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口述历史 揭秘八路军对日本战俘改造政策
2022-06-01 18:35:29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战场上俘获了很多日军俘虏。八路军对这些日俘进行了思想改造，希望日本战俘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恶，放下武器，站到反战立场上来。经过改造，很多日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有的战俘还要求加入八路军，在延安以及晋察冀抗日前线，战俘们组织成立了多个“反战同盟”。
八路军将领正在给日军战俘宣布他们的政策
在日本投降后，一些日本战俘返回日本，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成为了日本共产党的骨干。本文作者、97岁高龄的“老八路”刘国霖为我们讲述了他所亲历的，鲜为人知的八路军改造日军战俘的往事。
八路军对一旦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绝不加以歧视、侮辱，更不会杀害他们，而是在精神上加以安慰、解释、教育，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在生活上则是给予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给予超过我们一般干部水平的物质待遇。我们有个口号叫“优待俘虏”。
1938年以前，我军俘虏来的日本士兵，多数是负伤后被俘的，在缺少会说日本话干部的条件下，大部分都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如印些传单给他们看)，根据本人自愿，释放回去，也作为我军不杀俘虏的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出于种种动机(怕回去受军法处分，想看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等等)，愿意留下来。对这少数俘虏，实地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看到我军干部对他们平等相待，也使他们对日本军队动不动打耳光、人格侮辱的压迫有了清醒的认识。加上阅读一些读物：例如河上肇著的《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他们逐渐建立起新的世界观。
最早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留下来的是3名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正式要求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还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欢迎3位日本青年参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这3位从被俘到参加八路军，时间也仅有7—8个月，他们认为要使反战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必须把更多的日本战俘组织起来，于是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下，日俘的“觉醒联盟”成立了，这也是我军第一个建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俘虏天天增加，愿意留下的人也日渐增加。我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时，“觉醒联盟”已经有了约20名盟员。1942年2月反扫荡中，有一名从敌36师团工兵联队逃跑过来的日本兵，名叫斋藤米藏，那时日本兵自动投降是件稀罕事，当时连《新华日报》也当作一条大新闻发表。当时的惯例，联盟对新来的日本俘虏都派有经验的老盟员去作仔细了解。这些老盟员经历过日军的军队生活，这个斋藤一说是自动投诚，经过三问两问，就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只好坦白交代他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任务是伺机放毒，但因过来之后，八路军对他态度很好，很有人情味，不像长官说的那样坏，决心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问他毒药在哪里，他说偷偷扔到山上的荒野里了。他表示决心和大家一道反对战争。但后来，又发生了斋藤米藏偷窃手机的事件，这说明日俘改造是项复杂艰巨的任务。
当了俘虏还要“花姑娘”
1942年的5月“扫荡”战(日方文件称之为“十七春太行作战”)。我到了太行第三军分区，5月21日下午，分区已得到敌人开始进入根据地的情报，马上动员分散行动。到下良镇,被告知当天清晨民兵经过肉搏抓到一名日本兵，已交给了385旅派在附近的侦察员，关在一口枯井里。我一听是日本俘虏，就说我是师政敌工部的干事，让他们把那俘虏带来见我。
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就把那俘虏押送来了。我一看这个日本兵面目呆滞，下穿着日本军装裤子，上身穿着只有一只袖子的衬衣，一付狼狈相，心想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了“新鲜”的日本俘虏。往日学过的接待新俘虏的日语就顺口而出：“你吃苦了!”他一听我说日本语，立刻显出惊奇而又喜悦的表情说：“你会说日语!我和他们说什么也不明白!”我用日本军官的口气问他：“你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他用日本兵对军官说的敬语说：“我叫小西政贤，是ヨ部队的。”我还问他的名字用什么汉字，他用手指在掌上面划，我才知道是个“贤”字。我又说：“什么ヨ部队，还不是36师团吗?你们师团本部不就是在潞安(今长治)吗?你不就是秋田县人吗?”他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八路军里有许多日本人，你们36师团的被俘虏人中，秋田县人很多，我听你口音就知道!这样你就应该明白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而且作为兄弟看待的。你放心好了。”他一股劲说：“嗐!嗐!”看来他知道不会杀他了，露出了很放心的表情也显得放心。
“其实你也用不着逃跑，过几天你见到那些早就在八路军工作的日本人之后，如果想回去，可以放你回去。”
“我不想回去。回去会被送到军法会议受处罚的。”
这时我就知道他不会跑的，就让侦察员给他弄点面条和两个鸡蛋吃了。我和谈话当中，许多老百姓听说“抓到一个日本鬼子”，都拥进院子里看热闹。到了下午4、5点钟时，侦察员来找到我，拿来了一张小纸片，说是那个俘虏写的让我看。我一看，上面竟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我简直把肺气炸了，这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还想要个“慰安妇”!真想去揍他一顿出口气。我就把这情况对当地的吴县长汇报。吴县长摆开了像大老爷升堂的架式，侦察员把俘虏带进来。县长手拿他写的条子，怒目大声问：“这是你写的吗?”我用日语翻译。他一看这个形势不对，就用立正姿势答：“是的!”
