓励，产生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

　　随后，根据谢雪红等人的建议，李友邦南下广州。

　　进黄埔军校

　　在广州，李友邦于1924年6月进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当时的李友邦只会闽南语和日语，语言成了他学习上的最大障碍。据他的夫人严秀峰回忆，有一次，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演讲，军校师生一起聆听。可是半途中，李友邦却打起瞌睡来。军校值星教官赶紧前去他座位处捏他的大腿，这一幕被孙中山发现。

　　事后，孙中山把他叫到面前，但李友邦依旧一脸茫然神色，浑然不知惭愧。值星教官赶紧趋前道：“这是从台湾来就学的革命青年，就学不久，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听不懂，只会日语和闽南语。”这时孙中山才改以日语与他交谈，双方沟通无碍。

　　鉴于李友邦的语言问题和革命热情，孙中山要他每周一次到廖仲恺家中学习国语，探讨革命形势。廖仲恺家中收藏有大量社会上难得一见的世界名著。李友邦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他像不知疲倦的蜜蜂，尽力采撷着书本中的养料，使他迅速地从一个质朴的热血青年而成长为有着相当程度的革命思想修养的革命青年。这不同寻常的学习经历，无疑对他后来的道路选择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这样，李友邦不仅从孙中山和廖仲恺那里学习了国语，还使他从此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道路。李友邦曾道：“台湾民族革命的推动工作，再也不能一刻延缓了。”1924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自任该党主席。该党的宗旨为：为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而返回祖国。1939年2月，李友邦发表了题为《台湾要独立，也要返归中国》一文，对该党的宗旨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

　　1924年年底，李友邦奉孙中山之命，携款北上，支援国民革命。1925年9月6日，李友邦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有林文腾、谢文达、杨春松、陈神童等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派人回台湾宣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祖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激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并动员台湾革命青年回到广州来学习。

　　为此，李友邦于1926年经日本回到台湾。在台湾前辈蒋渭水、连温卿、王敏川、赵港等人的帮助下，为台湾区工委会募集了活动资金，动员了包括王万得、杨春木、张士德和李友嘉在内的一批革命青年回到大陆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成为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的李伟光回忆，他曾去台北与李友邦见过面。李友邦向他介绍了大陆情况，希望他能够组织台湾同胞，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进行抗日爱国活动，这使李伟光受到很大的启发。在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期间，李友邦往返于台湾、东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全力推动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在台湾青年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1927年，李友邦参与组建广东革命青年团，张深切任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宣传部部长，李友邦为宣传部部员。1927年4月1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出版机关刊物《台湾先锋》。1927年6月，广东当局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系左倾团体为由，强迫该团体解散。李友邦因蒋介石“清党”而离开广州。

　　酝酿组织以台胞为主体的抗日团体

　　离开广州后，李友邦潜赴杭州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初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尽管当局在李友邦身上并没查获任何证据加以定罪，但仍然没有放过他，于1934年9月20日被押解到浙江反省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才被释放。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大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纷纷云集浙江金华、丽水等地，李友邦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里。他总结了台胞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1938年夏，李友邦在丽水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狱中难友骆耕漠(中共党员)。据骆耕漠回忆：“我告诉他，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丽水搞‘回乡服务团’和抗日救亡运动。他听了面带喜色，当即表示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应为抗战救国而贡献力量。他说，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其中有志士仁人，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当即向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商议，决定协助李友邦先到崇安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试图开辟一个抗日救亡的新阵地。浙江省统委指示骆耕漠和张一之(中共党员、后化名张毕来)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在筹建义勇队的过程中，李友邦也得到了国民党浙、闽两省政府的支持。

　　筹组台湾义勇队的工作从何着手呢?张一之回忆：“这个工作，要向台湾岛上和海外的台湾革命人士号召，顶好有一个台湾同胞自己的组织出面推行。”于是，李友邦决定恢复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和一部分台湾革命青年组织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他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的名义进行活动，动员台胞参加台湾义勇队。张一之则以“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秘书”的名义，协助李友邦共同工作。

　　当时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主要散居于闽浙粤三省，而以福建省最多。据战前统计，福建的厦门、福州、晋江三处就约有万人。于是李友邦、张一之决定动员工作从福建开始。

　　1938年11月,李友邦、张一之先到闽北崇安县。到那里他们了解到有一批台湾人多半是医生，受日本政府的迫害，从台湾来到大陆，抗战开始后，当地政府把他们当作日本人的特务怀疑，但又毫无根据，不便抓，不便杀，就强迫他们离开沿海地区，迁往闽北崇安劳动，成立“台民垦殖所”和“台童教养所”，拉家带口，共有400余人。他们写了一封长信给李友邦，表示“吾辈多善操日语，能日文，愿做军队中之政治工作，如对敌宣传等”“愿组织台胞医疗队，在后方做伤病兵民之医疗工作”。李友邦组织崇安台胞参加抗战的举动，得到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的积极支持。陈仪当即表示对台湾义勇队提供各种经费补助、各种政策便利。

　　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

　　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包括6名儿童。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省金华县城内酒坊巷18号(今酒坊巷84号)宣告成立，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张一之任秘书。张一之还为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谱写了队歌和团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牛光祖分别为队歌、团歌谱曲。队员臂章上都刻有“复疆”二字，表达了战时台湾同胞渴望抗战胜利、两岸统一的心情。

　　李友邦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正式成立了，爱国台胞要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奋斗到底!

