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⑦｜王屏南：国歌背后的抗战律师
2022-11-08 15:17:18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5期 文/古其铮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国家危难时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营救爱国志士，严惩汉奸敌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调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法律和民族的尊严……
他们以笔为枪，宣传抗战“内线”救国;他们以法律为武器，秉公执法坚守国人权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共同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刊2021年第42期聚焦推出郁华、周鲠生、杨兆龙、韩德培等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英雄故事，本期继续推出王宠惠、李次山、王屏南、闵刚侯等在抗战中侠肝义胆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爱国往事，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七
王屏南：国歌背后的抗战律师
文/本社记者 古其铮
这是一段国歌背后的抗战往事，虽偶被提及，却鲜为人知。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山河破碎，日寇肆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中华儿女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唯有前进，前进，再前进。
万千身影中，一位律师振臂高呼，发起成立上海市民义勇军并任队长，于“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率众扼守宝山击退日军进犯，为抗战留下浓重一笔。
而今，他静静地躺在上海市宋庆龄陵园，与宋庆龄、谢晋元等先辈一同看时代繁华，醉眼人烟。
他，便是律师王屏南。
弃笔急从戎
2021年，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东张村村民王育智日夜守在王屏南纪念馆，若有人前来，他会给予讲解。王育智告诉记者，这不仅仅为追忆祖父的抗战英勇事迹，更是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直观的教育场所，传递“克己奉公，爱国爱乡”的信仰。
王屏南纪念馆由其子孙于2017年将祖宅改建而来，占地不大却别有洞天。纪念馆内陈列了王屏南生平以及参与“一·二八”淞沪会战相关资料，展示了王屏南波澜壮阔的一生。
1893年8月15日，王屏南出生于此，彼时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多灾多难。王屏南家境贫寒，15岁就随乡人到上海谋生，先在南货店当学徒，由于为人诚实勤劳好学，三年学徒期满后受聘为账房，后又与他人合开公司。
北伐胜利后，王屏南担任上海煤炭业公会秘书长，并通过半工半读在上海法政大学进修。经过三年苦读，终获得律师执照，在上海四马路麦家圈(今福州路山东中路)与人合开律师事务所。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愤慨，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百万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市民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使其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期中心。
面对着祖国山河破碎，王屏南痛心疾首，发出了“试思世间事，孰有甚于此者，具有灵知，奚堪忍受，吾言至此，吾笔坠矣!”的悲天长啸。
王屏南将满腔热血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上海各种会议上慷慨陈词力主抗日，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不久“上海市民联合会”成立，王屏南组织煤业公会人员出版《御侮》周刊，撰写抗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
1931年10月，上海各民众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10月5日，上海第一支民间义勇军——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最先成立，共有成员300多人，王屏南是领导人之一。因王屏南舅舅曾在前清获得武举功名，家传有武术根底，故义勇军队员都由王屏南统一训练。
但让王屏南没有想到的是，仅仅经过三个多月的仓促训练，他们就要开赴战场。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日军公然侵犯闸北的通天庵，枪炮声大作。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将士毅然反击，与日军展开激战，正式拉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
事急从权，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公推蒋君毅、张子廉、王屏南为代表，前往十九路军军部，拜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向蔡廷锴请缨杀敌。在听完王屏南等的“杀敌救国”决心后，蔡廷锴连声嘉许道：“甚好甚好。”随后又指示交由旅长翁照垣统一指挥。
2月14日，义勇军军事委员会紧急通知队员到虞洽卿路新世界商场集合出发，立时有二百余人到场，随后遣先锋队赴大场集结，王屏南则稍作停留，和马路商会领导人商讨被服、给养等事宜。不料先锋队长王某半途动摇，又逢日机轰炸，先锋队竟然四散奔乱，王屏南又紧急召集走散的战士，重新召开誓师大会，歃血为盟，打起军旗，向大场进发。
于是，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当日在大场宝华寺(今静安区高平路近江场西路)正式成立，王屏南为大队长，78师156旅司令部为其配备快枪64支、子弹12000发。义勇军第一大队编为两个连和一个补充排，李楷为第一连连长，王海清为第二连连长。
