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⑥｜李次山：名震朝野的“一代国士”
2022-11-08 14:54:22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5期 文/张君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国家危难时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营救爱国志士，严惩汉奸敌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调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法律和民族的尊严……
他们以笔为枪，宣传抗战“内线”救国;他们以法律为武器，秉公执法坚守国人权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共同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刊2021年第42期聚焦推出郁华、周鲠生、杨兆龙、韩德培等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英雄故事，本期继续推出王宠惠、李次山、王屏南、闵刚侯等在抗战中侠肝义胆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爱国往事，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六
李次山：名震朝野的“一代国士”
文/本社记者 张君
他是一个传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名震上海滩，为当时律师界的领袖级人物;
他也是一位侠士，因为心怀正义，追求真理，所以“路见不平”总是会“拔刀相助”，不仅援助过许多陷入危困的普通民众，而且也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营救和帮助过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我党重要成员;
他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爱国者，不畏强权和强敌，也无惧生死与险恶，像一名斗士一样，挺身站立在抗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风口浪尖。就连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都对他推崇有加，叹服不已，曾在其撰写的《忘不了两个朋友》《七君子事件》两篇回忆文章中，不无钦佩与赞许地写道：“他—·二八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饮食的程序，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这个备受人们钦敬的“他”，就是享有“一代国士”盛誉的律师界著名爱国人士——李次山。
一身侠肝义胆的上海滩律师界领袖
李次山，本名李时蕊，字次山，188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州英山县(今属湖北)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他考中秀才后，由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与没落产生了深恶痛绝之感，遂放弃科举之路，来到安庆求取新学。从安徽法政学堂毕业后，他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担任省议会议员，并在此结识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共同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因替讨袁义军起草讨袁通电，受到通缉，逃到上海后，在法租界被北洋政府豢养的特务逮捕，被判死刑，收监待斩。当时，他的胞兄李时萼正在江西当县长，闻讯后变卖家产，东拼西凑，用3000块银元买通法国领事，借口附会治外法权，要求索回李次山，由法租界当局审理李案。北洋政府害怕洋人，只好把李次山移交法租界巡捕房。李时萼此前在去死牢探望弟弟时，见李次山居然还在呼呼酣睡，不禁愕然道：“离死期没几天了，二弟你居然还睡得着?”李次山坦然笑答：“我为真理而死，死而无憾，为什么睡不着呢?”其过人的胆识与豪气，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其兄李时萼的上下打点与运作，李次山不久便被法租界巡捕房无罪释放。此后，李次山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继续追捕与迫害，亡命日本，其间一面学习日文和政治理论，一面与先到日本的陈独秀等人商讨革命大计。
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创办了《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次年，李次山也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公民》等杂志上发表《青年之生死关头》以及政治与司法制度变革方面的文章。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李次山因三弟李时芬在上海刺杀安徽军阀倪嗣冲的爪牙而被捕，为照顾其妻室子女和坐牢的兄弟，未能随陈赴京。为谋生计，李次山利用自己深厚的法律学养和功底，挂起律师招牌，由此开启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律师生涯。
李次山出身于平民，也始终是平民的代言人。在成为赫赫有名、收入颇丰的大律师后，他仍然粗茶淡饭，生活俭朴，但却慷慨救助贫弱者、落难者。他曾目睹一些工人因无钱治病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便邀约几个同道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疾病保险公司，为工人谋些福利，但因为势单力薄，所以对于庞大的劳工群体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力有不逮。为此，他还利用自己法律特长，积极为劳工们代理诉讼，维护权益。据1936年1月13日《申报》刊载，有一篇《李时蕊、李琳律师代表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工人六百三十四人通告》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可以获悉，这桩劳资斗争的案子曾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过问，而国民党正在“清剿”红军、气焰嚣张之时，敢于同当局唱对台戏，公开代表工人打官司的，不唯罕见，而且也需要巨大的勇气与胆魄。
