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扩张与英国的因应——以日本侵占南沙群岛为中心
2023-06-30 15:58:44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担心日本夺占中国南沙群岛进而“南进”。囿于“三线作战”的担忧，英国决定采取联合欧美列强尤其是法国遏止日本侵占南沙的对策。1939年3月31日日本宣布兼并南沙后，秉承“地中海优先于远东”的原则，英国仍以“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应对，在外交上联合法国对日博弈，并视法国为在南沙对抗日本的首要责任者，而不直接诉诸军事和经济手段。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春，苦撑危局的英国逐步放弃“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坐视日本强化对南沙的控制，惟不宣布放弃对南威岛、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和不承认日本吞并南沙之合法性。1937—1941年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决策和应对的“变”与“不变”，反映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英日围绕南沙问题的博弈。

　　关键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英日关系 南沙群岛 英国南沙政策

　　中国南沙群岛(下文简称“南沙”)位于连接新加坡和香港的通道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新加坡是英帝国在东方赖以存在的“基石”，香港在英帝国东部防务体系中虽非生死攸关，却也是重要的前哨，还是英国进入中国的主要据点。早在18世纪英国为了确保通往东方的航路畅通便开始调查南沙及其海域的水文信息，并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对其中的南威岛和安波沙洲进行殖民开发。1930年，在法国抢占南威岛的刺激下英国开始认识到南沙军事作用的重要性。在否认法国对南沙的“主权要求”的同时，英国谋求确立自身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的“主权”地位，但因法理依据不足这一诉求被束之高阁。不过，英国并未就此遗忘南沙。随着英日关系日趋恶化，英国十分警惕其在远东的首要敌手日本占取南沙并以之为南进跳板的图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曾非法开发南沙，后因大萧条而撤离。1933年法国制造九小岛事件，日本对南沙的野心被唤醒，遂与法国交涉，双方在1934年达成临时协议，搁置对南沙的争夺。1938年后，日本侵占南沙之图谋日益显露，最终于1939年3月31日宣布兼并南沙。

　　长时段、全方位研究英国应对日本侵占南沙的图谋与行动，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英国对日本“南进”的因应的讨论。目力所及，郭渊论述了英国在日本侵占南沙后半年左右的外交应对，并分析其局限性。作者认为，英国“担心海峡殖民地利益及南海航线受到影响”，“明确表示反对单方面改变南海事态、日法南沙争执应通过国际仲裁的立场”，并对南沙归属持“不介入”立场，但其对日交涉毫无效果。该研究所考察的时段相对较短并单纯聚焦外交层面，难以揭示英国决策及行动之全貌。此外，部分学者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也有简单提及英国对日本吞并南沙之反应。鉴于此，本文以“日本扩张与英国因应”为视角，主要运用英国文献，辅以中日美三国文献，以期系统探讨1937-1941年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决策思路和应变对策之“变”与“不变”。

　　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期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考量

　　自1936年下半年开始，图谋重塑国际秩序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加速聚拢。10月23日，德、意缔结《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均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受益者英国视为重要的斗争对象，隐约可见的“三线作战”战略形势令英国惴惴不安。1937年2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帝国防务战略进行审查，直言“帝国的两端分别受到来自德、日这两个军事强国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中心地带，由于意大利的侵略精神随着她的军事力量之增长而增强，我们失去了在地中海的传统的安全”，而“东地中海是帝国的交通枢纽。途经地中海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在三国之中，“日本无疑将抓住我们卷入欧洲战争所提供的机会，进一步推动其在远东的扩张计划”。可是囿于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在本国水域保持一支能够满足对德作战要求的部队”而“只能向远东派遣一支与日本舰队实力相当的舰队”，英国“在最初阶段的对日战略可能主要是防御性的”。英国在确立“首防德国”的战略的同时，并不愿将远东拱手相让日本。

