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中组部长的陈云
2023-01-24 23:30:30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2月至1944年3月，陈云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达7年之久，在这一时期里，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见解和观点，做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马克思送来了天兵天将”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从新疆搭乘王明、康生等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到达延安。这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互致问候，其他中央领导也都上前握手问候。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在头上，自己换了布棉帽。出席欢迎大会的有延安的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学校师生，还有当地不少老百姓，人山人海，气氛热烈。王明、康生、陈云三个领导人，穿着黑色，马裤、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着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毛主席致欢迎词，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喜从天降。”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把帽子抛得高高的，抛到空中，接下来又说：“喜从天降。”，不断地重复，大概有三四次重复，还说：“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这个会虽然非常简朴，但是非常热烈非常隆重，底下的听众也是情绪非常高涨。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重新进行了调整。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从这时开始，陈云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达7年之久。

　　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我们全党只有4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的党组织、面向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订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方针政策。关于根据地，陈云提出“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方针，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陈云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反水”，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陈云主张打破“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关于敌占区，陈云创造性地提出“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就是将领导机关放在离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面指挥，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陈云说：“过去在白区工作时，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全完了，连人都找不到。这怎样能行呢?一定要改变!”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后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上述切合实际又有极强操作性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扩大了统一战线，有效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就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来到圣地延安。面对这样的有利形势，陈云适时地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的主张。如何能“招”、“纳”天下士呢?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作了回答，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的袁宝华回忆里说:“陈云真是个非常公道的人，他看一个人他总是看他的长处。我到中央组织部第一次和我谈话。他说，你到中央组织部来工作，要树立一个观念，要看干部的长处。因为中央组织部我们是要用干部，你要光看他的短处，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必须发现他的长处，这样我们才使用每个人的长处。”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这是陈云在延安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待干部的行动准则。他经常告诫大家“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陈云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了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他还说：“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整风时，由于康生发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批满怀火热激情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陈云同志心急如焚，一面向毛泽东及有关领导谈自己的看法，一面积极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尽快澄清事实，解放干部。一位青年因有人供说他是托派，被开除党籍。陈云知道后立即派人内查外调，很快将各方面证词收集齐全，搞清这一青年不仅不是托派，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共产党员。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为他平反，恢复党籍，从而挽救了这一青年的政治生命。

　　陈云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爱护干部，而且在生活、家庭、婚姻中也十分关心体贴干部。他告诫中组部的同志，凡是干部担心的事，也是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的事，只有解决好他们的事，才能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正因为陈云对干部爱护有加，因人施教，延安的干部、学生遇到困难和矛盾都愿意到中组部倾吐衷肠。而陈云不论工作多忙都是认真听取，一一帮助解决。时间长了，中组部成了各根据地和前线将士的“家”，每次回延安，都要来“家”看看，说说心里话，以陈云为领导的中组部干部也成了大家的亲人。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延安时期的陈云,关心、爱护干部,同时,也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干部。他亲自处理刘力功违纪一事,就是一例。

　　刘力功是个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毕业时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这是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和党组织7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基层工作的需要和组织分配的原则，但他仍执迷不悟。最后一次谈话时，组织慎重地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并给他时间反省自己。刘力功蔑视组织的再三教育，不仅不去华北基层，反而提出“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对于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共产党员，陈云心情十分沉重，透过刘力功的事件，他看到一些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由于有专业技术，居功自傲，看不起工农干部，把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带到工作、生活、学习中，工作上讲条件，生活中求待遇，学习中图虚名，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抗日斗争的士气，挫伤前方将士的积极性。为此，他以刘力功事件为引线，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为什么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并亲自撰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发表。他说：“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他专门抽出时间，参加机关、学校的大讨论，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这次讨论在延安的各机关干部学校中引起很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一时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悄然兴起。

