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中组部长陈云
2023-01-24 22:10:12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延安时期，是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陈云到了延安，担任了中央一些领导职务，其中很重要的，是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岁月里，为党的建设和组织的扩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强化党性教育

　　中共中央在延安立足之后，由于党和红军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党的组织中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党性教育体系和文件，而党员又来自方方面面，经历不同，党性修养程度自然差别很大。面对这种情况，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一上任，就把很大精力放在抓党性教育和形成党性教育文件上。

　　中国共产党在党员条件方面上有原则规定的，这体现在延安时期及之前党的入党誓词中。但是，入党誓词毕竟较为简单，不能全面体现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鉴于此，陈云仔细研究了党组织各时期的文件，借鉴苏共建党经验，总结了此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建党经验，从中发掘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信念、精神、品格，于1939年5月30日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此文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72期。陈云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成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进行了全面阐述。他在文章中谈到了入党资格、党员成分、入党手续、候补党员、党员标准五个方面问题。而最有分量，也是对此后共产党队伍发展影响极大的，是此文第五部分“共产党员的标准”。这部分的核心内容是信念，其内涵至今仍然是党的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的根本原则。陈云在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立志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做到这一点，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前途，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陈云在文章中阐述党员标准时，还分别谈到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模范、坚持学习这六个成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加上信念这一条，共七个条件。他强调，只有具备上述七个条件，才不愧为共产党员。而在陈云阐述的七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确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他把这一条作为党性修养的根本点。

　　陈云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好评。1943年，陈云这篇文章被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中，在延安整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这篇文章就成为后来共产党进行党性教育、发展党员的重要文件。

　　为了加强党性教育，陈云又陆续写出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员对党要忠实》、《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技术工作》、《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关于党性修养方面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陈云把一个党员必须具备的党性素质具体化了，使每个党员一看就懂，并且能够牢记在心，使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标准更清楚，目标更明确。这不能不说是陈云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为党的建设和发展党的组织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要有大的气量”

　　在延安时期，我党急需扩大自己的干部队伍，以适应领导抗日战争的需要。陈云当时出任中组部部长，身负扩大党的干部队伍、发展党的力量的重任。因此，他对扩大党的干部队伍，争取各方面人才的紧迫性，感受最深。然而在当时，党内还存在一些关门主义倾向，一些高级干部中“左”的思想还很浓厚，对投奔延安的青年人才，挑剔过多。上述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了党扩大自己力量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

　　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和发展党的队伍的现状，陈云用四句话、十二个字概括了党的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他对这十二字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阐述，而其中，“气量大”则是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发展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性提出的，集中体现了陈云看待和使用干部的鲜明特点。

　　在党的事业需要大批干部时，陈云明确反对思想上“左”的人过于挑剔青年干部、把一大批青年干部拒之于共产党门外的做法。他说：我们共产党是干大事业的，干大事业，就要有大气量。“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当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队伍，不是无条件的，需要了解人，要集中志同道合者。但在革命事业需要大批干部时，共产党决不能心胸狭窄，更不能搞关门主义，共产党干的事业比孙中山更大。因此，胸怀也要比孙中山更宽广，“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的。”陈云把这一观点，通过他的讲演和发表的文章，在延安党内传播开来，对于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扩大党的队伍，起到了促进作用。

　　陈云不仅把握当时革命需要的大局，深刻阐述上述道理，也在亲身实践中体现出他的大气量。他介绍傅连暲入党，就是生动的一例。

　　傅连暲是共产党内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他是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医术很高的医生，为中共很多高级干部治好过病。但他又不是党员。其实，傅连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很早的。早从南昌起义开始，傅连暲就利用福音医院救助红军和游击队员，1933年，将汀州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正式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并兼任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后来，他随红军参加了长征，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在中央医院工作，给中央领导人看病，也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表现一直很好。傅连暲早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向组织表达了这一愿望，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陈云得知这件事后，非常关心，通过组织关系，详细了解了傅连暲的一贯工作表现后，认为傅连暲是革命队伍中难得的专业人才，经历过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傅连暲的工作态度认真，医术也好，革命觉悟也很高。他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因此，1938年，陈云亲自介绍傅连暲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然后由党训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作介绍人，傅连暲于1938年9月被正式批准入党。

　　对这件事，傅连暲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工作了一生。

　　善于发现人才

　　在延安，陈云爱护干部、善于发现人才，是有名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正是看中了陈云的这一特点，才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

