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② 周鲠生：用国际法抗击日本侵略的法学泰斗
2022-11-05 11:27:57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42期 文/ 马付才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国家危难时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营救爱国志士，严惩汉奸敌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调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法律和民族的尊严……
他们以笔为枪，宣传抗战“内线”救国;他们以法律为武器，秉公执法坚守国人权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共同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期聚焦推出郁华、周鲠生、杨兆龙、韩德培等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英雄故事，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二
周鲠生：用国际法抗击日本侵略的法学泰斗
文/ 本社记者 马付才
2021年10月2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日。
50年前的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6天后，联合国总部大厦前面的旗杆上，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
而在联合国初创时，中国是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的四个发起国之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整整两个月会议之后，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而周鲠生是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的顾问。
周鲠生毕生从事国际法、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孜孜不倦地向社会贡献着自己的法律知识，用法律为武器坚守国家利益。在他丰富多彩的法律人生里，在国际法研究方面著作等身，他是中国国际法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划定领海宽度的人，被誉为“中国国际法之父”。
出国留学时刻关注国家利益
1889年3月6日，周鲠生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他原名叫周览。从小他就天资聪慧，天赋过人，被人们称为“神童”。他13岁时就考取秀才，因成绩优秀，1906年，17岁时又获公费留学资格，被保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早稻田大学是最早吸收欧美学术文化、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吸收各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的大学。周鲠生在这里不但学习到了日本乃至欧美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生产关系，更接受了新学和民主思想影响，因此，在他留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周鲠生就回到了国内，并开始参加革命派的活动。
1912年1月，《民国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一份近代中国中华革命党人创办的报纸，以宣传民主革命为使命，当时由周鲠生和李剑农共同编辑。1913年二次革命中，《民国日报》作为革命派的言论机关，因反对袁世凯独裁、帝制而遭到弹压、封闭，周鲠生也因此被通缉，他不得不潜往上海，由周览改名周鲠生，并得到支持和黄兴资助获湖南省官费，先赴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学，获得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周鲠生在英国学习期间，恰好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当时，中国作为参战国凭劳工支援对协约战胜同盟国起到关键作用，换来一战后参与巴黎和会的地位，从而使中国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一员。
但是，作为战胜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利益不但没有被收回，反而被帝国主义重新分配。此时正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周鲠生从英国渡海到达巴黎，与留学生、华工等一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寓所，使其无法出席会议，与国内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
1921年，周鲠生从法国学成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法制经济部主任。1922年，又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此时，周鲠生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他看到，西方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土地逍遥法外，滋事生非。可以说，领事裁判权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当时偌大的中国却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因此，周鲠生开始研究领事裁判权中关于国家利益的问题，并在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从国际法角度论证侵害国家主权的领事裁判权“断乎不能任其存在”。
这是周鲠生以笔为匕首，以法律为武器，在国际法研究方面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的北大，经校长蔡元培的改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周鲠生度过了安稳的几年，使他能潜心学术研究，并有时间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出来，以《不平等条约十讲》为名出版，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东方杂志》《太平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报刊发表大量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亦学亦仕笔耕不辍
周鲠生希望在大学这座象牙塔内专心研究法律，潜心著作。然而，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北洋军阀各自为政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时常硝烟弥漫。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20万大兵盘踞在河南、湖南、湖北;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了东北各省和京、津以及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一共拥有30万大兵;还有占领苏、皖、浙、闽、赣5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也有兵力20万人左右。
1926年5月，北伐开始，这让周鲠生热血澎湃，革命的火种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他放弃北大教职，毅然南下，赶赴广州参加革命，并随着北伐军一起打到了武汉。据说，周鲠生以文人之身从事革命，丝毫不怯枪弹，甚至提出自己在反袁时期曾经负责炸药工作，以此主动请缨，希望与其他革命青年一同走继续北伐之路。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周鲠生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邀请，担任了外交部顾问，宣传收回国权。1927年1月，他又参与协助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的手段，收回了九江、汉口等地的英租界。在收回英租界后，周鲠生感触颇深，他认为对于老练的帝国主义，就应该采取主动攻势的外交，并要利用民众觉醒的势力，打破一切习惯成见和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约束。随后，根据这段经历，周鲠生写了《革命的外交》一书，总结了他当时对革命外交的实践和精辟的总结。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鲠生先是出任全国教育会议大学院提案预备委员(科学教育组)，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会常务委员，为这个新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制定规则。后国民党高层又邀请他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但是，此时周鲠生看到北伐已经成功，他不愿在仕途上发展，在他的内心仍然向往的是教书育人和研究学术。于是，他到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当了一名教授。
1928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提议在武昌重新办一所大学，得到了各方赞同，国民政府也表示同意。周鲠生应蔡元培的邀请，与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等人一起，开始共同筹建武汉大学，目的是将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一流水准，规模宏大的万人大学”。1929年3月，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开始动工，这一年的9月，周鲠生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政治和法律系主任。
