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抗大第二分校
2023-02-02 09:19:05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华北敌后和陕北的抗大分校
二、抗大第二分校
抗大第二分校于1938年12月成立,1944年3月撤销建制，历时5年多。共培养了2万余名干部，在晋察冀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奔赴晋察冀办学
1938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七大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根据地办学。陈伯钩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徐德操任训练部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张平凯任政治部副主任，朱达任校务处处长，吴先恩任供给处处长，萧永正任供给处副处长，包玉珍任卫生处处长，潘云先任政治协理员，张介夫任医务主任.分校以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的领导干部和机构为骨干,从第一大队第二、三、四支队共抽出5个学员队和少量军政教育干部，组成抗大第二分校先遣大队，詹才芳任大队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第二分校全体人员分三批东渡黄河，先后由第一二○师和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护送，穿越同蒲铁路，到达预定地点——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镇地区。1938年12月22日，先遣大队 600余人从瓦窑堡出发，经绥德、葭县(今佳县)，渡黄河到达山西省临县，稍事休整后，于1939年1月经兴县、岚县、静乐、忻县、阳曲、盂县，河北省平山县，中旬到达灵寿县，驻扎在陈庄镇、女东庄、牛庄一带。第七大队先期到延安集中后，陈伯钩校长率领第七大队、总校调到第二分校工作的数十名干部、到敌后分配工作的女生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部分学员、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部分学员共1500余人，组成第一梯队，于 1938年12月22日从延安出发，沿先遣大队所经路线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驻扎在下石嘴、大湾一带。1939年1月上旬，邵式平副校长、袁子钦主任率领陕北公学枸邑分校部分干部和一个学生队、抗大总校第五、六大队选调到第二分校的干部共200余人组成第二梯队，从延安出发沿第一梯队行进路线,于 1939年2月24日到达灵寿县，驻扎在寨头、索家庄一带。
随后，第二分校根据总校指示和当地的环境条件，对所属各部进行了统一编组和配置。校部驻下石嘴。训练部驻祁林院，下设4个科:秘书科(科长唐永健)，军事教育科(科长陶汉章)，政治教育科(科长罗华民，副科长洪水)，管理科(科长朱达)。政治部驻张家庄，下设5个科:训育科(兼管党务，科长王平民)，干部科(科长李平)，宣传科(科长蔺子安)，锄奸科(科长水家佩)，技术科(科长林茂源)。供给处驻杨树沟。卫生处驻任家庄。
学员分为3个大队及直属队和女生队。
第一大队由先遣大队编成，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协理员李中权,副大队长侯正果，总支书记王桂功，军事主任教员陈焕(后杜瑜华)，政治主任教员卫孑人。辖5个队(第一至第五队)。分驻女庄、陈庄、西湾。
第二大队由总校原第七大队第一至第五队编成，大队长胡喜庆,政治协理员明邦梅(兼总支书记，不久由吴宝山接替)，副大队长黄永贤，政治主任教员江峰。辖5个队(第六至第十队)，分驻女庄、大湾、下石嘴。
第三大队由总校原第七大队第六至第八队和陕北公学枸邑分校学生队，以及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部分学员、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部分学员编成，大队长陈文彪，政治协理员袁佩爵,军事主任教员赵犁平，政治主任教员花怡庚。辖4个队(第十一至第十四队)，分驻寨头、价峪、索家庄、苏家庄。
直属支队由开学后新入学的学员编成,支队长谢国仪,政治协理员王学清，副支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甘炎林，辖3个队，分驻牛庄、南沟。
女生队从延安出发时有70余人，陆杰任队长，吴竞任指导员。到晋西北时，即有少量学员分配工作。到达灵寿县后，分驻下石嘴、牛庄和祁林院。后经陆续分配，所余人员移驻任家庄。1939年5月分配完毕，建制随之撤销。