“混蛋!你知道你是我们八路军的俘虏吗?”
“知道。”
“当了俘虏还要找花姑娘，简直是死不悔改的家伙!全世界有像你这样的混蛋吗?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按我们八路军的军法处罚你!明白吗?”我把预先想好的训斥他的日语一句句地说出来，我也不听县长说的什么，只一段一段地骂他、训斥他。我和县长两个人其实是各说各的。这个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吴县长不懂日本话，反正使他有点害怕不敢胡来就算了。骂完之后，又把他交给侦察员看管。
让战俘有用武之地
1942年5月反扫荡结束之后，6月初，我奉命返回129师政治部。带领盟员们到主力部队如385旅的部队和分区的主力团去教喊日语口号是我的一项任务。最早的口号是，“老乡，缴枪不杀，举起手来，优待俘虏”之类。经过几年努力，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和一些战士学会了这几句。根据延安的指示，为了我方人员的安全，一般不在战斗中喊话，只是在战斗快要结束时喊，内容也有所改变：“你们被包围了，抵抗只是无谓的牺牲”、“八路军不杀俘虏，当作兄弟待遇”这两句改得非常重要，一是明确使用的时机，二是取消“优待”的词句，因为日军士兵认为当了俘虏还要优待，满脑子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兵，是不可能理解，徒增其反感。后来经过修改的口号也是盟员们根据经验提出来的，效果好很多。
刘伯承师长是一位非常勤学的首长，他经常阅读俄文的军事著作，但当时手中并没有一部中俄字典，甚感困难。部队在缴获文件中找出一本《露和辞典》(即俄日辞典)送给他。这部字典的释文许多都是汉字，多数一查就明白了，但还有部分是用与汉文意义不同的汉字或者干脆就是日文假名解释的，他就照样划葫芦用纸描出，过一段时间，让警卫员拿到王堡(他住在邻村赤岸)来找我们问。有一次刘师长看到我，很亲切地对我说：“刘国霖同志，你的字写得太小了，我很费力气才看得出来，写大一点好吗?”他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圈。我一想，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且又是近视老花，我对这位首长竟然这样无知，真是羞愧难当。
抗战期间，我军的刺杀技术，一直使用日式的。一般认为日军的刺杀水平是比较高明的。据说抗战初期我们的战士难和日军作白刃战。为解决这一问题，训练部门参考日军的教程编写了《刺杀教范》。但光有这还远远不够，必须实地练习才行。经过研究，决定在联盟中选拔原日兵中刺杀技术较好的去当教员，向部队传授到连排一级干部中，并由我带领他们去部队兼当翻译。我当然义不容辞，可我实在是个“武盲”,只好硬着头皮自学一遍《刺杀教范》，到司令部找个参谋先学了一阵，又找日本同志为我演练一下，弄清有关名词、口令的中日对照。1943年的夏天到385旅的连排干部刺杀训练班去时，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因为教员也是未来实战对刺的对象。通过“真正日本鬼子”的传授，战斗中刺刀见红时就有十分把握，不会吃亏了。
形形色色的日本战俘
细细回忆起来，日本战俘也是各具特点。山田一郎，原名佐藤猛夫，1910年生，日本横滨市人。1937年4月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1939年5月随部队到中国， 7月，日军步兵256大队被我冀鲁豫部队在梁山一带歼灭，大队长长田负重伤后自杀，山田连同日军士兵5名同时被俘。这几名俘虏被收容到东明湖中一个小岛上，经过密谋，伺机从湖中分散逃回对岸的日军据点，但因水中体力不支，回到岸上隐藏。两三日后被我军搜出，除一个溺死，一人逃回汶上外，其他再次被捕获。在我们的敌军工作干部的一再教育下，山田同意协助做些医务工作。后来他被送到太行区的129师驻地涉县的王堡村。
1940年4月，山田到了山西辽县羊角村八路军卫生部的医院作医务工作。当时的医院设备简陋，医疗器械异常短缺，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一位是卫生部长兼院长钱信忠同志担任内科医生，一位是受纳粹迫害来抗日根据地的德国人米勒氏任外科医生。山田一郎因为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受到热烈欢迎，享受国际友人式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仍然伺机逃跑，甚至想盗取住院的某干部的自卫手枪，终因未找到适当机会而未果。1942年我到师敌工部以后，经常和他接触， 1940年他当上了野战医院的内科医务主任，1943年被接纳为中共党员。1944年，山田一郎被任命为野战医院的副院长，用的名字是白云。当时伤病员和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医术高明的“白院长”。不久，山田一郎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工作。战后回到日本，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工作。1946年2月参加日本共产党，任东京佐佐木医院院长。1985年以后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
