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史。
“四史”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底气骨气正气,提升党性修养的内生动力。扎实学习“四史”,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方能知来路、明方向,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开设《“四史”记忆》专栏,与大家一起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
以窑洞为教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的“高等学府”
在党和红军到达陕北并站稳脚跟后,党中央认为,我国正处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提高老干部的水平,创造许多新干部。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于是,1936年4月党中央决定,将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国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
当年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中梁山上闾家大院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随即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首期共有学员1038人参加,分三科,全部来自红军,大多是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彭雪枫、谭政、苏振华、杨成武等。
红大成立当天,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办红大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为革命储蓄干部。要办好红大就要艰苦奋斗。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红大初创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田野就是操场,院子就是课堂,砖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书桌。”
1936年7月,红大一、二科跟着党中央移驻保安(今志丹县)。当时,保安被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洗劫一空。红大教职学员用勤劳的双手,打扫学习室,整修课堂和宿舍,他们用大石块作桌子、小石块作凳子。在这样的石头天地里,学员们紧张而愉快地学习生活。毛泽东为抗大授课时,还赞扬了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1月,红大跟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这所“窑洞大学”的描述。
这所“窑洞大学”的教育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兼任。他还并亲自为学员们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哲学与军事课程;为抗大定下了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定了抗大校训,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这样的方针和校训,深深融入到了抗大的办学实践中,并逐步形成了“少而精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政治、文化并重气”、“互相帮助学习”、依照“教育计划”学习等教育方法。
抗大、抗大,愈抗愈大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抗大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37年1月20日,抗大第二期正式开学,这期共设4个大队,参加学员1362人,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共2700余人。这些学员包括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人士,其中就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也包括北平、天津等地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这期还成立了一个59人的女生区队,其中就有贺子珍、康克清等。为了扩大招生,抗大当年还发布过招生广告: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一宗旨、二资格、三年龄、四报名日期、五报名地址、六考试科目、八录取人数、九待遇、十教育科目、十一毕业期限、十二校址、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公历一九二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一日。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当年8月至12月先后分批毕业。这期间抗大得到了空前发展。本期共有学员5562人,只是5月到8月份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进入抗大学习的学员先后被编为8个大队,四十三个队。
据统计,从1937年到1939年6月,总共有15000多名有志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抗大学习。为适应抗日根据地发展,使抗大教育能更能适应抗战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出两个分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抗大总校仍留在延安,按既定教育方针和校训,一如既往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建立了抗大农庄,开荒二万亩,帮助部队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
在敌后将近3年的时间里,抗大发展了8个分校,后来又发展为12所分校。其中,一分校在晋东南、后迁山东,二分校在晋察冀的灵寿,后返陕北并入总校,三分校在延安,曾改为军事学院扩后亦并入总校,四分校在淮北,五分校在苏北,后迁淮南,六分校在山西武乡,后并入总校,七分校在山西兴县,八分校在淮南天长县,后改新四军二师教导团,九分校在南通,后改苏中公学,十分校在鄂豫皖,太行分校在河南涉县,太岳分校在山西沁水。
可以说,东至海滨,西至西北高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有了抗大的旗帜。敌后办学期间,面对敌人封锁的环境,抗大各分校教职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使许多青年入校后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干部。这正可谓是:抗大、抗大,愈抗愈大。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央军委命令由何长工率领总校从陕北出发,挺进东北,改为东北军政大学,其他分校改办华北、华中华东军政大学,这宣告了抗大历史任务的完成。
抗大办学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虽然迫于革命战争形势,抗大只能流动办学,时而行军,时而驻扎,经延安瓦窑堡、行走晋东南、驻扎邢台浆水。在这样的环境中,共产党一边革命,一边办学,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培养了大量优秀军政干部人才。当时,有记者在“窑洞大学”参观后感叹:“每一个窑洞里都装有若干‘炮弹’,将来这些‘炮弹’飞出去,就不得了!”对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也深谙其中道理说:“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抗大在当时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干部人才中,既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历史表明,这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并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党我军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新中国开国将领中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曾在抗大学习或工作过,1955年授衔时,“抗大人”占88%。从这个意义看,抗大在党的历史上可谓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载入史册的。
责任编辑:廖微 最后更新:2022-12-01 09: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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