　　英国对日本在远东扩张、南进侵害其利益的预判并非杞人忧天。日本海军中央部在1936年4月制定的《国策要纲》中指出：“英国向来都在利用列国特别是策动美、苏、中等国压制日本。我方对此应保持慎重警戒。与此同时，我方亦可利用欧洲微妙的政局与英属殖民地的政情，乘英国在东亚的权势转移之间隙，极力谋取我方势力之扩张，并强化日本与英国属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尽最大努力牵制其对日政策。”日本判断德国的强势崛起势必导致英国因聚焦欧洲事务而对远东防务力不从心，为反制英国和侵蚀英国远东利益提供天赐良机。同年8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与的五相会议，通过《基本国策大纲》，确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挺进发展”的方针。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海军省在向南沙扩张及使之军事化的问题上消弭分歧，基本合流。这无疑是日本“向南方海洋挺进发展”的应有之义。英国密切关注和追踪日本在南沙海域日趋活跃的军事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极大地冲击了远东地缘格局和国际形势。日本侵华不仅损害了英国的在华利益，而且威胁到英帝国东部的战略安全。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许阁森事件和“瓢虫号”事件对英国的刺激尤大。前者发生在1937年8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Knatchbull-Hugessen)在从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遭到日本军机袭击受伤，是为日本制造的“一系列袭击英国国民和财产的头一起事件”。然而，英国对该事件的处置软弱无力，致使日本此后依然肆无忌惮。后者是指1937年12月12日日军炮击和轰炸长江中的英国军舰的事件，除了受损最严重的“瓢虫”号，英舰“蜜蜂”号、“蟋蟀”号、“圣甲虫”号及英国怡和公司轮船“瑞和”号亦未能幸免，事故造成英方人员死伤。可是英国对日交涉虎头蛇尾，所谓的“强硬”不过是流于表面。这些事件的发生及事后日本对英国抗议的狡辩和敷衍，实无异于公然挑衅英国。

　　更让英国不安的是，日本非但没有因英国的愤怒、抗议而收敛，反而对南进染指英帝国东部跃跃欲试。1937年10月30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Craigie)忧心忡忡地告诉美国驻日大使格鲁(C.Grew)：当下“英日关系几已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英国的反日情绪正不断高涨”，日本却建了一支新舰队，“他担心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封锁香港”。格鲁窥透克莱琪“真正害怕的是日本海军可能会蓄意挑起一次英日战争”。英国对日本乘势南侵的担忧绝非庸人自扰，统治着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亦有此恐惧。荷兰驻日公使帕布斯特(J.C.Pabst)“同样担忧这支新舰队有配合‘南进’政策的计划”。英国对英日对决恐难避免的危机感与日俱增。1938年2月11日，英国海军大臣库珀(A.Duff Cooper)在备忘录中悲观地写道：“我们和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最重要的海军强国之关系在不断恶化，我们已被迫考虑派舰队开赴远东，这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

　　英国在研判日本乘势南进的可能性及筹划应对之策时，颇为关注南沙。鉴于安全形势恶化，1937年上半年，英国决定趁对德战争、对日战争尚未爆发这一完善帝国东部防务体系的窗口期在南海寻求建设新基地，并逐渐聚焦南沙。后来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冲击，英国担心日本趁势夺取南沙进而南进，在“先下手为强”的心理作用下罔顾初步勘察所得负面评估，仓促推行“南沙基地建设”构想。之后，英国因认清推行“南沙基地建设”构想很可能得不偿失，又鉴于欧洲危局愈演愈烈，最终在1938年7月放弃该构想，基于南沙对自身不具备战略价值但任由日本掌控将于己有害的评估，以防止日本军事控制和利用南沙为目标。参谋长委员会在7月5日制定《南海诸岛：战略重要性与日本的侵占》，提出四个对策：一是“在道义上强烈支持法国人对这些岛屿的权利要求”;二是“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坚决反对日本在南沙进行军事设施开发;三是试探日本对英法美荷四国联合交涉的反应;四是促成法、日“共同统治”南沙，从而实现南沙非军事化，即法、日可以在南沙“享有同等权利，双方分别完全控制各自尤为重视的那一小部分岛屿，并且彼此保证不以任何可能增加其价值的方式——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看——开发各自控制的那部分岛屿”。参谋长委员会判断“在战争爆发后，荡平该群岛是有可能的，随着英国主力舰队抵达远东，我们应该有希望能控制这一区域”，“争夺这些岛屿的控制权”。第一个对策和此前秉持的不承认法国对南沙的“主权要求”之原则相抵触，第四个对策因法、日皆志在鲸吞整个群岛而犹如缘木求鱼，故均未被采纳。第二个对策所谓“必要的反击措施”无疑不包括军事手段，至少在没有爆发对日战争的情况下是如此。最终，深陷“三线作战”战略困境的英国首选联合同样在南海地区拥有殖民利益的欧美列强制衡日本，其中在远东防务空虚但又妄图保住“吞并南沙”之既得利益的法国首当其冲。