　　袁宝华还回忆起一件事：“我们调了一批干部，一谈话，大部分干部都胜任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也有少数几个同志很有顾虑，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在我们看起来他们很合适，但他们自己有很多顾虑。这个我们向陈云汇报了以后，他就亲自做了决定。就是在党最需要的时候，这些干部不服从党的调配，不够党员资格，所以就决定对这批干部处分。我们对这一批干部一讲，这一批干部都讲：‘我们打消顾虑，我们一定要服从党的调配。’陈云说：‘不行了，你们已经经过考验了，没有通过。’所以最后决定给这几个人都是降成候补党员，降成预备党员。对这批人教育很深刻，同时对我们的教育也很深刻。陈云坚持原则，丝毫不放松，认真地按照党的原则，党的纪律来处理干部问题，这我印象非常深刻。”

　　“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当时，王明到延安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候补书记，飞扬跋扈。在苏联期间,他通过他的老师米夫的关系,赢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信任。他的职务,已经升到了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的,王明便总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当然领导人自居。不但如此,他还总是觉得,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懂得马列主义,只有他自己才懂得,他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一贯正确的人。抗日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出于对苏联整体战略的考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通过国共两党联合,使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抗战的决定。他派王明回国,就是要支持王明当中共的“一把手”,以便更好地贯彻他的这一战略方针。

　　王明到延安之后,很快就在中央的高层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一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两条不同的路线,必然产生激烈的党内斗争,而当时的党内斗争,则集中表现在高层会议上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上。那时,只要中央一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王明就与毛泽东发生争论。王明自恃在共产国际中有领导职务,背后有斯大林的支持,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而且,他一心要把毛泽东搞下去,自己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然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得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毛泽东身边团结了党内一大批高层干部。

　　这时,王明又想争取陈云。他总是寻找机会接近陈云,向陈云谈自己的观点,希望陈云支持他。但出乎王明意料的是,陈云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不同意他的主张。作为一名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共产党员,陈云对当时的全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有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与毛泽东又是相吻合的。他从内心里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而且,他对王明过去所推行的“左”的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十分清楚,对王明那一套作风也十分反感。

　　由于王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毛泽东与王明发生激烈争论时,很多人不敢公开支持毛泽东,也不敢当面否定王明。但陈云却不然,他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41年，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规定：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女子大学、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无论是高级班还是低级班都留50%作妇运或青运等方面的干部，其余统由中组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

　　王明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时，拒不执行中央的这一规定，要求把女大毕业生75%的分配权划归女大和中央妇委。陈云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要求，劝他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指出：“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对于王明不遵守党的纪律的行为，中组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不再介绍新来的学生到女大学习。王明发现后，到中组部“兴师问罪”，陈云坚持原则，毫不让步，王明碰了钉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陈云气愤地说：“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在他的一生中，带头坚持并积极倡导学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从不放松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革命的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为什么这些人会犯错误呢?他萦思苦想，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到达延安以后，陈云曾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还说，为了不犯与少犯错误，应该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以自学为主，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这次学习坚持了近5年。在陈云看来，学习是党员的责任，是建党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是党的建设的前提和出发点。他多次谈到，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他要求“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他除了重视自己的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原著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外，还积极在中央组织部进行试验，探索在职干部学理论的路子，组织了机关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小组，采用启发的方式来引导大家，解决学习与工作、劳动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做到了几不误。这一成功的经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中央为此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都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学习。在学习中，陈云特别注重读原著。他说：“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懈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还说：“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他特别强调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

　　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宣传委员会和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陈云任组织委员会委员。为统一中共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陈云负责大后方工作。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将近20年革命实践的磨练，年仅38岁的陈云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家。

　　陈云身体比较弱。1943年春，他因疲劳过度，经诊断患了心脏病。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他休养一段时间。陈云后来回忆说：“我约在1943年上半年因患心脏病，由中央派刘少奇来接替我中央组织部工作，我也就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工作。”

　　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和优良的作风，赢得广大干部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大家学习的表率。大家深深感到中央组织部真正是干部之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和团结了党内外广大干部。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谈到高级干部要善于团结大多数时曾经指出：“这一点，陈云值得我们学习的。”

　　陈云坚持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统领组织工作的全局，使我们党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左右，干部人数也由3万余人发展到了40万左右。陈云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吴振兴系电视片《陈云的故事》执行总撰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24 23: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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