　　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听说有一位年轻干部，能力很强，但当中央组织部向一些单位安排这位干部时，几个单位都不要他。这引起了陈云的重视。他了解到：这个干部，虽然年纪轻，但却参加了长征，比当时其他同龄干部资历老。因此，他就有些摆老资格。加上他能力确实比较强，看不起其他年轻干部，锋芒毕露，总是显得有一点儿“狂”，和大家搞不好团结，经常闹出一些小乱子来。但是，这个干部的优点是干工作很积极。陈云全面了解了这个干部的上述情况后，明确表示：把这个干部放到中央组织部来培养。这样，这名干部就被安排到中央组织部的地方科工作。事先，陈云找中央组织部地方科科长王德谈了话，让他多帮助这个同志。王德也非常愿意帮助这个同志。陈云又与这个干部谈了一次话，对这个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这个干部到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后，在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的帮助下，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狂”的毛病也克服了，与同志们的团结也搞得很好，工作能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位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陈云又把他推荐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学习结束后，安排他到重要岗位上去工作。这个同志很快就成长起来，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争抢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各方面政治力量为了发展自己，都在争取知识分子。那时，国民党在争夺知识分子，日伪政权也在争夺知识分子。可是，延安共产党方面，由于党内存在着“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当时延安的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出身于工农，也看不起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排斥知识分子。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陈云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决定在一定会议上要讲清、讲透这个问题。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请陈云去讲话。陈云利用这个机会，专门讲了共产党争取知识分子干部的重要性。他说：过去有的地方对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甚至把他们排挤出去，老干部中也存在排挤知识分子的情况。要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愿意为工农阶级服务的。他们有较多的革命积极性。陈云说，我们党过去就重视争取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里原本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彭湃是知识分子，刘志丹是知识分子，再推远些，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也是知识分子。陈云明确肯定，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处在抗日战争十分激烈时期，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日本人在抢，我们党也要抢，而且要快抢，抢得慢，就没了。我们共产党要把很多知识分子抢过来，至少要抢三分之一过来。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完全是我们的。我们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否则将来悔之晚矣。抢来知识分子，还要在革命队伍中团结他们，正确使用他们。老干部和新干部要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是革命的需要。”新干部和老干部，“一个是会写没有经验，一个是有经验不会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常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学习，共同提高。”

　　陈云的这个“抢夺论”“互助论”，在延安影响很大。更多的知识分子到革命队伍中来。由此党的力量得到了壮大。

　　倡导干部学习

　　陈云本人酷爱学习。他最初的学历并不高。他小学毕业后，14岁便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了。他到商务印书馆后，由于爱学习，悟性高，很快就熟悉了业务。他在业余时间，每天利用早晚时间读书、习字、念英语。他看遍了书店中的童话、章回小说、少年丛书。下班后，还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中文和英文，这样坚持了三年。他还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因此，陈云在十五六岁时，就已经是商务印书馆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了。此后，陈云在长期紧张而又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从未放弃过学习。长期坚持学习，使陈云成为共产党内学识广博，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极高的中央高级领导干部。

　　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从革命实际需要，特别是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体会到，共产党要培养合格的干部，必须倡导学习。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他把学习列为共产党标准之一，并且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学习的内容。他强调，“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陈云在1939年12月写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把学习提到是共产党员的一种任务、一种责任的高度。

　　陈云经常向中组部的干部们讲一个词———“进长期大学”，就是坚持自学。他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活到六十几岁，还有四十年，学成之后，是头号“博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还说，学习随时可以进行，只要身边带上两本书。

　　陈云不仅本人率先垂范，刻苦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和其他政治经济书籍，还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当时参加学习小组的有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等10多人，旁听的有30多人。他们平时自学，每周集中讨论一次。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体会，一起研究难点，一起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中组部干部的水平提高了。当时中组部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之高，是有名的。陈云为了学习哲学，还专门请艾思奇讲课。陈云在听讲时，像小学生一样正襟危坐，认真地听，认真地记笔记，有不懂的地方就向艾思奇请教。他请经济学家王学文讲授经济学课程，还请和培元、吴亮平、柯柏年、王恩华等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其他各方面知识。每次，他都甘当小学生，以老师之礼对待这些讲课者，虚心向他们请教。陈云在学习过程中还总结出几条经验。他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介绍这些经验时写道：各人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读书要一本书一本书地读懂;理论联系实际;读书要有笔记;学习最好有一个小组;学习要与懒惰做斗争。陈云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关心爱护干部