　　应该说，英国以防止日本军事控制和利用南沙为目标是正确的。随着英日矛盾趋于尖锐，日本海军逐渐把南沙视为日后对英作战的基地，认为它“在对英作战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远超西沙，“完全可以作为潜艇根据地之用”。

　　1938年9月6日，遵循既定对策，英国向法国递交备忘录，表示“日本之所以对这些岛屿感兴趣，并非出于商业目的，而是直接出于战略目的”，而且日本人已占据太平岛。英方敦促法方及时加以制止，否则日本“将发展对法英两国都有潜在危险的秘密设施”。无论法国对日本作出“任何外交交涉，英国政府准备给予强有力的道义支持”。然而还没等到法国回应，英国便因欧洲大战呈一触即发之势而将南沙问题抛诸脑后。

　　二、防务战略转换期间英国对日本在南沙动向之研判

　　1938年9月中旬，欧洲局势因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争端间不容发。英、法全神贯注于此，法国久久没有回应英国的南沙备忘录，英国也未跟进。同月26日，英国政府发表公报，宣称将支持法国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义务，海军部又于28日正式向舰队下达了动员令。在意大利斡旋下，英法德意四国于29日召开慕尼黑会议，并于翌日签署《慕尼黑协定》，以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国割让苏台德为代价换取所谓的欧洲和平。在这场危机中，除了意大利为虎作伥，日本也为德国摇旗助威。日本外相叫嚣捷克斯洛伐克是共产国际在欧洲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之阴谋的基地”，“日本准备一如既往地根据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与德、意联合起来对抗红色行动”。

　　出于对欧洲临战局势和德、意、日沆瀣一气的担忧，英国调整帝国防务战略。1938年10月初，三军参谋长完成对在不久将来可能发生对德战争形势的评估。原本“三军参谋长在战略优先次序上将意大利和地中海战区排在第三位”，因为“意大利被认为是三个潜在敌人中最有可能与之实现政治和解国家和军事最弱、威胁最小的国家”。后来三军参谋长认识到，争取意大利很可能是与虎谋皮，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进行干涉将把战区扩大到地中海，若日本再介入，英国在向远东派遣一支舰队的同时，显然不可能再控制东地中海及途经此地的海上交通线。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远东和地中海政策，即日本和意大利在帝国防务战略中的地位。

　　同一时期，日本在南沙“投石问路”，于10月30日、12月7日先后派小股部队进驻太平岛。相对此前支持“渔民”“矿工”“考察队”开发或勘察该岛的做法，此不啻于政策上的跃进。12月23日，日本内阁开会策划吞并南沙事宜，认为可将其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英国尽管此时依旧“急于阻止日本控制南威岛和太平岛”，却对日本“零敲碎打”式的试探性行动后知后觉。直到1939年1月12日，克莱琪才向外交部汇报这些情况，并以嘲讽的口吻评价法国对日本登陆太平岛的抗议：法国驻日大使“在非常(在我看来是过度——原注)友好地提及法日关系后，请日本承认法国对岛屿的主权”。英国高层才意识到关于日本可能侵占南沙的猜测正在变成现实。1939年2月10日，日本进攻海南岛，并迅速将其占领,这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把英国的目光引向西沙、南沙。英国远东情报局局长怀利(F.J.Wylie)指出，“控制着位于香港与印度支那之间的航线”的西沙、南沙“变得引人注目”。

　　英国断定侵占南沙是日本南进国策中的一环，并认定这是日本与德、意协同对抗英、法的战略行动，以使英、法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英国外交部表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日本政府)大约在两个月前就决定要吞并南沙，并且可能已经正式通知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但是，公开声明被推迟了，这显然是担心会正中美国‘大海军派’(Big Navy Party)下怀，导致(美军)更有可能在关岛设防”。英国外交部认为当前能够遏制日本在南沙的野心及其行动的是美国而非英国。1939年2月28日，外交部召开会议讨论远东及欧洲局势：“日本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外部经济压力影响的经济集团。即使成功地将中国纳入这一集团，日本仍将发现仍缺乏一些自给自足所必需的原材料……这些产品的最近供应源地在婆罗洲和马来亚”，夺取这些地方是日本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德、意则企图“利用日本暗中谋求在该海域的重要地位之意图为自己谋利”，“鼓动日本继续占领其他法国声称拥有主权或利益攸关之地以搅乱时局……日本将尽其所能，刺激法、英徒劳地试图保护他们在远东地区摇摇欲坠的声誉”。日本可能已经准备和德、意在东、西方携手向英、法发难，“部分原因是这么做符合其长期计划，主要原因则是其相信一旦法、英派遣舰队奔赴远东……德、意就会在欧洲发动攻势”。这一战略预判令英国在日本侵占南沙之际裹足不前，不敢轻举妄动，在欧洲、地中海、远东同时陷入对德、意、日三线作战是英国难以承受的。