后市民义勇军驻扎训练于宝华寺，占用大雄宝殿为宿营处，东厢房为大队部办公室。当时义勇军成员职业颇为复杂，大多为青年工人，其次为店员、学生，也有个别归国华侨青年。义勇军成员年龄也大小不一，最小者仅15岁。
当时年仅15岁的颜杰(原名方知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在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学徒工，是参加市民义勇军最年轻队员之一。用颜杰的话说，他们本来都有职业、有家室和老少，来这里“一不为官，二不为财，没有薪饷，自愿义务服役”，只为保家卫国。
大场宝华寺不远处便是前线，枪炮声日夜不断。义勇军为防日机空袭，抓紧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训练，白天讲课。2月的上海，春寒料峭，队员们训练条件极为艰苦，宿则稻草为褥、轻絮薄被，食则一日两餐、青菜米粥，训练时常摸爬滚打，往往手足冻裂，耳鼻红肿，却无人叫苦。
谁能想到，就是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会在抗战中有着不俗的战绩。
激战退日寇
2月20日晚，嘉定驻军开赴前线，军部下令王屏南率市民义勇军前往接防。深夜10时半，王屏南等二百多人整队疾走，于次日清晨5时到达嘉定县城。嘉定是宝山—浏河防线的第二线之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军事地位重要。市民义勇军进驻后，昼夜巡逻，保障前方安全。
2月27日上午10时，王屏南又奉命开赴宝山前线助战，市民义勇军由嘉定出发下午4时到达宝山。宝山毗邻扬子江和黄浦江的汇合处，为国门要地，原由第156旅第4团第3营和机枪连驻守，因吴淞防务吃紧，旅部乃调驻防宝山部队增援吴淞，仅留步兵18名守卫东门外海滩。王屏南率214名市民义勇军接防后，日夜修筑工事，布岗设哨，守护海岸，严防日军偷渡登陆，同时在全城实行军事戒严，严加巡逻。
接防宝山次日，翁照垣给王屏南来电，强调守卫宝山责任之重大：“现在宝山交给你们防守，责任重大，望义勇军全体同志为国效劳，全力以赴。”当晚，旅部派军需员送来手榴弹8箱，每箱50颗共400颗。
29日拂晓，日军军舰增多，大战在即，义勇军队员们沉作应战，与十九路军驻防的吴淞，形成掎角之势。
3月1日清晨，敌舰突然增至15艘。中午，敌舰加小火轮、民船编组迫近宝山岸边，24架敌机蜂鸣而至，海陆协同火力全开，发起全力进攻。
而我方为214名上海市民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战士18名，不仅敌我人数悬殊，而且装备相差极大，义勇军装备有步枪64支、子弹12000发，400颗“香瓜型”手榴弹，海滩上埋藏9颗地雷，没有枪的队员，只能用梭镖大刀。
王屏南率领市民义勇军藏身掩体，按兵不动。等日军进入有效射程后，随着一声“打”，市民义勇军的手榴弹齐刷刷地落进日军阵营，而一连长李楷堪称神枪手，一枪一个专打敌小火轮司机，两名战士轮番为他装子弹。日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
敌人几次抢滩都被打了回去，水浅军舰无法靠岸，最终日军军舰只能掉头退出，日军从宝山登陆的企图被粉碎。
事迹酿佳音
胜利来之不易，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军部表彰了王屏南和义勇军，上海军民亦深受鼓舞。
1932年4月29日的《新闻报》曾刊登翁照垣旅长致函上海市商会褒奖王屏南：“上海市民义勇军大队长王屏南，自追随本旅，努力御侮以来，志行可嘉，兹请贵会对此集团善予维护，并请唤起市民一致努力。”
在淞沪抗战中，仅有两支上海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上了战场。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成员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在闸北保卫战中伤亡4人，打死20多名日军，缴获枪支40余支。而另一支，就是王屏南领导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扼守宝山击退日军。
本想再接再厉，但旅部却传来“撤退”的命令，义勇军要求说明原因，却得到“快走为要”四字回复。于是，市民义勇军从宝山撤防，次日抵达嘉定，又南撤到松江、嘉善，并在唯亭集结整训。到5月5日，国民政府和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义勇军开往无锡，驻扎在惠山脚下各姓宗祠内。“上海市民义勇军”改名为“随营学生义勇军”，6月份上缴枪支弹药，并举行“毕业典礼”，队伍就此解散。
从成立到解散，历时仅120余日，若夜空之流星，虽然很短，却格外璀璨。
但在这短暂生涯内，他们不畏艰苦、置生死于度外，浩然正气，永载史册，当为后人所铭记。
市民义勇军的事迹被传颂后，于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也为田汉、聂耳等提供了创作灵感。
1934年，田汉担任《风云儿女》电影编剧，不想刚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捕入狱，之后由夏衍负责改制成电影剧本。这时聂耳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承担了剧本和主题歌的谱曲。聂耳交稿时，在主题歌谱上写了“进行曲”三个字。
后来，该电影的出资人朱庆澜在“进行曲”前加了“义勇军”。于是这首主题歌被正式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在歌词、歌曲和歌名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朱庆澜加上“义勇军”，除了他本人就是东北义勇军后援团会长的重要因素之外，同时也与他受到上海义勇军感染相关。1931年10月5日，上海市民义勇军举行成立大会，朱庆澜等发表了重要演讲，“慷慨激昂，同有不灭倭奴誓不还之概”。
就在这次会议上，律师王屏南被推举为上海市民义勇军的负责人。
之后，朱庆澜还给王屏南所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题字“民族之光”。1932年3月29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在松江合影，照片上展现的一面军旗上就写着“民族之光”。
由此可见，朱庆澜的点睛之笔，也是出自于对上海抗日义勇军的敬重，而其中最耀眼的一支队伍就是王屏南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
1935年7月《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片头和片尾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全场沸腾。没过多久，“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鼓舞着中华儿女反抗日本侵略者。