　　陈云十分爱护干部。他对那些带着极左的眼镜看干部，专门整干部的人极为反感，也用实际行动予以抵制。延安时期，整干部很多也整得特别狠的，要数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了。当时，康生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曹轶欧则在中央党校负责干部工作。吸收谁来党校学习，学习后派往何处，都要通过曹轶欧。当时，中央组织部是经常介绍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中央组织部培养、安排干部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党校介绍干部去学习、培养，每次总是要被曹轶欧退回来一些。退回来的理由，没有别的，就是说他们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被退回来的干部思想压力很大，但又不好申辩。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况，心里很是生气。他一边做这些被退回来的干部的工作，重新安置这些干部，一边派人同曹轶欧交涉。但曹轶欧自恃有康生支持，根本不买中央组织部的账，每次仍然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干部退回来。

　　有一次，中央组织部推荐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又被曹轶欧退回来一些。陈云火了。他让工作人员去找曹轶欧，让他们告诉曹轶欧，就说是陈云说的：是不是好党员、好干部，决定于干部本身，不是家庭出身。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也是复杂的，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在复杂的环境里工作，必然接触社会上各种人，能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经过中央组织部慎重研究决定，介绍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你们不接收，是不正常的现象。

　　曹轶欧听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转达了陈云说的上面这些话后，自知理亏，再也不敢找借口退干部了。

　　在延安时期，陈云的爱护干部，还包括爱护那些被整错的干部。每当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陈云不管花费多少功夫，都要帮助他们搞清问题，为他们平反，重新安排重要工作。

　　王明到延安后，从他的极左思维出发，又搞大抓“托派分子”。在他的煽动下，延安一些部门也跟着跑，在抓所谓“托派分子”方面特别起劲，甚至对干部搞非组织的侦讯。干部只要说一句不那么“革命”的话，就会被人打小报告，打成“托派分子”。有一个干部，就因为有人举报说他是“托派分子”而被开除了党籍。这个干部到中央组织部去申诉。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后，认为原来定的开除他的党籍是不妥当的，帮助他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他仍然被怀疑是“托派分子”。他的党籍，也是从解决之日算起的，他此前的革命历史就像被风吹了一样。这个干部不服气，再次找到中央组织部，要求帮助进一步查清问题，并且举出了几个证人。可是，这个干部举出的三个证人，分散在三个地方，一个在延安，一个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一个在抗日前线的太行山。要想查清问题，很不容易。

　　陈云对此非常重视，表示：我一定要管这个事，我要帮助这个干部搞清问题，就是再难也要搞清楚。陈云亲自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信，给129师首长写信，请他们协助调查。在战争年代，信件往返和取证调查很不容易。尽管是由陈云亲自写信，仍然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调查清楚。经过调查才明白：过去把这个干部打成“托派分子”，是完全弄错了。陈云亲自动笔写了一个建议，建议给这个干部平反，承认他过去的光荣历史，党籍也从他入党之日算起。

　　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是管全党干部工作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可是他为了一个干部的清白，就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陈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他当着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多次谈到这件事，告诉大家，一定要爱护干部。他还算了一个账：我们花两个月时间，绝对培养不出来一个干部，可我们花两个月时间却挽救了一个干部，这再值得没有了。

　　陈云正确对待和处理丁玲的事，是他在延安担任中组部部长时爱护干部的又一典型。

　　丁玲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是革命烈士。她本人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长期关押，精神和身体倍受摧残。后来，她到了延安，工作一直非常好。但是，康生却诬陷丁玲有变节行为。他还当着许多人的面公开讲：“丁玲自首过。”康生当时在延安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他当众说这个话，足以置人于死地。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丁玲的耳朵里。她的思想压力非常大，就找到陈云，请中央组织部帮助她调查清楚。她在与陈云谈话时，还流了泪。陈云一边安慰丁玲，一边表示：组织会出面调查的。

　　但是，这件事情有一点复杂。因为康生当时在中央有领导职务，还是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要把康生明确下结论的事情扳过来，很不容易。但陈云出于实事求是、爱护干部、对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负责的态度，下决心管到底。考虑到康生的地位，陈云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请任弼时找丁玲谈话。任弼时很痛快就答应了。任弼时找丁玲谈话后，丁玲的情绪稳定了下来。接着，在任弼时、陈云的共同安排下，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查清丁玲并无变节行为。最后，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郑重为丁玲做了组织结论。