　　在日本进攻海南岛的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驻日大使就告诫克莱琪，“德、意大使已经强烈敦促日本政府占领海南，这大概是目前轴心国对法国施压的组成部分”。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日本宣布吞并南沙不久后提醒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Léger)：“日本作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它在远东的军事活动一直是秘密配合德、意两国在欧洲、特别是在地中海的活动”，“日本吞并南沙群岛正发生在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前夕，值得注意”。日本谋夺南沙可能有向英、法施压，与德、意遥相呼应的意图，故英国宁可信其有。当时的“当事人”和“局外者”都意识到这一事实：英、日在南沙问题上的对抗实非纯粹的双边对抗，而是诸大国围绕区域甚至全球秩序主导权进行争夺的构成部分。

　　这一时期，英国因国防力量捉襟见肘而正逐步调整帝国防务战略，将地中海置于比远东更优先的位置。1939年春，英国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已倾向于“优先考虑地中海而不是远东”，“在对日战争爆发后向远东派遣主力舰队这一早已被接受的战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挑战”。3月29日，英国海军部致函外交部、陆军部、空军部、自治领部，强调“必须继续依赖当前政策，即把一支主力舰队留在本土，另一支留在地中海。这一政策并不排除在必要时派遣舰队开赴远东的可能性”。一旦逼不得已，“只能由政府决定，而且大概要在与自治领协商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要“以放弃地中海为代价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地中海优先于远东”原则趋于定型，英国更加不可能因日本夺占南沙而诉诸武力。这将压缩英国应对日本向南沙扩张甚至南侵的决策空间，减少其对日博弈的筹码和底气。于是，英国在预判日本夺占南沙在所难免的情况下终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预防性措施。

　　英国的担忧终成现实——日本于1939年3月30日决心正式吞并南沙。3月31日，日本外务省发布通告：“日本政府决定将岛礁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当天，克莱琪便将该通告报送英国外交部。同一天，日本向英、法、美等国通报此事。日本驻英大使馆参赞冈本季正向英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强词夺理地辩解日本侵占南沙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声称由于法国拒绝承认日本对南沙“早已拥有的权利”，日本政府认定解决日法之争的“唯一办法是吞并这些岛屿”。冈本向英方澄清：“日本这一行动不应被解读为对英、美、法、荷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任何威胁与恐吓。”这套说辞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时任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后来回忆称，占领南沙“是海军南下的第一步”。此言虽稍显夸张——占领海南岛对日本南进的意义更大，但足以显示日本侵占南沙与实施南进国策之关联。纵然日本极力淡化吞并南沙的意图，奈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英国《卫报》发表社论，称这“可谓是日本海军的夙愿”，是其南进国策和扩张主义的体现。英帝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舆论惊呼这让日本得以将前哨基地“从海南岛向南推进了七百里，其动机令列国的疑惑陡增”。总之，继侵夺海南岛、西沙之后，日本在推进南进国策又迈进了一步。

　　三、英国“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的推行

　　当日本在南海兴风作浪之际，德国在1939年3月中旬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即将矛头对准波兰。在日本宣布兼并南沙当天，面对德国要求波兰归还波兰走廊和但泽，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在下议院宣布：一旦波兰被入侵，英国政府“有义务立即给波兰政府以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并“已据此向波兰政府作出保证”。英国在欧洲承担的军事义务愈多，可投入到远东的资源愈少。同月，英国在同美国磋商海军合作时坦承，“如果卷入了一场欧洲战争，可能无法立即大规模加强驻远东的海军力量”。日本侵占南沙令大英帝国感到如芒在背，诚如克莱琪对格鲁所强调的，“这是事态在恶化，因为该群岛作为监视来自新加坡的海空军之动向的前哨，具有战略重要性”。同时，其他在南海及其周边拥有利益的国家也会敦促英国肩负起遏止日本南侵的重任，客观上加剧了英国的危机感。1939年4月3日，荷兰外交大臣向英方指出，日本侵占南沙“引起他和荷兰政府的严重关切”，他“强烈要求荷兰政府立即开始建造用于防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巡洋舰”。言外之意，英国也应有所作为，防患于未然。鉴于此，英国试图迫使日本知难而退，防止其军事控制和利用南沙。

