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法学界民革先贤的报国之路
2024-12-23 10:15:53  来源：《团结报》 作者：吴鲂沪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民革先贤之中，颇有成就的国际法学人有吴秀峰、凌其翰等。考察他们青年时期的求学之路，回顾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尝试运用国际法为祖国利益折冲樽俎的艰难历程、以笔为枪奋勇支持抗战的奋斗精神、在国际组织和驻外使节岗位上以特殊方式为国奉献的爱国情怀，以及1949年之后运用所学和国际影响力为建设国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对当代人学习践行法治、更好运用国际法捍卫国家利益、争取国际影响力，或许有所启迪。

　　01求学治学于民族危亡之际

吴秀峰

　　吴秀峰是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官道村人，出生于1898年12月12日。1920年公费赴法勤工俭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留法学生之一。他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院，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在巴黎加入国民党。1927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旋即在1928年受聘于国际联盟秘书处，在秘书处信息部工作。据载，吴秀峰1928年8月15日加入国联前，曾担任国民党欧洲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外联部主任职务。1929年他的著作《孙中山先生之生平及其主义》法文本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把“天下为公，大同为极”之孙中山学说在西方传布。根据他在国际联盟的工作经验，以及联络、执行国联对华经济技术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的情况，他在《民国日报》分四期连载长篇文章《中国与国际联盟合作问题》，在《国民外交杂志》等刊物连载《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也从合作机制等方面记载了国际发展法早期的实践探索。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时代命题，他从法理、战略、利弊等角度分析，在1932年至1933年间连续发表文章，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促进非战与建设，国人应从速开展运动》等。

凌其翰

　　凌其翰则是上海南汇人，出生于1906年。他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肄业)，1927年赴比利时留学，1929年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外交系硕士学位，1930年获得布鲁塞尔大学海洋法硕士学位，1931年获得布鲁塞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青年凌其翰为什么从震旦大学肄业呢?为什么又要去欧洲学习外交和国际法呢?或许从1927年，凌其翰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纪念五卅运动的文章中可以一窥端倪。他在文章中认为，“五卅惨案是人性与兽性冲突的写真。兽性竟超越人性，压迫人性，结果使人类劣根的‘恨’在人类自相残杀……”进而“看透了五卅和其他帝国主义吃人工作的一切表现”，并深刻领悟到“高呼全世界真正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一切新旧帝国主义”，希望在欧洲学习国际法以期对国家民族有益的憧憬跃然纸上。

　　1931年回国后，凌其翰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法政学院教授等职，为国际法学科发展不遗余力。他注重将前沿的法学理论予以介绍，并善于剖析不同的法学理论争辩的源流与各自的弊病与益处。1932年，凌其翰在《法学杂志》上撰文《狄骥的著作及其学说》，30多页的文章洋洋洒洒述评了波尔多大学法科学长狄骥的主要著作和法学理论，并研究了狄骥法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概括指出“法律的社会学问题，实为狄骥思想研究之中心也”。

　　02运用国际法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

　　博士毕业后的第二年，吴秀峰随国际联盟访问团回国，为促使国际联盟断绝与北洋政府的关系而与南京政府建立关系作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秀峰奉国际联盟使命参加李顿调查团的秘书工作，赴我国东北部地区实地调查日军侵华事实。1934年10月之后，吴秀峰的工作从秘书处信息部调动到了秘书处政治部，可以说是在国联核心部门工作，直到1940年5月离职。1936年9月，世界各国民主进步人士组成“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总会”，吴秀峰担任中国分会驻欧洲代表团秘书长职务，为抗日援华奔走于日内瓦、巴黎、伦敦、华盛顿等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在欧洲的高级外交官和政要们也忧心忡忡。11月，孙科、李石曾、胡适、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兼代表团团长)、驻英国大使郭泰祺、驻海牙公使林平和吴秀峰曾在一起讨论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在即将召开的国联会议上中国应当采取的策略。吴秀峰根据自己在秘书处日常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综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实用主义的建议。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吴秀峰是国联秘书处的中国高级人员，他建议在即将于12月召开的国际联盟全体大会特别会议上，中国不要提出中日问题。孙科同意这个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凌其翰奉命担任外交部代表，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的全过程，更深度参与了中、美、苏、法围绕越南问题的复杂博弈，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条法司长王化成等一起，为《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等条约的谈判、签署作出努力，特别是涉及华侨待遇、国际运输、滇越铁路等敏感复杂又利益交织的问题，充分展现了国际法前辈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娴熟手段和高超谈判技巧。