东进途中，第二分校视征途为课堂，边行军边授课，组织学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论著;结合地形、敌情修改想定，组织学员演练各种战术动作，使学员经受了初步的实战锻炼，也使军事教材和理论得以验证与提高。沿途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加深了知识青年学员对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关系的认识，坚定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与解放浴血奋战的决心。
(二)探索敌后办学新路
1938年9月，日军先后调集5万余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发动围攻。北岳区以地方部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而以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军包围线以外寻机作战，从而粉碎了敌之企图。日军不甘心失败，从1939年1月中旬起对北岳区的边缘频繁骚扰,不时以部分兵力伸入根据地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或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第二分校基本上驻扎在灵寿县陈庄地区，处于北岳区腹地南端，而灵寿以及周围的行唐、曲阳、正定、平山诸县城均为日军所占。学校距敌军控制线不足百里，敌机时常从上空掠过，枪炮声不断传来，经常有受敌袭击的可能。再加上没有集中的校舍，学员只能分散借住民房﹔没有教室，只能在露天上课。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第二分校坚持“以教育为中心”的办学方针，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较为正规的教学秩序。
第一期于1939年3月开学,共有学员1106名,编为3个大队，13个学员队。学员大多是在延安时从地方招收的知识青年。他们在陕北已有过短时间的学习,在挺进敌后途中,又结合实际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受到了初步的实战锻炼。由于当时晋察冀军区新发展的部队急需补充骨干，因此经过较短时间的学习和训练，第一大队的300余名学员于5月9日毕业，其余学员则于9月初毕业。
第二期于1939年5月开学,共有学员2327名，编为15个队。这一期包括:建校时的第三大队第十四队、直属支队;4月下旬成立的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由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合并于第二分校),支队长由副大队长侯正果兼任,张驾伍任政治协理员，辖4个队，驻陈庄以东的大庄、七祖院，于5月初移驻女东庄、西湾并开学;同时,从晋察冀军区招收了5个队和1个地方干部队编在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第十四队、直属支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学员于9月18日毕业,其他各队学员于年底毕业。
第三期于1940年3月开学，共有学员3526名。这-一期开学前后，分校组织机构变动较频繁。1940年1月，抗大总校第一大队女生队(70余名学员)转至第二分校，编为直属女生队,殷之瑶任队长，陈剑戈任政治指导员，驻大寺沟﹔总校第二大队4个队的学员也转到第二分校学习，编入第二大队，唐凯任大队长，吴保山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王功桂任总支书记，甘炎林任军事主任教员，江峰任政治主任教员。同月，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志民调任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袁子钦调任总校组织部部长。2月，分校成立特科大队，詹才芳任大队长，林茂源任政治协理员，杜瑜华任副大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洪水任政治主任教员。特科大队辖4个队，第一队为团干队，第二队为团营干部混合队，第三队为政治干部队,第四队为连排干部队。6月﹐陈伯钩离职赴延安。7月，冀中军区参谋长孙毅接任第二分校校长。
