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红色律师”》系列报道之二 章士钊：营救中共创始人的民国大律师
2024-07-08 15:01:51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0期 文/ 童洪锡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红色律师”。
由于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丑陋，他们向往政治昌明、法制健全，坚持公平正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中。他们以律师的身份，以法庭为阵地，以法律为武器，营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们是民国时期的大律师，有毛泽东口中的“女中豪杰”、周恩来心目中“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眼中“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还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和见证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在全党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之际，本期特别推出沈钧儒、章士钊、潘震亚、张志让、史良等五位“红色律师”的光荣事迹和法治故事，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走心。
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典故，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陈独秀、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我们党早期声誉卓著的两大领袖。而陈独秀、李大钊先后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迫害时，有位律师却不畏风险，挺身而出，积极营救，慰问遗属，他就是民国大律师章士钊。
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年—1973年)，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成为莫逆之交。后执教于朱启钤(朱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家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与其弟章士戛一起闹学潮，率四十位同学退学离开南京到上海，并入上海爱国学社，与从日本回国的邹容、张继为同学，章太炎为国文老师。1903年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苏报》因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被查封，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1903年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1903年冬，章士钊协助黄兴创立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士钊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行事不密，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被人营救出狱后，章士钊急忙东渡日本。
流亡日本期间，章士钊回顾过去，认真反思，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同志，深感内疚惭愧，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发愤力学，他坚决不加入同盟会和其他政党。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的各种政治学说，推崇立宪政治，对当时中国政坛产生了影响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12月，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由衷肯定和热情支持。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草拟讨袁宣言。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再度亡命日本。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四省联合的护国军军政府在广东肇庆成立，章士钊任秘书长。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并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又推荐李大钊继任图书馆馆长。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担任南方代表。
1920年夏，毛泽东、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募筹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求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泽东以一部分做赴法学生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21年春，章士钊赴欧洲游历，考察政治，寻找治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共的朋友。1922年，受周恩来之托，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支持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士钊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士钊曾任教育总长、司法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彻底丧失民心而下台，章士钊也由此结束了政治舞台上的生涯。
“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辞去原受张学良之聘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职务，回到上海，杜月笙延之为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章士钊留居上海租界，后在杜月笙派人迎护下，经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因事滞留重庆，章士钊为其安全担心，劝毛泽东尽快脱离险境，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为国共和谈奔走。1949年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成立和谈代表团，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留港期间，劝说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9月，他应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1959年10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毛泽东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士钊，送满十年。
晚年一如既往地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奔走，1973年，章士钊不顾92岁高龄，自请第四次赴港，想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不幸在香港病故。在北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行礼致哀。
努力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共在北方的重要领导人。
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实行恐怖统治，把镇压国民革命、捕杀共产党人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1926年4月、8月，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先后杀害知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面对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6年3月底，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从此没有公开露面，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住在苏联使馆内。不久，国共两党许多领导人相继调离北京，北方革命重任全都落在李大钊一个人身上。环境异常险恶、艰苦，但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期间，党团组织稳定发展、不断壮大;开创了农村革命工作的新局面，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派遣与输送了大批干部与优秀青年去南方，为北伐战争增添新生力量，赵世炎、罗章龙、陈乔年、陈毅就是这个时候南下的。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方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