李次山还担任过由柏文蔚、王亚樵等皖籍名流组织的安徽旅沪同乡会和安徽驻沪劳工总会的法律顾问，经常为安徽旅沪各团体和劳工出谋划策，提供法律援助。此外，他还关注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呼吁政府和社会关心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共约400页，其中《上海劳动状况》一文长达83页并配有照片，是该期《新青年》最长最重要的一份调查报告，而该文作者正是李次山。
李次山以仗义疏财闻名于上海滩，被人称为李二哥。1923年爆发“二七大罢工”，担任湖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施洋律师被军阀吴佩孚杀害。上海工人自救会和漳州律师公会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出面起诉军阀罪行时，李次山破口痛骂军阀残暴罪行，认为律师为人民之法律代表，其职权之尊严，连政府也应尊重，军阀草菅劳丁人命，擅杀律师，罪当公诉严惩。但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张—鹏拒绝出面起诉，李次山非常失望与愤慨，只好自捐现洋抚恤遇难律师和劳工亲属，后来参与发起济难会。五卅运动中，上海律师界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工人和市民的爱国斗争。由于李次山侠肝义胆，爱国爱民，敢作敢为，声誉日高，不久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会长。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都市，又有资本主义各国租界构成的十里洋场，自然成为全国律师人才的荟萃之地。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学界元老大都集中在上海，如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上海法科大学校长董康;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浙江省主席、上海法学院董事长、院长褚辅成;护法国会参议员、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沈钧儒，1930年当选为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1932年任常务委员;王亚樵胞兄王述樵以及后起之秀史良、唐豪等都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由1926年的235人发展到1935年的1247人，在上海各界团体中影响很大，成为全国法律团体的中坚。主持公道、不畏强暴的李次山，由此也成为全国律师界的领袖人物。
同情革命奔走呼号营救陈独秀
李次山因为经常为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多家报刊撰写稿件，所以在从事律师职业的同时，也开始涉足新闻领域，并参加了上海新闻记者俱乐部。此后，他因激愤于国内报纸“尽被路透、东方等外国通讯社占领”的现状，发誓要办华人自己的通讯社。
1919年春，他在友人的赞助下，在牛庄路李次山律师事务所门口，挂起了联合通讯社的牌子。该社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姿态，活跃在新闻界。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与陈独秀早有渊源并且志趣相投的李次山闻讯后，密切关注陈的命运，并尽力发布有关消息。在此过程中，他不满足于客观报道的呆板和局限，而是动手把消息改成述评，强化文章贬斥当局、辩驳事理的感染力。《民国日报》6月17日登载李次山的《陈独秀被捕之真因》，剖析了北京学生运动和陈被捕原因，呼吁国人奋起而营救。除大造营救舆论外，他还动员旅沪皖人筹划救陈。《申报》6月16日和24日两次刊载旅沪安徽协会给北京安徽会馆的救陈电文。联合通讯社救陈心急，引人注目，以致当局有人假冒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之名发电给联合通讯社，谎称陈已获释。李次山便将此消息发表在6月18日的《时事新报》上。4天后他得知上当受骗，极为恼怒，立即挥笔写了《陈独秀案之大疑团》，发表在23日的《民国日报》上，指责当局的阴谋与不道，唤起民众觉醒，吁请政府顺应民心尽早释放陈君。
为救陈，李次山在上海各界名流及旅沪同乡间奔走呼号，商讨救援方案，甚至不惜游说王亚樵采用炸弹“暴袭”北京政府、暗杀段祺瑞的计划。尽管此事因准备不足而作罢，但其营救陈独秀的忧急迫切之情，却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在他的游走“鼓噪”之下，一些同乡开始了赴京营救行动，于是他放下律师事务所和通讯社的工作，亲赴北京活动。在各方营救下，陈独秀终于9月16日获释。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把《新青年》作为中共的机关刊物，李次山成为撰稿人并参与编辑。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当局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将陈独秀等人逮捕。李次山立即写好报道消息给《时事新报》，于6日发表：“联合通讯社云：《新青年》杂志主编，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陈独秀君，昨年以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尔因身患胃病，请假来沪就医，星期二(4日)下午二时许，法巡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环龙路2号陈君搜检……同时将陈君及夫人及拜访陈君之……五人，一并带入巡捕房”，而同天的《申报》也报道：“居住在法租界地方之陈独秀，尔用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以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两探员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伙……”很显然，李次山发讯息是带有掩护性质的，目的是立即告知社会各界关注并营救之。与陈独秀同时被捕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都是早期中共党员，他们都与李次山有交往。