为更好地在敌后战斗环境下坚持教学,第二分校于1940年8月调整了编制体制，大队改编为团。第二大队改编为第一团，唐凯任团长，杜瑜华任副团长，王功桂任政治处主任，张杰轩任军事主任教员，李君彦任政治主任教员，分驻女东庄、女庄、大湾。撤销直属支队,其4个学员队隶属第一团。第三大队改编为第二团,任昌辉任团长,李平任政治委员，汪乃荣任副团长，赵国威任政治处主任，花怡庚任政治主任教员，分驻团泊口、水峪。第一大队改编为第三团，陈文彪任团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王洗凡任副团长，辖3个大队,在行唐县梨沿庄编成后，于8月20日开往冀中，接替总校原“抗三团”担负为冀中军区训练军政干部的任务，受冀中军区和第二分校双重领导。特科大队改编为高干科和上干科。詹才芳任高干科科长,林茂源任政治协理员，萧全夫任副科长，辖两个队,驻寨头、牛庄;洪水任上干科科长，吴彪任政治协理员,辖两个队,驻寨头﹔原特科大队第四队学员均为连排干部，改编为第二团第五队。同月，徐德操调冀热察挺进军任参谋长，陶汉章升任训练部副部长兼军事教育科科长。
这一期学员先后分三批毕业。直属女生队于5月毕业﹔第一大队5个队和第二大队4个队于7月毕业﹔其余各队于12月下旬毕业。
面对敌后战斗环境，第二分校明确提出“教育计划等于作战计划”的口号，实行教学、行政和政治工作一体化。第一，将训练部视为前线司令部，作为统一管理行政与教学的首脑机关。第二，各大队行政干部凡是有任教能力的都兼任主任教员或教员。学员队队长、政治指导员都兼任教员，区队长一律兼任助教并在教学工作上受教员指导。第三，明确各大队和学员队的首长即为相应层次的教学负责人，要求各级领导尊重教员的意见，与教员协商解决教学中的问题，特别是在时间的分配上充分考虑教员的建议。第四，明确了校机关、大队、学员队在教学中的职责与分工，规定学员队为实施教学计划具体方案的基本单位;大队为督促、检查与研讨实施方法，提出教学意见和保证教学的机关;训练部则负责确定教学方针方法、修订教学制度及检查督促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第五，在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设立研究室,其职能是研究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召集教学准备会，以提高教学水平。第六，政治教学中，每门课程由学员选出一名课代表，以加强学员与教员之间的联系。
在课程设置上，以总校第四期的教育计划和教育大纲为蓝本，本着“理想教育和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军事理论教学和抗日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第一期的直属队教学开始，确定了适应敌后条件的教学课目。军事课有战术、技术、兵器。其中，战术课包括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和日伪战术研究。营、团战术和实兵演练中，强调运动战、进攻、遭遇和退却﹔游击战术中，强调埋伏、袭击、破击战术;对日伪战术的研究则要求掌握日伪军的战术特点。技术课包括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等四项。兵器课以兵器知识条例、条令和教范为内容。此外，还编印了《军事问答一百条》作为辅助教材。政治教育前两期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第三期开始，针对学员基本上来自战斗部队，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将政治课调整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党的基本政策、政治工作等。文化课有国文(语文)、算术、自然常识等，以提高学员阅读写作能力为主。对文盲、半文盲，则从识字扫盲入手。
教学实施中,在继承延安办学时的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一是按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适当编队﹔二是在学员队每月初公布学习课程和进度表,每月末对学员进行测验，检查教学效果，并进行工作检查总结﹔三是灵活掌握教学方式，避免生搬硬套和过多地引经据典，抓住重点，多举实例，先讲后做(示范)，少讲多做,或先做后讲,与启发式、讨论式结合运用;四是除专业性强的教学内容如射击原理、地形学、筑城、防空、防毒等课程由军事教育科或大队派教员任课外，一般性内容多由学员队干部任教v制式教练、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由值周区队长讲解和组织;五是紧密结合实战教学，不断派出教员到战斗部队参观学习，搜集和整理新的战例，用以充实和修改教材。
第二分校驻地分布在西起灵寿县团泊口，东至行唐县阎庄的20多个村庄。由于日寇的反复“扫荡”，群众生活非常困苦。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动员当地群众，克服困难，千方百计腾出房子给学校使用,从各处征集粮草保障学校生活需要。但要进行正规教学，第二分校师生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上大课没有教室，只能在野外树林讲授﹔开始时区队规模的学习讨论是在室内，后来民房也大多被日寇炸毁烧光，大课小课都在野外进行。学习中只好用门板当黑板，石头土块当板凳，双膝当课桌。教学中墨水、纸张、课本、铅笔等物资也很匮乏。没有现成的教材,要靠教员一章一节地从头编写。学员们经常用树枝当笔，以地面当纸。生活保障方面，尽管有当地政府和群众全力以赴地支援,粮食还是经常接济不上,分校每月要组织两至三次到游击区去背粮。每次行动，全校上下齐动员，用裤子当口袋，每人背负七八十斤，往返百八十里。学员分散住宿民房，但并未放松对内务卫生的要求，力求整洁有序。不论走到哪里,都是缸满院净，只要没有严重敌情,每周都组织3次爬山、2次急行军、1次会操。