1926年9月，考虑到北方局势日益恶化，为了李大钊的安全，中共中央写信给北方区委，要求他南下武汉工作，后又再次催促。但李大钊考虑到北伐军即将北上进京，北方区委应做好接应工作，他不能离开，要求留下。1927年年初，在张作霖大帅府里潜伏的中共地下组织获悉并传出情报，张作霖已密令逮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为了能够进入使馆区抓捕，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等秘密跟踪、监视。同志、朋友都劝李大钊尽快离开北京，夫人赵纫兰也劝他暂避，李大钊却以工作重要，不能脱身。在李大钊被捕前夕，杨度无意中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敌人即将逮捕李大钊的阴谋，急忙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李大钊获悉后，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继续工作，坚持斗争。李大钊的坚定与无畏，感染了周边的同志，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谭祖尧的未婚妻之父在北洋政府供职，也获知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要他躲避一下，谭祖尧却以李大钊为榜样，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只要李先生在北京，我也不离开。谭祖尧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按照张作霖的密令，4月6日上午11时半，奉系军阀当局、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在吴郁文带领下，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冲进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见状，上前阻止，并拔出手枪朝空鸣枪警告，被众军警制服。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温和，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伏案办公，宪兵、侦探和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谭祖尧、路友于等和赵纫兰母女共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当天还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
李大钊的被捕，激起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愤怒，抗议奉系军阀当局反苏反共的暴行，纷纷进行营救工作。
章士钊夫妇与李大钊及其家属关系，非同一般，自然是更为关切。早在奉系军阀动手前，章士钊就让夫人吴弱男去苏联驻华使馆劝李大钊出国躲避风头，李大钊被捕后，章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呼号。章士钊找到杨宇霆时，称李大钊名闻中外，深得人心，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进言，认为李大钊为著名学者，建议保李大钊性命，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由此，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也曾一度动摇迟疑，最终决定组成特别法庭，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进行审理。其实，特别法庭由军方一手控制，是一个法西斯军事法庭。4月28日，特别法庭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开庭，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紧接着，将李大钊等同志秘密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至此，章士钊与杨度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营救，都未能成功。
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悲愤和痛心!章士钊更加悲痛不已，曾作诗悼念，哀伤之情跃然纸上。诗云：
障尘何微微，朝夕通其辉。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青林有蝉响，赤日无鸟飞。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
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与其夫人吴弱男还去慰问其家属。1927年5月6日《申报》载：“李妻回寓(府右街朝阳里三号)后，首先某前总长夫人赶至慰问，目睹惨状，为之泪下。”这位前总长夫人便是吴弱男。后来章士钊夫妇与亲友商拟筹款三千元赡养李大钊遗属，实际募捐到了二千余元。除购买棺木改殓丧葬等费用外，尚存一千余元，由李大钊的同学白眉初等管理，以利息维持赵纫兰与子女的生活。
义务为陈独秀辩护
陈独秀，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致大革命失败。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及其托派成员彭述之、宋逢春、罗世凡等所谓“托陈反对派”的中央常委，全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转押赴南京，后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震惊全国。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罗文干等他早年的同事和好友都致电蒋介石，要求将陈案交付司法审判，反对由军法处置。蒋介石考虑到民众呼声与舆论压力，复电“照办”。
章士钊与陈独秀渊源久远、交情非浅。后来，陈、章二人，因政见不同，早已各行其是了，但对陈独秀几次被捕，章士钊都是很关心的，这次也不例外。他自告奋勇站出来，义务为陈独秀担任辩护律师，完全是出于正义感与律师的天职。章士钊不计前嫌，挺身而出，甘担风险，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被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就陈独秀等被指控“危害民国案”第一次开审，陈独秀被带上法庭时，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理由有三：(一)国民党实行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使国民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人民贫穷至极，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衣食不保，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仅长期抵抗四个字而已，始终还是不抵抗。据此，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众，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等地赶来的，法庭内外人头攒动。检察官的控告长篇累牍，至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结束，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何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执政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他当庭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特别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是人民自由权利、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五十三分钟。但陈独秀对章士钊的某些观点并不认同，当庭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陈独秀不同意章士钊称其与国民党的敌人之敌人成掎角之势，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必须澄清。陈独秀此举，令章大律师十分尴尬。后来章士钊对人说，交友遍天下，可是有三个人不好交，其一就是陈独秀。
通过新闻媒体广为流传，影响巨大。章士钊的辩护词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文采斐然，堪称经典之作，上海沪东大学、苏州大学选编为法学系教材。尽管辩护有力，但经过十二天审理后，法庭仍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上诉后改为八年，押赴南京第一监狱服刑。
章士钊曾多次去狱中看望陈独秀，写下《念故人陈独秀》诗，抒发胸臆：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代功名奕代存。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哪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参考文献】
白吉庵著：《章士钊传》，郭德宏、张明林著：《李大钊传》等
作者简介：
童洪锡，一级律师，现任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主任、温州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温州市委建设法治温州专家咨询委员委员、温州市委法律顾问、温州市人民政府立法专家。曾获得温州十佳律师、十佳仲裁员、全国律师行业优秀党员等荣誉，在省部级国家级刊物发表法学专业论文二十多篇，出版《法解文史》等著作。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7-08 1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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