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先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下班后,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里仍难掩兴奋的光芒,“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那天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当天正在县城采写稿件的昆明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说,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机场上班时,另一个好消息已散播开来―――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8月21日的洽降会,又成为芷江人的狂欢。当年的芷江师范学生夏海滋说,那一天为了能看到洽降飞机着陆后的盛况,他和几个同学爬上芷江师范校园的大树上远眺飞机场:“只见1架、2架、3架,数不清的飞机陆续起飞,然后两架编成一组,环绕芷江的天际飞行。”接着,和《宁远日报》的记者易君左一样,他看到了彩虹,“远方的天空还有晴朗的一角,阳光下西方的米公山头,奇怪的是,还有雨,可是在东方的云幕上出现一道七色彩虹。”
身为陆军总长的何应钦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8.21受降现场,记者云集,莹光闪闪,人头攒动,她(他)们用镜头笔头记录下辉煌而庄严的历史时刻。令人费解地是报业大省湖南各报社仅有两位记者出席,他们不是来自近在咫尺的《芷江民报》、《春秋晚报》,而是来自辰溪的《中国晨报》社的严怪愚和冯英子。
冯英子先生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田汉等一大批名流来到大湘西,提倡“文化下乡、文化入伍。到农村去,到前线去!”繁荣了当时文化出版事业。各县国民党政府办有民报,《芷江民报》1928年创办,抗战中已由8开改为4开大报日报。其它团体还有《抗战日报》《前卫日报》《中国晨报》等,多达百家,全省更达千余家。为什么湖南报界除《中国晨报》社外,没有任何一家派记者前来,是官方的旨意?还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但《中国晨报》社的严怪愚和冯英子亲临这伟大胜利时刻,却绝非偶然。
严怪愚是湖南省邵东九龙岭严家桥人。他的启蒙老师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受贺老师革命思想的熏陶,16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其文风犀利,笔挟风雷,性格刚正耿直,成为与范长江齐名的全国八大名记者之一;尤其是他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丑闻,其胆魄令后人敬佩;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后任《力报》总编辑。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另一名《中国晨报》记者冯英子1915年出生于江苏昆山,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年仅17岁的他将日机轰炸昆山的情况写成约5000字的文章在《吴江日报》发表,从此开始了新闻生涯。他一生担任过曾任昆山《民报》记者,上海《大公报》记者,《中国晨报》、《中国日报》总编辑。他的亲人中有两位年轻妇女被日寇轮奸;弟弟被日寇拉壮丁;自己差点不能生还。在重庆时,由于养不起孩子,冯英子不得不将出世不久的一个女儿送人。抗战硝烟直接孕育了冯英子的犀利文笔。
《中国晨报》就是由他们这一批进步人士于1945年创办的,《中国晨报》由于坚持真理被国民党当局斥为湘西的“新华日报”。东京被盟军轰炸后,晨报专稿《一幅弹雨神风落日图》,首提“落日”概念。当苏军向日宣战后,晨报主笔吴希之发社论预言:“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将于48小时内投降。”原来吴希之留学苏联,深知苏联出兵目标,是战而必胜,日本必降。事后的确是日本向苏表示向同盟国投降,苏军才立即出兵东北的。当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晨报》又发社论《不仅要赢得胜利,而且赢得和平》,表达了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决心。
《申报》报道《日军投降仪式昨在芷江举行》相关报道
在欢庆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里,《中国晨报》以高度爱国心,新闻敏感职业操守,连夜印,散发至大街小巷,平民百姓。当获悉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消息后,立即派出报社的严怪愚和冯英子前往现场。
严怪愚与冯英子作为当年湖南报界在现场的两名记者,与中央各大报社记者一样目睹日本代表在芷江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的全过程,日本投降代表在战机的押送下抵达芷江,脱帽步行进入会场。现场的日方代表也在不停的擦汗。受降仪式中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日本人一直在玩文字游戏,今井一直使用“停战”这个词,而从不说“投降”。萧毅肃勃然大怒,把今井一顿训斥。今井武夫一边擦汗,一边唯唯称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侵略者终于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
冯英子脑海市中浮现出亲人中两位年轻妇女被日寇轮奸;弟弟被日寇拉壮丁的悲惨场景----。他自豪地说: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日本欺负的局面,一去不返了!
视角独特的严怪愚除与大家关注受降会场外,还观察了他人鲜知的场所。他是惟一详细描述为日军准备的招待所的记者:“为灰色平房,食宿房屋各一栋,宿处系倒U字平房,共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且有休息室,朴素而整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惠。”但严怪愚也注意到,尽管招待官员确实如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言行甚至于流露出要警惕不使引起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但一名叫做木村的代表,捧起饭碗时依然“哽咽难食”。既反映了侵略者悲观至极心态,同时也折射出军国主义毒害至深。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21-08-05 16: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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