　　03以笔为枪支持抗战

　　随着国联逐步瘫痪，吴秀峰任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总会代理秘书长，仍留在日内瓦，为国际援华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都已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吴秀峰早期立足欧洲，就欧洲、非洲的战争态势以及对东亚局势的影响，为国内撰写了第一手的动态分析文章，提供了有益参考。1940年初，吴秀峰赴美国担任以促进苏美英中联合武装打败德意日为宗旨的自由世界协会秘书长，临别日内瓦之前，作为在国际联盟秘书处任职最高阶的中国人，发表《论国联失败与世界改造：致国联秘书长爱文诺先生告别书》，对国联失败之深层次原因作出分析，提出了“后国联”时代用中国文明启发国际多边外交和国际法发展的意见，一些论断至今读来依然掷地有声：“吾深信国联失败与西方民主国家衰落之基本原因，在于英法右派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自私无能，此亦为世界资本主义没落时期之病态，可惜支配国联者正为此类资本主义堕落之分子，此真世界之不幸，人类之悲运，诚以国联之真敌，不是门外之真小人，而为室内伪君子也。”1941年吴秀峰在英文的《自由世界》等杂志连续发表文章运用孙中山的理论，阐述国际政治和中国国情，宣传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舆论支持。1943年受聘纽约稚晖学院首任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任“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学会”执行秘书，继续在外交和国际组织的战线里，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努力奋斗。

　　凌其翰在国内也频频撰文，在《申报月刊》《外交评论》等报纸杂志发声。1932年1月发表《所谓新的外交方案》，细致剖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猛烈抨击腐朽的国民党政府。1935年发表《黄金同盟之透视》，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加以剖析，预见到资本主义自身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到来之际，洞察了金本位制度的衰败，特别是各国谈判中关于最惠国条款适用的分析与预判，体现了扎实的国际法功底。1941年发表《东条寇府之动向》《抗战以来之国际政治》，1944年发表《苏联外交政策之检讨》，从苏联对外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着手分析，提出了革命外交与国防外交之双重外交说，并预言了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向。

　　04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8年秋，吴秀峰决意退离国际劳工组织回国效命，1959年秋诀别妻儿只身回到祖国。抵京后即接受周恩来的委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英文版《新中国》专著，向世界介绍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他继续运用国际法和广泛的人脉，为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机构中的合法地位而努力，多次向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杰克斯写信，有理有据争取在国际劳工组织中驱逐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终于在1971年11月获得成功。为此，周恩来委托外交部部长姬鹏飞致电表示感谢。吴秀峰虽然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耗尽了青春热血，却一直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从未加入其他任何一国国籍。

　　凌其翰通电起义、突破重重困难辗转回国则要更早一些。1948年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上，徐谟连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与凌其翰同事多年，感情很深，返回海牙之前，特邀凌其翰单独谈话，慨然道：“我看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好友的肺腑之言令凌其翰深感触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后，凌其翰等人于1949年9月30日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在10月10日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叶公超试图分化瓦解起义人员，凌其翰得知后主动开展斗争，抢先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10月5日，凌其翰与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贝扬斯举行会谈，郑重表示：“我们全体馆员已决定脱离与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