　　英国第一时间向日本表达不满，郑重声明其并未放弃对南威岛、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并主动“引入”法国，以期利用自身残存的威慑力，加之法国的影响力迫使日本悬崖勒马。1939年3月31日，英国外交部官员R.Q.豪(R.Q.Howe)在会谈中向冈本强调：“我们确实提出过且从未放弃过这些岛屿(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引者注)的权利要求。”法国也对南沙“提出过权利要求”，“夺取同另一方存在争议的对象在任何情况下似乎都是一种奇怪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行为肯定不受英国政府欢迎，尤其是在当前，在我看来，这必将使远东局势复杂化，目前局势已够复杂”。由于同样面临日本的威胁且力求保住“吞并南沙”的既得利益，法国也积极对日交涉，并主动向英国靠拢以寻求支持。这为英国实施联合法国对抗日本策略提供契机。4月7日，法国驻英大使馆官员罗契(Roché)拜会英国外交部，声称“法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提供的任何帮助都将非常感激”。英国外交部官员罗纳德(N.B.Ronald)表示，驻日外交官多兹(Dodds)将奉命与法国驻日大使就双方在何种程度上开展合作进行协商。当然，英国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日本侵占南沙的首要责任应由法国承担。4月6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巴特勒(Bulter)在议会接受质询时直言不讳：抗议日本侵占南沙“主要是法国政府的事”。不言而喻，英国愿意和法国协同行动对日博弈，却绝不会越俎代庖。英国遵循既定对策，在南沙问题上将法国推到对抗日本的最前线。

　　与法国一致对日交涉从法理上否定日本吞并南沙的合法性是英国又一重要举措。1939年4月10日，克莱琪奉命与法国驻日大使协商后，向日本外务省次官递交照会，口头表示希望日方能够解释“处置南沙的程序”，“因为这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无法理解的”。同一天，多兹致函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告之“英国政府不能承认日本政府的主张有任何法律依据，并对日方在此事上的举措表示遗憾，因为这只会使远东局势更复杂化”。英国的一系列措辞尽管颇为温和，却力求从法理上否定日本吞并南沙的合法性。这和重申对南威岛、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相辅相成，是英国争夺外交话语权、使日本师出无名的举措。

　　对于英国的外交行动，日本针锋相对。1939年4月13日，日方向英方递交照会，辩称日本吞并南沙“是基于事实与法律的合法行为，又是一个关系到日本和法国的事件”，故日方“难以理解英国政府的抗议所恃之依据”，而且“完全不同意这一举措会进一步导致远东局势复杂化”。言下之意，一是英国无事生非;二是英国乃局外人，无资格介入南沙问题;三是英国言过其实。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欧洲和西亚局局长向英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强调，日本政府的通告“是为了使日本的立场合法化。迄今为止，日本人对南沙的占领已是既成事实”，日方“无意把此问题提交仲裁”。

　　除了外交措施，英国也在评估采取军事、经济手段的可行性，前者是重中之重。1939年4月5日，多兹向英国外交部、驻华舰队总司令等建议以日本侵占南沙为由象征性向远东派遣舰队。他认为，“日本采取行动大概是为了对东南亚人民施加心理影响，令他们将此视为对在中国海域拥有利益的大国之挑战”，向远东派遣舰队是向全世界表明英国不会对日本的挑战视而不见，“而且这可能会抵消日本的行动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相比于日本的反英行动，这难以被视为是反日行动”。多兹绝非希望英国和日本兵戎相见，而是认为英国值得冒激怒日本的风险——尽管风险较低——恫疑虚喝以迫使日本如丘而止，进而挽救英国在东南亚岌岌可危的权威和影响力。但英国外交部则不愿冒险，认为从目前欧洲的形势看，劳师东渡对日本进行威慑不太现实。毕竟即使是形式上的威慑，仍会削弱英国在欧洲-地中海对抗德、意的力量，从表面上看与“地中海优先于远东”原则背道而驰。况且，如此兴师动众可能会弄巧成拙——激怒日本而致使其加速倒向德国，这是英国外交部力图避免的。4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向驻华大使卡尔(A. Clark Kerr)坦言：“万一发生全欧性的灾难，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只要日本维持中立，哪怕是非善意中立，我们也将尽可能阻止它主动和我们的敌人站到一起”。 在应否就此向远东派遣舰队的问题上，英国军方的态度举足轻重。海军部几经权衡，认为南沙“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而造成的不利情况尽管足够严重，值得采取强有力的外交行动，但不能成为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的理由”，并主张“英国应继续正式地维持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目的是为英国政府保留一个发言权，万一它决定试着对日本的主权主张进行法律检验”。尽管“如果进行法律验证，英国的声索力度确实值得怀疑，但这无须承认”。4月24日，海军部将具体分析与主张告知外交部。海军部亦不支持武力威慑日本。5月2日，英国帝国防务委员会作出决议：“鉴于许多可变的因素，目前不可能对在对日开战后能够派往远东的舰队之规模或确切起航时间作出评估”。这使得以日本侵占南沙为由向远东派遣舰队从根本上失去可能性。5月8日，英国外交部对海军部予以肯定的答复。这一时期，鉴于日本不肯接受德国提出的结盟方案，把军事同盟所针对的对象从苏联扩展到一切对手，德、意抛开日本于5月22日结成军事同盟。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英国的“地中海优先于远东”原则。因而，英国最终没有象征性向远东派遣舰队。