　　陈云考虑到丁玲问题的复杂性，也考虑到康生亲口讲话诬陷丁玲，更考虑到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点，决定由他和李富春亲自在丁玲的审查结论上签名。不仅如此，陈云还在组织结论中说明：这份材料，由丁玲同志自己留存一份。做好这些工作后，陈云亲自找丁玲谈话。陈云对丁玲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搞清楚了，自首的传说无证据，这种传说不能成立。陈云把抄清楚的丁玲结论交给丁玲一份，关照她自己妥为保存。陈云还对丁玲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这件事，还亲笔在你的结论材料中加写了一句话：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的话和陈云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让丁玲感激涕零。

　　丁玲拿到这份材料，十分感动。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有人再次诬陷丁玲时，丁玲手里有了陈云等亲笔签字的中央组织部的结论材料，才得以度过难关。

　　严明组织纪律

　　延安时期的陈云，关心、爱护干部，同时，也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干部。他亲自处理刘力功违纪一事，就是一例。

　　刘力功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抗大毕业，也在党的短训班学习过。按理说，他应该是懂得党的纪律的，但由于他自高自大，不服从组织安排。刘力功在短训班毕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基层去工作，但他不愿意去。他提出：他要进马列学院，或者回原籍工作。如果组织上不这样安排，他就退党。刘力功用退党来威胁组织的行为，使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十分气愤。同时，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也考虑到：让刘力功去马列学院显然不合适，他回原籍，对工作有害无益。因此，不同意刘力功的要求。

　　为了做刘力功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先后派人和他谈了七八次话。陈云还亲自找他谈话，他仍然坚持不去基层。后来，组织上又安排他到华北去工作。刘力功提出：到华北去可以，但一定要到上层机关工作，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陈云听后，十分生气。他把刘力功找来，对刘力功说：你非要到上层工作，就在延安山头开荒去吧!接着，陈云警告刘力功，你如果不服从组织分配，党组织就要处分你，甚至开除你。但刘力功仍然不接受党组织的决定。

　　陈云把这件事上报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做出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陈云考虑到，要用刘力功这件事教育全党。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陈云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党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文章后来收入《陈云文选》。

　　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破产后，中央对他仍然采取团结的态度，除了仍然安排他在中央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外，还让他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安排他的妻子孟庆树担任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与王明是同乡的孟庆树与王明的思想观点一样，对王明当然言听计从。王明就是利用他的这个条件，与孟庆树一起，向中央闹独立，试图把持干部的安排权，把中国女子大学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

　　当时，中央在延安办了很多学校。这些学校培养的干部，都要交给中央统一分配工作。中央组织部则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门。可是，王明自恃地位、身份特殊，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女子大学的毕业生，75%的分配权划给女大和中央妇委，中央组织部只有25%的分配权。他还为此专门给陈云写了一封信。

　　陈云接到这封信后，十分生气。他专门给王明复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写道：我们“彼此应以服从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但王明和孟庆树不理睬陈云，仍然坚持他们的主张，并在实际工作中推行。

　　陈云发现后，在中央组织部也采取了相应对策：不再介绍新来的学生到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而是介绍到中央党校等其他大学去学习。王明见陈云竟敢违背自己的意旨，十分恼火，亲自到中央组织部去找陈云“兴师问罪”。但陈云却不吃王明这一套，在原则面前毫不让步。他对王明说：党内不管是谁，都不能横行霸道。事后，陈云对中央组织部的干部讲到这件事时，仍然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很快在延安传播开来，成为延安时期陈云讲过的一句名言。

　　当时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虽然受到批判，但他有受斯大林赏识的政治背景和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央也是一个惹不起的人物，一般的同志也不敢惹他。陈云敢于顶王明，表现了陈云坚持党的原则的勇气。

　　从1937年11月任职到1943年3月因病休养，陈云在中央组织部长岗位工作6年时间。在此期间，陈云为中央组织部树立了一种好的作风。这就是大公无私，完全从革命利益出发来考虑和处理干部问题，真心诚意地爱护干部，特别是在政治上爱护干部的政治生命，不冤枉一个干部;组织部从各方面关心干部，正确选拔干部，正确使用干部，使干部都能发挥自己的才干，都能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由陈云带头在中央组织部树立的这个作风，一直保持下来，对党的干部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24 22: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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