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周鲠生更是孜孜不倦，他从理论到历史，从历史又到现实，写下并出版了《国际法大纲》，从宏观层面界定了国际法意义、性质、历史渊源和划分等基本概念。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有关国际法学的专著，因此，《国际法大纲》被称为中国国际法论著的鼻祖，当今的专业教材也基本都以此为蓝本，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国际法科曾将《国际法大纲》指定为必备参考书。
用法律为武器揭露日本侵略野心
在大学任教，从事学术研究，这也是周鲠生最希望过的平静生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31年9月日寇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顿时武汉大学全校师生群情激愤，周鲠生在一次全校总理纪念周会上演讲，指斥政府不抵抗和退让的行径，认为不可相信美国能为中国说话，它出面调停的结果将对中国不利，并预料中日问题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要求青年学生要做多方面的准备。随着日寇的侵略步步深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周鲠生以国际法为武器，积极站在宣传抗战的前列。
1932年，英国李顿率领“国联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周鲠生参与这次对调查团的谈话，他引经据法，结合实事，全团为之折服，为调查团后来撰写比较客观的报告，起了较好的作用。他在抗战中仅为武大师生演讲的讲稿已公开发表的作品不下30篇，如：《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国民对东省事件应有之觉悟》《东省事件怎样解决》《国际调查团与国联委员会》《外交与国防》《对日抗战中之外交》等等，这些演讲稿都表达了对日本强盗无比愤恨和对祖国人民深切的爱。
其中，《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等演讲稿，都成为国际法后世学者必读的经典檄文。例如，在《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一文中，周鲠生认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英国、法国等强国绥靖的结果，对日本无力的国际联盟令中国国民十分失望。因此，这篇文章对调查团提出了严厉批判。
“九一八事变”之后，周鲠生更是密切关注整个事件的进展，面对日本军部为了掩盖侵略本质，对外声称是由于中国军队炸毁柳条湖附近的满铁铁路，是为了“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发动的“自卫权”。并且极力表现日本完全是受害的一方,是采取被迫行动的。对此，周鲠生撰文指出：国际法公认“自卫权的行使限于绝对必要的场合”，即使日方所说属实，也构不成“危机的场合”而迫使日军采取“远超出防卫铁路拆毁之必要的限度之外”的军事行动，即使对正在破坏铁路的军队“加以反击”，甚至占领北大营都可以认作行使自卫权，那么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攻占了数百公里之外的宽城与营口也是迫不得已的自卫?显然，“日本用自卫做一种政治行动的口实”，法律上“真是不值一驳”。
日本侵略他人的国家，制造各种开战的理由，好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免受他人的指责和阻力。然而，周鲠生以国际法为武器，有理有据，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写得入木三分，使其暴露无遗。
因此，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选定周鲠生为其智囊团人选，令其参加军委会参事室座谈会，参与商讨抗战外交与国民精神动员。为此，周鲠生以参事身份拟定《外交方略》，提供中枢决策参考。并且，周鲠生多次前往蒋介石官邸讲解国际法和中国外交，为蒋介石分析国际形势，谈领事裁判权与租界问题，并为蒋介石讲解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议和方针以及威尔逊的和平计划等。
将理论应用到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1945年7月初，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周鲠生接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一面着手修建曾被日寇占用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一面求贤若渴，广揽人才，摒弃门户之见、宗派之别，聘用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同时恢复农学院设立医学院等等。在经费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武汉大学仍然创办和恢复了一度被停办的刊物，整理图书，为教学科研创造最好的条件，使武汉大学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学校对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
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在学校紧要时刻，他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国名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由周鲠生亲自审定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中国人自古讲究师出有名，此时，周鲠生建议，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避免以交战国的身份介入朝鲜战争，此建议被毛主席和周总理采纳。实践证明，周鲠生这一远见卓识的建议，为我国外交斗争赢得了较大空间。
1954年宪法起草，周鲠生是法律顾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第三十六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周鲠生提出的“决定同各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被采纳，毛主席为此批语道：“此条应采纳周鲠生意见。”
旧时，帝国主义都是从海上入侵，进入中国，然后胁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都没顾上中国的领海到底该怎么划分，而国际上强行认为我国还是采用国民政府的3海里标准，这也是当时很多国家的统一标准。1958年8月，周鲠生等三位国际法专家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同年9月4日，根据周鲠生的建议，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宣布渤海为中国内海。自此，中国有了法定领海宽度。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外交环境，周鲠生在国际法研究中深入分析了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并协助周总理完善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充分反映了周鲠生对现代国际法所作出的贡献。而更为重要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成功地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步步争取到应有的国际地位。
“四类外交关系”也是当时新中国面对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周鲠生本着实事求是的外交实践精神，又一创造性的理论。周鲠生将外交关系分为正式外交关系、半外交关系、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国民外交，争取国际社会与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支持，缓解了新中国外交孤立的状况。
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华，将外交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献计献策，帮助国家制定了外交基本政策，开创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周鲠生笔耕不辍，1964年他完成了60万字的巨作《国际法》。这是一部难得的国际法教科书，其原理性阐释超越时空，对今天中国倡导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如今，在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门前，周鲠生的雕像静静地伫立着，他手握着书本，一双智慧的眼睛在镜片后若有所思。1929年，40岁的周鲠生从家乡湖南留学到日本，参加革命逃亡到上海，然后又远渡重洋去英国和法国，学成归来回到南京，然后又来到武汉，开始在珞珈山上筹建武汉大学。这一路走来崎岖坎坷，但一定是珞珈山上璀璨的星空，是他心中指路的明灯，指引着他，让他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自己的祖国。
【参考文献】
《周鲠生文集》。
林海：《周鲠生：难以逾越的法律人生》(《江淮法治》2015年10期)。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周鲠生经典著作〈国际法〉导读》。
李谋盛：《周鲠生教授传略》(《晋阳学刊》1988年6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05 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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