歌曲传唱世界，也鼓舞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人们。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甚至录制了包括这首歌在内的中国抗战歌曲唱片，命名《起来》，并请宋庆龄撰写序言。1944年，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各民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把《义勇军进行曲》改编为抗日游击队队歌，“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唱在东南亚抗日阵地。
二战结束，盟军胜利奏响的凯歌，《义勇军进行曲》名列其中，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等一起，被定为同盟国胜利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义勇者，见义勇为，《义勇军进行曲》凝结着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为正义事业而勇敢斗争的精神，激励着无数国人前行。
抗倭振家声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寰宇时，王屏南仍奋斗在抗战前线。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战事暂歇。王屏南随十九路军进驻福建，并应其军长蔡廷锴之邀，任同安县长。1933年，蔡廷锴、李济琛、蒋光鼎等将领不满当时国民政府绥靖政策，在闽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次年春，革命政府遭镇压被迫解散，王屏南又返回上海，重操律师旧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屏南毅然回乡参加抗日，任莆田抗敌后援会会长，兼任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监察委员、县参议员。其间，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经常下乡宣讲救日主张，慷慨捐献家藏的金银、枪支。他还为莆田救济院募款赈恤灾民，并在莆田山区组织敌后生产自救。
但凡涉抗战救国之事，王屏南无不竭尽全力，鞠躬尽瘁。
抗战胜利后，王屏南重返上海再操律师业，兼任煤业公会法律顾问。1948年，因母亲年老回乡侍奉。
家居期间，他积极兴办家乡公益事业，如出资修建庄边桥、兴办肥田粉厂、创设冬耕试验田等，并捐献军粮，支援解放大军。此外，还潜心编书立著，其所编的《革新学生字典》，查找方便，曾被闽、浙两省学校采用;而所著的《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现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1951年，由于历史原因，王屏南被错判不幸去世。但他抗日爱国的功绩并未被人们遗忘，1982年，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王屏南得到平反。1987年，王屏南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一·二八淞沪抗日爱国志士”的称号，并将其骨灰安葬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斯人虽已逝，精神当永存。
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在上海市档案馆蒙尘50年，直到1982年王氏家人着手将其油印分发开来，这段往事才得以重见天日。此后，1986年，王屏南之子王宇钦在香港出版了《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一书。
为让这段抗战往事被世人铭记，传播爱国精神，2017年2月26日，王屏南纪念馆在其出生地莆田涵江区萩芦镇东张村开馆免费向市民开放。该馆系王屏南孙子王育智在王屏南故居的基础上，精心筹建，广受好评。
开馆之日，亦是王屏南之子王季龙九十大寿。王育智告诉记者，其父王季龙也是老革命，他与莆田市王氏委员会创会常务副会长王金良在当地村委会帮助下，筹集资金修缮王屏南故居，将之改造成王屏南爱国纪念馆，在父亲九十大寿时开馆格外有意义。
早在抗日期间，王屏南便送两个儿子参军，长子王宇钦解放前参加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捕捉日本战犯迁政信。次子王季龙解放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山岛捕捉国民党伞兵，立了二等功。
王屏南纪念馆门口张贴自拟对联：开闽新世系，抗倭振家声。大厅立着王屏南油画像，左右两边介绍王屏南生平及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历史。一幅幅全国各地书法家题写的作品悬挂在厅堂四周。厅堂各间，展示“日本侵华罪行”“建设美丽新农村”“秉承先辈爱国情怀”等不同主题的内容。
时任东张村支部书记林剑平表示：“我们东张村的王屏南先贤的爱国爱乡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全村干部群众投身美丽乡村建设。纪念馆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了解先辈们的革命事迹，是一个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育智告诉记者，由于系自行筹建，缺乏经营，目前纪念馆尚未完全发挥其影响力。他期待政府能将之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让“爱国爱乡、克己奉公”的精神遍传四方。
【参考资料】
王屏南：《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中国香港知行编译社1933年版;
方知达：《“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上海市民义勇军》,《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日战斗纪要》1932年3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08 1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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