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最高决策层中的任弼时
2023-01-13 09:58:48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作者：蔡庆新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1938年3月初，他赴莫斯科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作报告，使共产国际明确肯定毛泽东及中共抗战路线，而共产国际的支持成为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重要保证。1940年3月，他回国后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全面主持中央机构的调整、改革，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他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精心筹备七大，为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付出了巨大努力。任弼时因此赢得了全党和毛泽东的信任，这一时期也成为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最辉煌的时期。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他高起点入围中央，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以共青团总书记身份经常出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参与决策。土地革命时期，他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政治委员，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在长征中，他和贺龙等带出了一支主力红军，并于1936年12月进入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层，成为中央军委七人主席团委员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付出了巨大努力。
本文旨在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到担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期间，主要做了哪些有特殊意义的大事，在党的历史上和民主革命进程中留下了怎样的足迹，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中起到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作报告，使共产国际明确肯定毛泽东及中共抗战路线，而共产国际的支持成为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重要保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对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等，并不很了解。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战线”和“一切经过人民战线”的经验。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传达并阐发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将之神圣化，对如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一部分同志产生了盲目信任，支持他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原则分歧。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方针上来，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3月初，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等问题。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一边撰写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大纲，一边和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交流情况。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并在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书面报告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这两份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八个月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并强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报告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扭转了他们对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指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任弼时年谱》，第373页。同时号召开展国际援华，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任弼时立即将该《决定》电传延安，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距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只有21天。
《决议案》和《决定》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给予的高度评价。1938年8月下旬，王稼祥回到延安。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会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在中共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数月之前，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要中共照搬别国经验;而今却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这一重大转变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产生很大震动，成为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关键。
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倘若这些问题没有能够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前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艰巨任务。
毛泽东在七大上曾这样评价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页。虽然远在莫斯科的任弼时没能出席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然而，恰恰由于他在共产国际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能够胜利召开的关键一环。
事实上，听取了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报告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情况的宣传明显地增加了。王稼祥回国时，共产国际还拨30万美元托其转交中共中央。任弼时出色地完成了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等问题的重要任务，他的这一作用无人可以替代。
二、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全面主持中央机构的调整、改革，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
1940年3月，任弼时返回延安，开始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负责筹备七大。同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工作，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结经验，制订劳动、土地、军事、文化教育、锄奸、三三制政权、财政、经济等各项政策条例。
1941年7月，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毛泽东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兼党务研究室主任及党务研究室根据地研究组组长。在这个职任上，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早在1941年3月19日，在整风运动准备阶段的政治局常会上，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数月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在深入研究这一《决定》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阐述什么是党性、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及怎样增强党性锻炼。特别是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性的社会原因，指出四个特点：(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二)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较大比重;(三)无产阶级意识不纯;(四)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
1942年整风运动普遍展开，毛泽东提出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首先改造党校、党报和中央宣传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7月14日，针对中央党校学员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任弼时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长篇报告。报告阐明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任弼时还专题谈到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强调“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在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更加重要”。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干部。“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了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55页。任弼时要求这些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更要“在理论上有修养”，“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在遇到反马列主义思想的时候，能够起来反对，遇到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的时候，能够起来斗争”。《任弼时年谱》，第432页。任弼时的这次报告，把无产阶级的党性阐述得更加深刻、丰富，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1942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书记处决定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由任弼时和高岗负责。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党、政、军工作。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并连续三天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在党内关系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要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和摧毁的作用”，必须“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任弼时选集》，第258、268、272页。
对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任弼时指出，抗战以来边区从战争状态转变为相对和平的环境，任务也由参战变为建设，我们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必须“来一个大大的转变”。不能以动员工作的方式代替一切其他的方式，这样一套老办法，使老百姓感觉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他尖锐地指出：“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同时，任弼时鼓励党员通过大胆创新来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指出：“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任弼时选集》，第278、284、285页。
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任弼时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0页。有了这一基本估计，1942年12月12日，中央作出《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妥善慰问和安置他们的家属。
历时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任弼时在组织管理、理论研讨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边学习边认识边总结，自始至终从思想上、组织上全力协助毛泽东，对全党思想最终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次调整与改革是1941年7月始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全面负责调研并提出具体方案的。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经过一年多周密准备，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对中央机构设置及职能提出初步设想方案。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规定政治局、书记处等机构之责权及隶属关系，并作出重要人事安排：(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二)中共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在政治局决定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主席为毛泽东。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三)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四)中央领导地区分工：华北由王稼祥负责;华中由刘少奇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由任弼时负责;大后方由陈云负责;敌占区由杨尚昆负责。各地区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等等。