第一期临近毕业时，部分学员参加了与敌寇争夺秋粮的斗争。1939年7月，分校所处的磁河流域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与敌人争夺秋粮的斗争更加尖锐。为迎接并保障总校的同志到来，8月20日，第二分校派出第二大队第七队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平山县慈峪东南游击区，掩护农民抢收秋粮,协助抗日政府和地方武装在青廉周围征集到公粮40多万斤。9月9日，日伪军300余人向青廉窜扰,分校武装工作队一个区队对该敌连续游动袭击，将敌人引向青廉以北，掩护民工将公粮全部运出，并毙敌4人。
9月26日夜﹐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一大队1100余人,经慈峪绕山间小路偷袭陈庄，妄图消灭第二分校及驻陈庄的县区两级抗日政府机关。27日上午,第二分校第-大队第三队的一个区队正在陈庄东南的头道沟上“小哨课”([小哨课,即以区队为单位担任一个方向的警戒任务﹐其间少量人员放哨，其余人员上课。])，发现敌情后果断开火阻击敌人，并向陈庄报警。与敌交火中，一名学员中弹牺牲。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距陈庄较远，第一大队第一支队队长张行中、教导员谢特山奉命带领第六和第七队迅速抢占敌人偷袭陈庄必经的南山头，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掩护全校及地方机关和驻地群众安全转移。28日，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第五团和从冀中开赴晋东北的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部队闻讯赶到，将来犯之敌包围，在第三五八旅张宗逊旅长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该敌。
10月下旬,第二分校把陈庄一带驻地让给总校，移驻灵寿县韩信台和唐县葛公、神南、洪城一带。11月7日，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于河北沫源与完县之间的黄土岭围歼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之机，突然从唐县、完县出动，奔袭合击八路军驻神南地区的后方机关。为掩护校部和后方机关转移，第二分校派出第一大队担负阻击任务，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率领全大队同志坚守神南镇外围阵地，与敌人激战两天一夜，毙伤敌数十人，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直至胜利完成任务才撤出战斗。
1940年8月下旬，第二分校第三团开赴冀中，恰逢百团大战全面展开。根据冀中军区的命令，分校第三团就近参加了沧石路的破击战，配合冀中军区第二十三团破路40余公里。
(三)在反“扫荡”斗争中生存发展
1941年1月16 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在1941年重点对华北进行“治安肃正”。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作战计划，于2月下旬下达1941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和“剿共”政策纲要，决定集中重兵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连续“扫荡”。由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进入极度困难的阶段。
1941年3月初,第四期开学,学员总数为4200余人。开学前,学校又进一步紧缩编制，校部与训练部合并，由教育长统一领导﹔训练部的政治教育科与政治部的宣传科合并为宣传教育科。各科工作人员减少了1/3。学员科、队编制也作了调整，高干科和上干科合并为高上科，萧全夫任科长(兼一队队长)，林茂源任政治协理员,王功桂任总支书记,吴友文任政治主任教员,辖3个队，驻白家河石门。第--团仍辖5个队,驻东西寺庄、台头一带。第二团辖4个队,驻女东庄、女庄、大湾。此时，校部机关驻韩信台、大庄。