随后去陈独秀住宅访问的褚辅成、邵力子也是李次山的密友，1919年曾同李次山共同参与营救陈独秀在北京出狱的活动。这次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见报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多方营救。在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的呼吁、救助下，加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与法租界当局谈判，并出钱帮助，在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陈独秀捕后三天就被保释出狱。法租界当局于26日以罚款结案了事。李次山在第二次营救陈独秀的活动中，发挥了自己在新闻界、法学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罪名，逮捕陈独秀。李次山不怕戴上“赤化”的帽子，再次马上发布消息，并在旅沪安徽同乡会、上海各界团体间奔走呼号，开展第三次营救活动。
此外，李次山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大革命前后，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横遭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许多共产党员都得到他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到1927年，安徽英山县有百余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全省黄埔生最多的县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次山热情推荐、资助同乡青年报考黄埔。这批青年多数加入了中共，如黄埔一期生彭干臣于1923年冬加入中共，南昌起义时担任南昌卫戍司令等职。他曾对家乡青年说：李次山大律师是上海律师界的领袖，为人耿直、侠义，你们落难到上海，尽可去找这位李二哥。李次山创办安徽旅沪中学后，于1929年聘请蒋径开为教育长，而蒋的秘密职务是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书记;皖籍党员高语罕、蒋光慈、阿英、胡允恭、王逸常等人都在闸北活动，都曾得到李次山的帮助。
胸怀大义不惧生死推动反蒋抗日
散处各地的皖籍名流，是全国反蒋势力中的一支劲旅。胸怀民族大义并向往民主法治社会的李次山，多次参与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1929年，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唐生智、韩复渠、石友三、方振武等将领酝酿反蒋时，旅沪皖籍名流柏文蔚、王亚樵、李次山、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李少川等人，也多次密议反蒋大计，策动、资助皖省主席方振武及其部将余亚农、岳相如、鲍刚等武装反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次山义愤填膺，谴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举国上下一致抗日，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抗战。9月30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全体会员紧急大会，讨论反对日本侵略问题，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开展反日宣传等四项议案，成立4个专门委员会，每天在公会研究进行办法，交公会执监委员执行。上海律师公会在李次山、沈钧儒主持下，成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头雁。
1932年1月28日夜，突然枪声大作。李次山爬到楼顶眺望闸北战区，看到十九路军自发与日军交战的火光，欣喜若狂，立即下楼打开大门，跑到外面大喊：“我们抵抗了!我们抵抗了!”其子女也跟在后面喊叫。次日，他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几天之内，李次山以安徽中学师生为主，武装组织一个营的义勇军，并自任营长，开上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这一营抗日志士在战斗中牺牲近半。
2月间，律师公会联络上海各界组织成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李次山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运动的领袖。此后，他一面在救国会邀集一些专家研究抗日战争方面的各种问题，一面从事抗日募捐工作。4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李次山、沈钧儒、王造时、史量才等国难会员拒绝出席，致电政府提出停止内战、抗日到底、确保民主权利等主张。不久，当局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李和同仁痛哭失声，联名发表宣言表示反对。
为了抗日救国，李次山要求全家人节衣缩食，连柴米油盐水电费和房租费都用来捐助义勇军，家中开销常用赊欠办法拖延或用家具、衣服典当偿还。上海律师公会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向全体会员募得34800余元，慰劳义勇军及救济东北难民。
1932年11月14日，李次山出席全国律师公会在沪召开的临时执委会，会议议决：为坚决反对伪满洲国的成立，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国联和国内各公团，“文稿推李时蕊、沈钧儒等委员起草后，交会核发”;“通函各律师公会……为集各该地民众团体发起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以上海律师公会之募捐办法，通知各会，藉资参考”;“推李时蕊、沈钧儒、刘陆民等委员担任”统一法权运动委员会委员;恢复《法学丛刊》，由李时蕊委员召集……
