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弼时
2023-01-25 20:54:12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作者：潘泽庆  点击：  复制链接

　　任弼时，湖南湘阴(出生地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出生，1950年10月病逝，终年46岁。在任弼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阶段。他先是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继而肩负重要使命出使共产国际，在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并直接协助毛泽东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1943年3月以后，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

　　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央军委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为加强对八路军的全面领导，中央军委还于8月29日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9人组成。

　　洛川会议后，任弼时即与朱德等人一起回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2日，任弼时与朱德到富平县庄里镇参加一二○师抗日誓师大会，并向一二○师全体官兵作了出征动员。9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邓小平主持会议，朱德宣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次日，任弼时与朱德、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发北上。9月15日，任弼时、朱德等人率八路军总部在韩城县芝川镇与先期到达的左权等人汇合。随即，任弼时与朱德、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9月21日，任弼时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入太原。9月23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抵达五台县南茹村。在这里，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共同部署、指挥了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第一仗——平型关战役。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歼火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消息传开，举国振奋。同一天，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签发了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队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就八路军各部担负地方工作的区域进行了划分。

　　随后，八路军总部离开南茹村，继续向晋东南挺进。其间，任弼时一面协助朱德、彭德怀做好八路军总部的各项工作，一面注意检查、部署八路军的各项政治工作。10月10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以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沟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命令中指出：“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不过，由于当时任弼时正随八路军总部在前方作战，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暂由毛泽东代理。这样，任弼时仍集中精力于八路军前方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便不时派人到各部队去检查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以改进和提高部队的政治工作。

　　当时，被任弼时派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的黄克诚发现，八路军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后，部队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部队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军阀主义习气，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以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后，即令其将检查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后，任弼时将有关情况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报告。三人经研究后觉得是应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于是，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于10月19日将此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10月24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11月8日，太原失陷。此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则上升为主导地位。11月11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集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所属部队的有关领导人，具体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国民党溃军、枪支和扩大八路军部队的问题。在任弼时等人的指导下，八路军各师陆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山西各地开展工作，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打击汉奸，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时又协助朱德、彭德怀部署八路军逐渐向晋东南、晋西南、绥远、河北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战争区域。到1938年春，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建立起了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以一部在平原地区展开。

　　在随八路军总部转战的日子里，任弼时还先后接见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等外国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情况。

　　除了指导部队的工作外，任弼时还非常注意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此，他起草、撰写了不少文电、论著。如他在1938年1月2日揖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该文于1938年1月中旬被武汉的《新华日报》刊载，后来又被《群众》、《前线》、《解放》等杂志予以转载。

　　1938年2月，《新华日报》又刊载了任弼时撰写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展起来……”

　　1938年2月，任弼时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八路军在山西抗战的有关情况。任弼时没想到，此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赋予了他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他这次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就再也未能回到华北抗日前线。

　　出使共产国际，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

　　1938年2月14日，任弼时返回延安。次日，他向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县长会议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在介绍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日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八路围攻等作战胜利的情况后，指出：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要把动员、武装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我们抗战过程中的基本任务﹔我们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一是保持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二是要抓住武装民众这一迫切的一环，只要将民众发动、武装起来，就将成为不可摧毁的能够持久战斗的坚强堡垒。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就持久战、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部署、国共两党关系及敌占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育。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到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么，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呢?中共中央又为何要在此时派任弼时去呢?事情的源头还要从王明回国说起。

　　王明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回国后，王明便于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并指责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地强调了独立自主，主张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说他的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作的，这就有很大的迷惑性。

　　1938年2月2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仍坚持其右倾错误主张。而部分政治局委员在听了王明的这两次报告后，也开始对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的一些正确政策产生了疑惑。

　　这样一来，在中共中央高层内部就对涉及抗战的政策等问题出现了不同声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后经西安、兰州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乘飞机于3月底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8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和政策。

　　5月17日，任弼时又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就4月14日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

　　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中央估计武汉可能失守，由此可能引起蒋介石、国民党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发展自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越大，地位就越高，合作就更有保障﹔尽管八路军、新四军武器比较陈旧且不齐备，但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因此，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抗战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完全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拥有雄厚的基础，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将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为此，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最基本的任务。

　　任弼时发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其提交的书面报告及口头补充说明进行了讨论。讨论中，王稼祥也作了发言，着重说明此次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大革命时期中共倡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不同。6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对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令任弼时感到由衷的高兴。