　　此外，英国决定在没有美国一致行动的情况下，不因日本侵占南沙而对它实施经济制裁。英、法、荷均希望美国制止日本侵占南沙，美国却选择冷眼旁观，仅仅于1939年5月17日、5月19日先后向日本递交照会，宣布不承认其兼并之合法性。美国的态度对英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日本吞并南沙群岛以后，法国政府曾在一些矿产品如铁砂等方面对日本实行禁运，并与伦敦及华盛顿联系，要求采取类似措施。英国的回答是，要是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无能为力，而美国政府则不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日本正从美国和英国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得供应”。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抱怨称：“华盛顿和伦敦都把日本吞并南沙群岛看作是只对法国有影响的事”。中国政府寻求英国的支持，以遏制和制裁日本。5月4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试图以日本侵占海南岛和南沙“很明显是针对西方国家”，“而且是针对列强中对远东最感兴趣的国家”为由，策动英国在国联理事会促成对日本“实施一种折衷形式的经济制裁或禁运”，加强对华援助，并成立由英法苏三国组成的小型协调委员会。结果，哈利法克斯仅表示会仔细检视中方备忘录。郭泰祺无功而返，制裁日本的计划落空。

　　纵观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决策与行动，其核心为“有限度联法制日”。具体而言，军事上不对日本展示武力也不向法国提供支援;经济上不在没有美国合作的情况下配合法国或单独制裁日本;外交上与法国进行有限度的协作，通过谴责日方的单边行动、否定日方举措之合法性等方式对日本展开博弈，并视法国为在南沙对抗日本的首要责任者，同时重申对南威岛、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以保持话语权。只是，该政策的威慑力因缺乏武力作后盾而大打折扣，这是英国对日本南进扩张的一次无力抗争。

　　四、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退却

　　面对英国的“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及法国虚张声势的交涉，日本变本加厉。“日本政府基于战略上的考虑”，从1939年5月23日起对南沙“进行行政调查，台湾总督府向群岛派遣职员”，强化控制。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自缚手脚为日本所利用。克莱琪指出，日本军方内部“有一种顽固的观点认为，削弱中国士气的最好方法是使第三国——尤其是英国——威望下降，其方式是展示这些国家在应对一连串剧烈冲击时除口头抗议外无能为力”。英国内阁认为日本占领海南和南沙，加紧威胁、压迫外国在华的国际居留点和租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德、意鼓动的结果”。这反映了英国对日本侵占南沙和南进认知的思维定势。

　　然而，英国已进退维谷。海军部既主张采取必要措施以更鲜明地表明“不承认日本的权利要求”之立场，又囿于“如今在远东的弱势地位”而认为所采取的措施不宜强硬。海军部还强调，不能让日本了解英国所掌握的关于南沙及其海域的知识真实情况，因为“这些知识超出我们业已出版的海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我们非常有用”。1939年8月1日，海军部将其主张电告外交部、陆军部、空军部和殖民地部，请外交部“如果决定进一步交涉，务必随时通知我方”。显然，海军部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将日本逐出南沙，以绝祸患。