1943年初，曾有一名从山西太原敌第一军军部对共调查班派来的名叫平田正则的人，来时带有身份证件、自卫手枪、个人的日用品衣服等等，自称以前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组织被破坏后“转向”(自首)了，但一直信奉马列主义，不得已在日军工作，眼看日军大势已去，于是到八路军来参加“革命”。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京腔”(当然我也听得出他的日本人口音)，还带来许多日军“扫荡”根据地时抢到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对我们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直到了顺口就能道出的程度，俨然是一个“中国通”。我们立刻觉得日本军部这次是下了一个大赌注，哪有这样来参加革命的?可是人家要来“革命”。经过部里再三研究，首长命我负责对他进行“优待”。把他作为客人优待一个时期，每天给他吃大米饭，不是肉食就是鸡蛋，安排他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老百姓院子里，只让一些被指定的盟员和他接触。分配他的工作是提供一份详细的在山西的日本第一军司令部的组织编制。
有一次，我让他写日军如何派遣谍报人员和由哪个机构负责做这一工作。他说那种工作是“谋略课”或“特高组”管的，和“对共调查班”没有联系，而“对共调查班”只对根据地的一般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作些调查。过了个把月，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主动向我们提出要和其他日本人一块生活，不想享受特殊待遇。不出我们所料，过了不久，他就食不下咽，但口里不说。这时，有个盟员接近他，也表示吃这样的饭菜受不了，背地里流露想跑回日军去，但又怕受军法处罚。这个“中国通”就对他说，回去绝对不会受罚，只要说出来是我平田正则让回去的就行。岂料这位盟员是位坚定的反战盟员，把事情往上通报，这个来参加“革命”的特务尾巴也就露出来了。
1944年夏天，有一天三分区送来投降过来的一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女人。这不是一般的日军俘虏，而是个投降的宪兵。经过讯问，才知道他是太谷县的日本宪兵，名叫小林，两个女人是太谷县日本妓院“山吹寮”的两名妓女，其中一名是小林经常嫖宿的柳某，据柳某说，小林和上级闹矛盾，经过柳的鼓励而投到八路军，她自己也藉此脱离妓院云云。柳某的日语相当流利，不同于那时代敌占区那种不中不日“你的大大的太君!”所谓“协和语”，能操正式的日语。他们所说是真是假，一时难以判断。
我除了表面上表示欢迎之外，将小林交给解放联盟的人去审查，把他和两名妓女隔离开审查。经过我几天的盘查，并未问出她们有别的动机，就先把一名女子打发到她想去的地方(敌占区)。而柳某则称她的弟弟是个八路军，知道日本鬼子很坏，受弟弟影响，才把小林带出来，不愿回敌占区去。我搜查她带来的物品，发现除了一些日用品之外，带了几十个安全套，我问她到根据地还带这么些东西想干什么，她竟说“我们这些‘行业’中人安全套是要随身带的，是防病的需要!”这种物品，在敌后根据地里，根本就没有的，除了在城市里生活过的人，很少有人看见过，为“安全”计，我把它没收了。
几天之后，解放联盟支部的组织委员告诉我，他们认为小林所供认的事实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也就是因为日军内部矛盾而逃跑来的，但小林却提出要求和那柳某同居。我当面质问他：“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明白告诉你，日军侵略中国，你到这边来，不管你什么动机，也是个俘虏，世界上有当了俘虏还要个妓女陪伴的?你真糊涂!那柳某由我们处理，你要和解放联盟的盟员好好相处，学习他们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榜样……”小林终于低下头来连说：“嗐!嗐!”再也不敢提那个荒唐的要求了。
一些日本战俘还告诉我，日军士兵任何时候外出必须由班长检查每人身上是否至少带有3只安全套，这成为制度。这个宪兵小林的到来，使我更具体地了解日本侵略者为了鼓舞“士气”，怎么把部队培养成野兽的罪恶。小林后来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表现，最后和大伙儿一齐被遣送回国了。柳某后来向我表示坚决参加抗日，决心改造自己。我安排她去当见习卫生员，离开了师部，我也没有再打听过她的下落。
日本战俘遣返
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日子里，太岳区、冀鲁豫区、冀南区等地陆续送来的解放联盟盟员及俘虏，还有投奔解放区的日军人员和日侨，也在邯郸以北数公里的一个村子集中等候遣返。到1946年夏天，经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安排，这批日本人由我带领，交由元氏县的国民党军队转送，经葫芦岛遣返日本。
我在元氏车站将日本人名册交给对方时，他们清查了人数。全体日本人鱼贯登上敞蓬车厢，许多和我相处多年的老盟员一个个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挥泪依依作别。
据我所知，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被我们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官兵约2000多人，1944年发展为“解放联盟”时，盟员达到300多人。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这段历史，有人评价“这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国民，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动，站在被侵略国的国民立场上和他们在一起与本国的侵略战争作斗争的光辉行动，这种事例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2-06-01 18: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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