7月，日军集中7万余人(内有日军6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梳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8月，日军集中1.5万余人，由新乐、正定、井陉分三路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边区政府及抗大第二分校所在地陈家院、陈庄地区实施围攻。在“扫荡”中，日军把“消灭抗大”作为它的重点目标之一，用飞机撒放了十余万份《敬告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生诸君书》，传单撒遍了阜平、行唐、灵寿地区,对第二分校教职学员进行威胁、恫吓。日伪报刊还扬言:“消灭抗大，就等于消灭边区-一半”。
8月中旬,日军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秋季大“扫荡”，分校所在地陈庄地区为其主要目标之一。根据军区指示和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第二分校决定全校分两路实施转移。
8月下旬,第一团、政治部及文工团和训练部部分干部由李志民主任率领，在军区战斗部队掩护下向冀中转移。从冀西到冀中须跨越平汉铁路，日伪军对平汉铁路封锁很严，铁路两侧岗楼密布,公路纵横,还挖了3米多宽、2米多深的封锁沟。封锁线周围的树木全被砍光，不许老百姓种高秤庄稼，夜晚还要派出铁甲车在铁路上巡逻。第一团曾先后两次准备通过封锁线，但都未成功，只有先头部队少数人员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寻得空隙，全部跨越平汉铁路。部队刚刚进入冀中平原，突然发现有两股敌人正在逼近，于是当机立断，分散到附近村庄和青纱帐隐蔽,待敌人过去后,才继续东进。而机关和文工团3次过路均未成功，遂折返随校部行动。第一团到达冀中后﹐乘冀中之敌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在深泽、安平、深县地区以排为单位分散教学，进行了“平原游击战术”课目的训练。
孙毅校长率第二团及校直属队从唐县转移到城南庄以南,继续西进时,第二团在温塘以西与敌遭遇,伤亡10余人。此后,孙毅率第二团在行唐县棉花庄、咬角镇一带与敌周旋。队伍翻大山，走小道，先后突围7次，转移42次，行程600多公里，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冀西山沟里兜圈子，使敌人睛碰瞎撞，疲于奔命。
陶汉章副部长率高上科、训练部、政治部大部分和校务处、卫生处，经阜平县转移到山西省繁峙县神堂堡以南一带。随后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陶汉章率训练部和骑兵通信班携一部电台经阜平前往行唐县棉花庄、彩家庄一带与孙毅校长会合，到达预定会合地点咬角镇时，不料该镇已被敌占领，与敌遭遇后边打边撤，被困在咬角镇西山达两天才与孙毅校长取得联系，并在彩家庄地区会合。政治部、卫生处由组织科科长李平带领，在神堂堡以南一带活动。直工科长洪水带领文工团和供给处,由晋察冀军区教导团第三营第九连掩护，在阜平县至五丈湾以北地区活动。
9月4日夜﹐洪水所部与掩护部队失去联系,行至行唐县鳌鱼村时,发现村中鸣枪数声,遂停止前进。次日拂晓查明整鱼村已被敌人占领,于是洪水命令文工团抢占村北山头,遭到先机占领山头之敌袭击和包围，直到掩护部队闻讯赶到与敌激战，才使该部脱险。战斗中，张金辉(文工团团长)等4人负伤，王济民(戏剧队长)等4人阵亡，李锦(女，文工团员)陷敌包围，弹药用尽后仍拼死与敌搏斗，壮烈牺牲。
10月中下旬，李志民主任率第一团和新招收的700余名附中学生返回冀西。这次通过封锁线比上次更加困难,因为附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其中还有一些女生，他们年纪小、体质弱。有时刚接近封锁线，就遇到敌人阻击，一个也过不去。有时刚过一部分，便被敌人发觉，后续部队只好返回。就这样，先后5次才全部通过。有一次过路时，敌人从炮楼上用机枪、迫击炮疯狂射击，附中学生5人牺牲，数十人受伤。第一团团长唐凯在铁路线上指挥战士搀扶学生过封锁沟时负伤,第七军分区第十七团的一位机枪手为掩护学生，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而英勇牺牲。
10月下旬，日军“扫荡”被粉碎，第二分校教职学员返回原驻地。高上科300余名学员毕业，分配到晋察冀军区部队工作。因山区大路两侧村庄的房屋大部被毁,粮食被抢,秋粮未收，疫病流行，当地人民处于极度困境。全校人员随即以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帮助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医治疾病的工作中。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晋察冀军区于1942年3月决定将第二分校第一团、第二团改编为4个大队﹐分散到第一、二、三、四军分区，对外称各分区教导大队，归军分区领导，教学业务上受分校指导，作为第二分校的第一、二、三、四大队。同月,第三团也将所属3个大队改编为第七、八、九军分区教导大队(仍保留第三团第一、二、三大队番号)，另外成立了两个直属大队。