　　1939年8月，局势风云突变，是年夏开始的英法苏谈判和英德秘密谈判均告失败。由于都和英国存在难以弥合的利益冲突，为了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大主动，势同水火的德、苏在8月开始秘密谈判，于同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附属议定书。德苏准同盟的形成让德国解除了后顾之忧并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地，英国的战略处境雪上加霜。正如法国殖民部部长孟戴尔(Georges Mandel)所言：“苏德条约意味着国际局势中的一次根本变化，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这实在是令人感到突然和焦虑。”英国在获悉苏德缔约后迅即开展紧急军事动员。欧洲局势更加紧张，列强已剑拔弩张。

　　山雨欲来之际，英国不愿再在日本侵占南沙事件上劳心费力。1939年8月25日，外交部对海军部8月1日的来函作出答复：“当前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不要再向日本人提及这件事，除非法国人要求我们提供支持，关心南沙的主要是法国人”。若法、日重提日本侵占南沙事件，英国则坚持不承认日本“权利要求”的立场。随后，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将海军部和本部的讨论要点电告驻日大使馆，并表示“我们已向日本人清楚表示不承认其权利要求，至于海军部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似乎没有必要，除非再次发生此类事件”。一言以蔽之，只要日本不采取类似的南进行动、法国不主动要求英国予以支持，英国在日本侵占南沙事件上只须守住不承认日本的“权利要求”之底线。外交部的主张最终被接受，直到二战结束，英国未再主动向日方提及南沙问题。这表明英国已无意维持“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国的战略处境急转直下。纵然意大利待价而沽，未即刻协助德国作战，陷入欧战的英国也不敢淡然处之不得不在地中海严阵以待，而将新加坡作为大英帝国东部的防御前线。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坦言：“即使远东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的主要目标在欧洲，决不能转移……假如日本参战，那么新加坡要塞是我们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远地区。在地中海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前，在意大利的舰队被驱逐出地中海以前，我们必须要坚守新加坡”。对英国而言，包括南沙在内的新加坡以东以北的远东大部分地区已鞭长莫及。可是自苏德缔约以来，英国政府内部“所有讨论都倾向于认定为了能够成功地应付我们当前正面临的危机，保住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远东——引者注)的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至关重要”。欧战爆发令英国更需要稳住日本乃至改善英日邦交，避免刺激其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趁虚而入。9月4日，英国自治领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治领政府坦承“不论日本的中立是友好的还是有保留的”，英帝国都必须做好对德战争长期化的准备，“这需要动用我们的一切资源”。显而易见，英国为适应新形势而放弃“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理所必然。

　　此后，英国不再就南沙问题配合法国对日施压。1940年2月21日，罗契向英国外交部官员克拉克(Ashley Clarke)抱怨，“日本人在交涉中似乎给法国政府留下了简单的选择”，若法国同意和日本秘密合作，关闭中国和印度支那的边境，禁止中国假道越南运输军事物资，日本将“提供有吸引力的物质条件”作为回报，否则就继续轰炸滇越铁路。罗契表示，法国政府已加以拒绝，坚称这“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可接受”，“即使法国政府愿意考虑这个提议，但在日本侵占海南岛、南沙和西沙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也缺乏达成协议所必需的信心”，“僵局的唯一出路是日本政府重新考虑自身立场”。3月8日，罗契又向克拉克透露，法国政府提出“应该得到一些日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履行的东西”作为法日“合作”之回报，并要求日方回答“法国在海南、南沙和西沙的权益是否包括”在“回报”之内，然而日方“无意延伸或扩大会谈内容的范围”。而此时英国在远东的政策已转向对日妥协。3月21日，外交部将罗契的“抱怨”电告克莱琪，却未指示他向法国驻日大使提供合作，反而表示“很感兴趣地想知道你为了确保和日本的合作，想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就阻止经由西伯利亚向德国供应材料而言，这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在未来很可能至关重要”。英国在欧战爆发后对日妥协乃至寻求合作，既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也是意欲牵制德国的准盟友苏联。毕竟自苏德缔约及瓜分波兰之后，“苏联是‘德国的盟友’成了英国的普遍共识”。1940年，关于国际上形成两大对抗集团的讨论“在英国政界中愈发激烈”，即“‘极权和大陆’——德国、苏联和日本”对抗“‘民主和海上’——英国、法国和美国”。英国此举可谓寒不择衣。