　　10月10日，在凌其翰的领导下，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全体爱国外交官通电起义，震惊中外。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所有的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领馆中，第一个升起了五星红旗。奉周恩来之命，1950年夏，凌其翰一行从巴黎辗转多地回国，历时一个多月。凌其翰感慨万千，写了一篇名为《从法国归来》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黄炎培特地将文章剪报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回信：“来示并剪报收到，都好，遇见凌先生时，请代我向他致谢意。他的文章写得很生动，观点也是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和做好外交工作，同时落实统战政策，1950年外交部聘请了一批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部里工作，凌其翰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凌其翰还广泛动员在国民党外交部的同事，促成了一批人员回到新中国。如法学泰斗钱端升的高足田保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多年，40年代末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田保生在返美前夕，特到凌其翰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时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千万不要悲伤，并鼓励他说“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秘书处的高薪工作，奔归新中国，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国后，发挥专长，为新中国的外交条法工作作出一定贡献，还曾作为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出席布鲁塞尔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大会。后来在特殊年代，凌其翰依然克服困难、笔耕不辍，努力从事编译工作，主编了《国际条约集》中1917年至1959年各集，晚年还撰写了自传体回忆录《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及《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

　　05与民革的紧密联系

　　凌其翰回国当年即加入了民革，并通过李济深、梅龚彬将自己在国外的斗争情况、对国际局势的思考、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报送中央统战部，为决策提供参考。

　　吴秀峰与民革创建早期的渊源则更深。1947年，吴秀峰参与共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洲分会”，为该分会筹委，开展反蒋拥共爱国斗争。1948年底，吴秀峰受聘出任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执行局副局长。李济深时常挂念远在欧洲的吴秀峰，曾趁着冯玉祥遗孀李德全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附函给吴秀峰，并希望他“如有暇望能前往冯夫人李德全同志处一晤，当可告知本会一切近况也”。从吴秀峰与李济深往来的电报看，当时民革组织拟将他推举为新政协的委员，参加新中国的创建。1949年7月24日从香港赵武(他与李济深之间的联络人)那里发出电报：“李济深元帅请你即经香港转赴北平参加重要会议，望你能于8月以前能到香港。”然而吴秀峰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务繁忙，周旋于各项事务之中无法抽身，最早也只能11月才能回国，遂于8月18日致函赵武，详细解释不能立即回国的各项原因。当时电讯不便，其实8月8日发到捷克布拉格的新华社，请吴文焘转交吴秀峰的电报已经明确指出“你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即建立人民政府的会议)的代表，请即经香港到来北平。李济深”。但是吴文焘有事外出，直到8月27日该封重要电报才转到日内瓦，31日吴秀峰复函时只能遗憾错过了出席新政协、见证中央人民政府诞生的历史时刻，但也感慨“新政协对于国家前途关系重大，辱蒙本会诸公不弃，派充代表，敢不勉副雅命。”

　　1950年初，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之邀，吴秀峰以国际劳工组织特使及个人身份访问北京半年之久。此行目的在于打破外交僵局，恢复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的友好合作。1950年7月，吴秀峰遵周恩来指示返回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继续工作，任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政治顾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吴秀峰孤身在国际劳工组织与国民党政府势力展开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期间，吴秀峰发挥自己在国际组织交际广阔的优势，将自己敏锐的洞察如实和及时向国内报告，帮助国内进行外交决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吴秀峰还和别的一些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内的中国官员一道，为周恩来1954年4月出席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撑。

　　吴秀峰不仅在政治上衷心拥护新中国、热爱民革，还在1949年底广泛发动旅欧华人华侨，筹资捐助民革，对此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1950年4月致函法国华侨时，专门提到“去年底吴秀峰同志代付令兄张炳南同志捐与本会美金四百五十元早已收到……先生等在法经商有年，素为侨胞敬仰……中央人民政府对于举办有益国计民生及反帝反封事业，莫不本乎爱国爱民牺牲奋斗之精神勉励为之，力时虽暂成绩已卓然可见。此中详情，请面询吴秀峰同志便知。”在日内瓦工作期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和打压，吴秀峰面临的局面极其困难，但他坚持缴纳民革党费。1953年5月19日吴秀峰致李济深的信中，他提到“随函寄上一百八十瑞士佛郎汇票大抵可找一百万元国币，为我交党费之用。”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12-23 1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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