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具有深远意义。一是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二是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继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组织上的最大成果。三是刘少奇上升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任弼时正式进入书记处，为七大最终形成中共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初步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弼时提出中央机构调整改革方案，正是在全党经过整风运动，思想上达到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关键一环。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团结一致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新中国奠定了稳定的领导体制基础和组织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和调整，规定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大家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这个最后决定权，既要遵循政治局制定的方针，又限于“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这和“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政治局，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三、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精心筹备七大，为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付出巨大努力。
六届七中全会，是中共为召开七大、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作充分准备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时间是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历时11个月。会议期间设立主席团，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再加上朱德、周恩来共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
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初步拟定了七大的日程，决定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它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个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报告，既要反映整风运动的思想成果，又要科学准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因此中央极为重视。在六届七中全会举行之前，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即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负责召集，19日又增补博古参加。
为了让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甫一成立，任弼时立即投入起草工作。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当月任弼时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注明时间为1944年5月。这一稿是在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的基础上草拟的，共七千多字。之后，任弼时对“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把“草案”改成“草案初稿”，并重写了第六部分。
任弼时起草的初稿和《历史草案》比较，有三点“新贡献”。第一，重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任弼时指出：“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第二，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第三，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任弼时写道：“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任弼时及时地将初稿提交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都注意吸收了。”胡乔木 以任弼时的稿子为基础又重新起草一稿。任弼时修改了三次。最重要的修改是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加写了近500字的一长段话。他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8、309—310页。
此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任弼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讨论意见，从形式上对其作了进一步概括，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不了解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了解城市与乡村的特殊关系。因此，不了解革命可以不在一省几省而在一片几片首先胜利。又在形势估计、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策略上发生错误。第二，国情决定反帝反封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左”倾混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一省数省胜利开始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不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第三，动力上，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就不可能产生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第四，对阶级关系新变化无分析，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敌我力量对比总是我大于敌人，故对长期性无认识。第五，不了解国情，故不能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城市工作中心论;以北伐经验及苏红军教条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了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因之不知道爱护它。第六，政治斗争策略错误：不知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倒一切;不知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知如何配合进攻、防卫与退却;不知利用原有民族斗争的形式与组织形式，超先进与苏联的形式。第七，为贯彻其路线发展宗派主义：反罗明斗争，打击不同意见者以提高威信，毛泽东受打击;组织上宗派主义。参见《任弼时年谱》，第467页。上述七点提纲式的意见，在后来张闻天的改稿中得到展开论述，形成较严密的文字，提交毛泽东修改。
最后，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后，印发给代表们讨论，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为了使七大能够集中精力讨论建国方针，准备提交七大讨论通过的《决议》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讨论《决议》，决定继续由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72页。。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天后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任弼时终于完成了党的又一个重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七大从最初意向举行到胜利召开历时八九年，任弼时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是组织筹备的主力，与七大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就曾将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希冀于七大。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任弼时致力于党和红军的团结，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邓发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建议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中央扩大会，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和讨论党当时的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万一在这次会议上得不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任弼时传》(修订本)，第440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并成立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25人的准备委员会。因日军猛烈进攻和王明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并进行准备工作，各根据地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又因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迭起，形势恶化，大会再次延期。直到1940年任弼时卸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之时，中共自六大以来，经过十年内战和近三年的抗日战争，革命斗争已从苏维埃运动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深入人心，并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但是，全党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新的历史时期也需制定新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因此召开七大的迫切性越来越强。任弼时返抵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由他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七大。
为此，任弼时从1940年5月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筹备工作。关于会场，任弼时和李富春亲自勘查选择，先后去安塞的真武洞、延安枣园的后沟，最后选定在杨家岭修建礼堂。1942年，一座长36米、宽34米、高11米的大礼堂在杨家岭落成。同时，审查代表资格和责成中央各部及地方的负责同志分别准备大会所需文件和材料。审查代表资格是一项极为严肃审慎又颇具难度的工作。十几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斗争形势变化错综复杂，代表来自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国统区，且不说政治环境、个人经历千差万别，仅就根据地的分散、受日军和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条件，即大大增加了审查工作的难度。本着坚持原则、对党负责、对代表本人负责的慎重态度，从1940年5月29日任弼时主持召开第一次审查工作会议，到1941年4月，每隔一二周召开一次，共计20多次会议，初步审查了252名正式或候补代表资格。至今，保留下来的他的工作笔记本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审查代表的详细记录。
准备工作紧锣密鼓，但会期再遇后推。因皖南事变后党内外有许多急于处理的事情，各地代表奔赴延安要经过数道封锁线，需相当长时间;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全党进行整风学习，使全党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一步，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真正达到全党认识的一致。最终，经过两年多的整风运动和历时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七大水到渠成。
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主持七大的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洪涛险浪中的舵手。”“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作为大会秘书长的任弼时工作繁重，但他忙里抽暇撰写发言稿，主要谈四个问题：(一)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二)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三)建设事业的重要;(四)关于党的领导。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生长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有了自己的领袖，奠定了今后不会犯大错误和取得胜利的基础”。“这次历史问题决议的重大意义，就是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学习中国党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风，还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任弼时选集》，第382、383、392、393页。
6月9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任弼时以全票当选，是44名当选委员中四名获全票者之一。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任弼时担任会议临时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年仅41岁的任弼时成为全党爱戴的五位书记之一，应当说是众望所归。
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所做的这几件大事，不论是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还是在延安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也不论是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还是执掌中央机构改革、精心筹备七大，每一项工作都是党的事业关节点上的大事。任弼时因此赢得了全党的信任，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成为任弼时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最辉煌的时期。
〔作者蔡庆新，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1-13 1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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