　　在南沙问题上，英、日一退一进。欧战爆发后，日本趁英、法自顾不暇，策划以太平岛为中心“设置必要的、全天候的、可向各地辐射权力的设施”，“在群岛内开展定期巡逻”和“在各岛屿上建设用来昭示其为帝国领土的标志物”，力图渐进地将法国的殖民势力和英国的影响力排挤出南沙及其海域。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并旋即占领丹麦、挪威;5月10日，德国进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荷、比、卢沦亡，英法联军一溃千里。6月，意大利趁火打劫，向英、法宣战。在德军的打击下，法国很快败降，英军退守本土。日本在法国败降之后急不可待地清除其在南沙的残余势力。

　　更有甚者，日本想要与德国联手宰割世界。日本大本营认定“欧洲战争方面，旧势力正在屈服于新兴国家集团的威力，残存者只有英国一国，形势急剧演变当可预测”。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大致以印度以东及澳洲、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一环，确立自给自足的态势”。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应对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力主“只要国内外各方面形势允许，应捕捉时机使用武力解决南方问题”，并“应极力将战争对手限制为英国”。日本决策层还意识到“即使在此情况下，亦难以避免对美开战，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日本非但志在把或亡或降的荷兰、法国在东南亚的属地纳入囊中，而且甘冒对美开战的风险，决意参与瓜分命悬一线的英帝国属地。

　　对此，英国也有察觉。1941年2月25日，英国外交部训令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交涉，谓英国“在远东没有部署能够威胁到任何人的军队或飞机”，可“日军为什么会正在向台湾、海南、印度支那和南海集结”!而且“日本这些南下行动，其目的迄今仍未得到解释”!为了了解日本的侵略轨迹，英国情报部门梳理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扩张，关于南海诸岛唯独提到南沙，强调它“介于婆罗洲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位于至新加坡的航程之内”。可以窥知，英国对日本侵占南沙并强化控制如鲠在喉。只是，朝不保夕的英国却已无计可施，始终未置一词，毕竟全力以赴抗击德国才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英国的漠视下，日本将太平岛要塞化，用以支撑在太平洋战争的作战行动。

　　综上所述，英国于欧战爆发后逐步放弃了“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在南沙问题上，英国所能做的惟不宣布放弃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及不承认日本吞并行为的合法性。这不单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的尊严和体面，更是为了保留之后能够“名正言顺”介入南沙问题之“权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被日本逐出远东。而当它在1945年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远东时，又主动介入南沙问题，并把从法理上消除日本染指南沙作为对日媾和的诉求之一。

　　余论

　　20世纪30年代，作为世界性强权的英国在多个地区遭受其他列强之挑战。其中，德、日、意基于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逐渐在“反英”问题上聚拢、联合。这就决定了英国将基于大国博弈而不是孤立地审视日本的“南进”意图和对南沙的野心，并确立决策目标、制定与调整政策。对于日本侵占南沙的图谋与行动，英国不但将其同日本的“南进”政策联系起来，断定日本意在将南沙作为“南进”的支点，其背后有和德、意协同“反英”的战略意图。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远东地缘格局和国际形势剧变，英国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囿于“三线作战”的担忧，英国在1938年7月决定优先采取联合欧美列强遏止日本侵占南沙的对策，并把在远东防务空虚又希望保住“吞并南沙”之既得利益的法国作为首选合作对象。随着“地中海优先于远东”原则的定型，英国面对日本图谋侵占南沙及其行动，形成了“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仅在外交上联合法国对日展开博弈，而不扩展到军事和经济领域，并将法国定位为在南沙对抗日本的首要责任者。此外，英国还十分重视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威慑作用。遗憾的是，法国外强中干，既无法又不愿采取强硬举措抗衡日本，美国也不肯挺身而出。由于战略处境每况愈下，英国不断弱化其在南沙问题上的政策力度，直至欧战爆发后逐步放弃“有限度联法制日”政策。即便如此，英国基于未来能够“师出有名”介入南沙问题的长远考量及维护帝国尊严、体面的顾虑，始终不宣布放弃对南威岛、安波沙洲的“权利要求”，不承认日本吞并南沙之合法性。由此可见，英国非但没有承认南沙归属法国，反而主动介入南沙问题，对日本侵占南沙施加了力所能及的干预。须指出的是，南沙是中国的领土，英法日等围绕南沙而展开博弈却对中国的主权视若无睹，中国则因鞭不及腹而对此无可奈何。

　　总体而言，英国在南沙问题上的决策目标和措施始终是“有限度”的，并随着日本不断“南进”而逐步“退却”。从结局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英国最终不能实现其决策目标。若从全球视野加以观察，这是英国淡出远东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心、英帝国日薄崦嵫的缩影。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蔡梓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7-02 16: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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