　　台湾义勇队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主要有四项：

　　(一)对敌政治工作。所谓对敌政治工作，就是派队员到各抗战部队去帮助部队翻译敌军文件，审讯俘虏，收听敌军广播，分析问题，调查敌占区经济政治情况，帮助士兵学习日语喊话等。

　　(二)医疗救助工作。台湾义勇队中医生人数较多，有经验医生有38位，所以李友邦把医疗服务视为义勇队的工作重点。最初，因器材与物资缺乏，只能组成医疗巡回队，到农村就地免费治病。后来在金华开设第一家台湾医院，随着台湾义勇队的不断壮大，后来又在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相继成立三家医院。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义勇队的医生被战士和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

　　(三)生产报国工作。台湾义勇队协助浙江省政府恢复和设立樟脑制造厂和药品生产，樟脑厂在丽水设总厂，在丽水碧湖、松阳等地设分厂，生产出的樟脑油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另外还在金华等地协助建立药品生产合作社，生产麻拉利亚药水、疟疾丸、胃散等战场急需药品，他们生产的药品多数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四)巡回宣传工作。台湾少年团是抗战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儿童团体之一，他们经常到前线及东南省份去巡回表演，用话剧、歌舞等方式激发前线将士们的士气与后方民众抗战的热情。李友邦在《为什么组织台湾少年团》一文中这样阐述组织台湾少年团的原因：少年和儿童是国家民族的幼苗，是台湾革命的继承者和新台湾的建设者，是适应留居祖国的台湾少年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

　　当时，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不到9岁，他们虽然是小小年纪，但却有崇高的爱国热情。参加台湾少年团的高仲明回忆：“有演出的时候，我们就打着团旗，一路唱歌步行到目的地。除了跳舞、说快板、唱歌，我们也讲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遭遇，让大陆同胞知道不只是他们在受日本侵略者迫害。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36.900, -0.21, -0.57%)都把门板卸下来给我们搭舞台，演出用的灯也是当地提供的。我们到每个地方还要刷标语，标语很多，但总是有一个响亮的标语，那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在东南战场上活跃的这支特殊的抗日队伍，他们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搜集情报，作反战宣传，战场救护，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台湾义勇队在金华的三年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在浙江的抗战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台湾同胞坚决抗战的英勇行为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大陆各界的赞扬和支持。郭沫若在台湾义勇队出版的《台湾先锋》题词：“发扬民族精神，争取自由平等。”中共地下党员朱枫烈士生前曾热情帮助过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她曾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后到金华，向台湾义勇队捐资800元，并让刚满10岁的女儿朱倬(朱晓枫)参加台湾少年团。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坚持到最后时刻才奉命撤离金华，经江山，翻仙霞岭，再经福建蒲城、建阳、南平、永安，于10月中旬抵达龙岩。台湾义勇队移驻龙岩后，队员人数也有较大发展。1943年，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总队下设4个支队，人员增加到165人，工作层面遍及前方、后方、敌后、沦陷区(台湾)四大领域，到1945年离开龙岩时扩大到381人。

　　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1942年6月17日，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6月30日，在厦门虎头山炸毁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人，极大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回台湾前夕，李友邦于南普陀寺院后山的五老峰山麓摩崖上，写下“复疆”两个遒劲大字，以表达他带领台湾义勇队全队战士收复疆土台湾的决心(如今这方石刻保存完好，尤为引人注目)。9月3日，李友邦即派台湾义勇队总队副队长张克敏(又名张士德)，随美国太平洋(2.950, -0.01, -0.34%)舰队司令乘专机赴台在台北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国旗。11月，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被任命为国民党三青团台湾分团主任。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拥戴。台湾义勇总队为维护战后台湾的秩序、保护物资和台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作出了贡献。1946年2月，台湾义勇总队被解散。

　　1947年，李友邦因“二·二八”事件被捕，蒋经国查明真相后将他于1947年6月23日释放。1949年任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台湾省政府委员。1950年2月，李友邦夫人严秀峰以“参加中共组织”的罪名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51年11月，李友邦以“通共”罪名被逮捕，1952年4月21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年仅46岁。

　　硝烟虽已散去，但历史应当始终铭记。

　　(本文作者：郭海南 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3-10 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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