1942年3月编制调整后，第二分校本部只保留高上科4个队(高上科原有的3个队和新成立的高级参训队)，这4个队于1942年3月开学，为第二分校的第五期，共有学员340余人。
1942年9月，第三团团长陈文彪到高上科第三队任队长，政治委员李中权调任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处主任陈宜贵任第二分校陆军中学政治处主任，第三团建制即行撤销。熊伯涛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调任第二分校教育长。10月，高级参训队40余名学员毕业。同月，晋察冀军区骑兵第二团所属40余骑由张德先率领,从冀中奔赴北岳区，编为第二分校骑兵区队。
第三团长期坚持在冀中平原，环境更为险恶，斗争更为复杂。当时日伪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8000余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竟修筑了1600多个据点，3000多公里公路，1700多公里封锁沟。日军凭借其装备好、火力强、机动快等军事优势,频繁地进行“扫荡”。为避免遭到日伪军偷袭，第三团不得不经常变换活动地点,一般是2～3天为一个教学日，总结完就转移。转移一般都是在黄昏出发，如果当夜12点以前能够到达宿营地，则第二天不出早操，白天照常上课;如果是黎明前到达，则上午休息，下午上课，努力完成教学计划。1942年5月1日，日伪军大举“扫荡”冀中区,第三团的两个直属大队和第三大队(第九分区教导大队)随团部从深县境内转移到沧石路以南。团部和两个直属大队于5月12日冲破敌人对深南地区的合击后,23日又在护驾池附近遭敌合击，被迫化整为零。第三大队乘敌人合围前回到沧石路北进入白洋淀地区坚持斗争。
(四)返回陕北归总校建制
1943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抗大第二分校返回陕北归总校建制。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第二分校高上科、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先后分两批开赴陕北。在此期间,后续梯队和留守学员队仍坚持教学并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教学任务﹐第二分校于1943年2月进行机构调整和精简。撤销训练部和政治部，部分编余干部分到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任职。李志民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唐子安调任军区骑兵团团长，李钟奇接任陆军中学总队长，刘兴隆接任第三大队(第三军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王耀南接任第四大队(第四军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4月，教育参谋训练队成立，商正因任队长。5月，校机关进一步缩减为教育科(科长李君彦)、秘书股(股长邵北星)、干训班(班主任蔺子安)。8月，陆军中学总队改称陆军中学第一大队;原冀中军区教导团合并到第二分校，编为陆军中学第二大队。
1943年2月中旬，第二分校高上科与附设中学的1500多名学员在分校教育长熊伯涛、附中校长江隆基的率领下,从河北省灵寿县的牛庄、女庄一带出发，越过云中山、芦芽山，渡过黄河，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高上科学员除少数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外，大部编入抗大总校第一大队。附设中学于4月底到达延安，5月中旬开往合水，并入第七分校。
1944年初,总校决定第二分校陆军中学第--大队归总校建制。3月中旬,陆军中学第一大队从河北省阜平县广安镇出发，经山西省五台、定襄、忻县，穿越同蒲路，再经苛岚、岚县、兴县、临县，渡黄河，于4月到达陕北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二大队。
3月下旬,孙毅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陆军中学第二大队改称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4 月﹐教育参谋训练队毕业。第二分校建制即行撤销。
文章节选自《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2-03 09: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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