长期以来，李次山投身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斗争，妨碍了当局的专制统治和先剿共后抗日的军事部署，因而一直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好几次得到友人的密报和掩护才幸免于难，同时也被迫多次搬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租界大通路的住所以及律师公会会所，成了救亡活动和抗日斗争的开会场所，也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地方。1933年1月，就在李次山发动上海各界纪念“—·二八抗战”周年活动时，多次受李次山顶撞、责难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决定开除李的党籍。接着，反动派又逮捕了他，而且进行抄家，扬言要查出他私通共产党的凭据，还企图以贪污捐款的罪名把他搞臭。
李次山被捕，即刻引起轩然大波。2月24日，《时事新报》刊载律师公会为李案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依法公开办理”的电文，对“密令缉拿”李的罪名(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侵吞义勇军后援会款项、组织秘密政党等)进行逐一反驳。律师公会全体执监委员认为李次山“努力抗日工作，义愤勃发，奋不顾身，社会朋侪，共加信任，参加救国团体，并无越轨行为;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经收款项，按日在各报公布，断非该委员一人所能包庇私匿;至组织任何秘密之党……办复不类”。3月4日，《申报》发表律师公会常委沈钧儒、陆鼎揆署名为会长辩护、并致司法部电文《律师公会对于吊销律师证书之疑问》，认为吊销李次山律师证是不合法的。3月5日，《申报》登载义勇军后援会声明，称钱款一律由黄炎培等保管，汇款须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监察委员签可，李次山根本无侵吞之可能。同时，受到资助的义勇军各部和难民团体也纷纷声明收到款项情形，为李申辩洗冤。经各界名流的营救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的担保，李次山入狱不及一月便获释。
李次山被迫退出律师公会后，便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这时，他因长期劳累过度，忧愤交加，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在狱中已是多病缠身。出狱后，他仍然受到迫害，反动派曾以画着人骨和骷髅的匿名信加以恐吓;他外出时，特务几次在他身边放冷枪以示警告。但他全然不顾，继续奔走于上海各界各救国团体间，发展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义勇军后援会的阵营。后援会是当时阵容最大的抗日救国团体，由上海市商会、律师公会、全国道路协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申报馆、新闻报馆、时事新报馆等29个团体组成，李次山任首席常务理事，三家报纸天天登载民众募捐详情。
3月中旬，李次山将妻子儿女安置在安徽中学内，以义勇军后援会和东北难民救济会的代表身份，抱病率队北上平、津和华北前线慰问，沿途宣传抗日，曾拜晤并函电各路义军、各爱国将领，勉以抗日到底。三四月间，《申报》频频登载李次山慰劳义军的情形。
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处全力“剿共”关头，岂能容忍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为此他们竟然准备采用血腥镇压手段，试图将李次山等爱国人士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天津特务头子李军铎(安徽无为人)，在李次山所住饭店的茶房里安排了特务，准备行刺。然而就在将要动手之前，刺杀行动却因为李次山挽救民族危亡爱国义举所产生的人格魅力而搁浅。就在刺杀行动蠢蠢欲动之时，一天，李军铎到天津著名律师金殿选家喝酒，席间问及李的为人。金推崇备至地介绍了李次山的爱国经历，又将李的《建国忠言》一书递给他。他看过书后，顿时被书中字里行间所激荡出的浓郁爱国情怀所感染，觉得李热血爱国，不应被杀。由此他良心发现，不忍下手，并随即通过金殿选通知李次山赶快离开。李次山得讯后迅速南下，从而躲过一场生死劫难，真可谓是爱国义举感天动地，使他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1936年，为反蒋抗日、救亡图存而四处奔波的李次山身体每况愈下，到了同年3月病情更是迅速恶化，生命垂危。临终前，李次山仍吟诵陆游的《示儿》诗，盼望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3月17日，李次山病逝。26日至30日，《申报》连续报道李次山的病逝消息，曰：“英山李次山先生，品端学粹，遐迩知名，早岁从事救国工作，近来闭户读书，著作甚富，不幸遽归道山，社会惜之。今有上海律师公会、安徽同乡会、安徽公学及先生之友好，为之筹备治丧，并发起追悼大会，以资表彰，激励来者。”
一代国士，就此抱憾离世，真可谓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
为了深切缅怀和追寻李次山先生“一代国士”的历史风采，记者在广泛搜集其生平资料的同时，也曾试图与他的后人取得联系，希望能够通过更加深入的采访，从中挖掘出更多有关李次山先生的珍闻和轶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其后人随着时局的变换与动荡，目前均已漂零海外，并且随着疫情的全球化蔓延，与他们进行一次“零距离接触”，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事情。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1月14日，李次山的孙子、已经年过古稀的李成之，曾经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到英山县祭拜爷爷李次山。
在英山县烈士陵园，每年都会有从全国各地而来的仰慕者、故人来到李次山的墓碑前祭祀，“一代国士”李次山先生那勇毅豪壮、热血报国的音容笑貌，虽然早已不在，但他那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为了避免家国破碎而无惧生死、奋起抗争的爱国情怀，将成为激励后人矢志崛起、奋发图强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蒋二明：《名震朝野的一代国士李次山》;
《他是上海律师界领袖，耗尽家财只为抗日救国，九死一生在所不惜》，网名晓话文史;
张皖生：《陈独秀与李次山》。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08 15: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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