　　来到莫斯科后，除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情况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工作和任务外，任弼时还抓紧时间撰写各类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及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加深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及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和认识。苏联《真理报》陆续发表了任弼时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同时，他还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有关文章、论著译成外文，分发给各兄弟党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兄弟党组织的座谈会、报告会，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抗战的问题﹔组织由国内派到苏联学习的同志向兄弟党代表团介绍中国革命的有关情况。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深的认识，从而也得到了其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如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专门同他和任弼时谈了一次话。对于此次谈话的内容，王稼祥回忆道：“他(指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这说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此时在组织上是支持毛泽东的。这就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及消除王明右倾错误奠定了基础。任弼时虽然未能参加此次会议，但他的功绩却是全党公认的。

　　王稼祥回国后，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总部，接替其工作。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一方面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有关活动，并向其及时转交中共中央呈送的各种材料，一方面继续撰写文章或利用作报告、讲演、会晤等方式，随时向共产国际、各兄弟党代表团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最新进展情况。当时在苏联还有一批由国内派来养病的中共党员干部。为了使他们不放松学习，任弼时便将林彪、卢冬生、刘亚楼、钟赤兵、蔡畅、贺诚、贺子珍等几十位同志组织起来，分成政治和军事两个班，一边治病、休养，一边学习。任弼时还亲自为他们拟订学习计划和大纲。

　　另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还“解放”了一批曾受到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党内同志，对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在莫斯科期间，王明曾打着共产国际的幌子，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对当时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对其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一些同志长期滞留苏联，既无法回国，亦无法工作，有些同志甚至长期被下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弼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对于一些受到王明无辜陷害的同志首先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继而想办法帮他们，安排工作或安排他们回国。在任弼时的帮助下，吉合、师哲、陈郁等一批同志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人回国。这样，在莫斯科工作了近两年的任弼时于1940年2月25日同周恩来(周是1939年9月来苏联治伤的)等人一同离开莫斯科。3月26日，任弼时一行安全返抵延安。此后，任弼时又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

　　参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任弼时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3月底至5月上旬，连续召开会议，听取任弼时、周恩来有关共产国际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及党的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留任弼时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同时还决定近期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任弼时协助毛泽东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后，任弼时便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关于召开中共七大，中共中央曾多次作出决议，但都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未能举行。任弼时回延安后，加紧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为选择一处适宜的会址，任弼时曾跑了不少地方。会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安全因素，又要便于数百名代表的生活起居。经反复比较后，任弼时决定将会址定在延安的杨家岭。于是，日后的杨家岭便出现了专门为召开中共七大而兴建的大礼堂。

　　审查会议代表资格，是一项原则性极强的工作。在主持此项工作期间，任弼时本着对党和对被审查者高度负责的精神，逐一审查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及敌占区的代表的有关材料，遇有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向了解、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取证，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直接找本人谈话，以彻底弄清问题。从1940年5月至1941年4月，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次审查工作会议，初步审查了250多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资格。

　　为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指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0年9月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以高岗、谢觉哉等19人为委员。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原由王明主抓，边区中央局成立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主管其工作。为促进边区中央局内部干部的团结，并贯彻落实工作，任弼时专门邀请毛泽东出面召集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他与张闻天一同参加，在肯定边区党委和政府过去工作成绩、总结经验的同时，查找缺点和不足，以利于日后更好地工作。

　　同时，任弼时还抽时间听取边区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汇报，调查了解有关方面的工作情况，并与边区政府一起研究加强经济建设的有关措施。在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任弼时就如何加强边区的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方针，如要以发展农业为主、要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要培养经济建设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等。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即将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作准备。纲领经任弼时、毛泽东等人修改后，于4月27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5月1日，纲领正式对外发布。这是一个全新的施政纲领，进一步发展了中共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制定新的施政纲领的同时，为了统一整个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原则决定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5月13日，中央书记处正式行文，并以高岗为西北局书记。

　　加强对中央政策的研究，是任弼时主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更好地坚持本阶级利益，同时适当照顾其他阶级的利益，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于1940年12月4日决定，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检查和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过“左”的倾向或行为，制定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这也是为将要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该委员会由任弼时、博古、凯丰三人组成，任弼时负责主持工作。后来，博古、王若飞、李富春、杨尚昆、彭真等人先后参加了有关政策的讨论。

　　从1941年1月至4月，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九次政策研究会，讨论、制定了有关“三三制”政权建设、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土地问题和合作化、劳动、锄奸等方面的七项政策提纲。这些政策提纲先后被报送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审阅，为中央开展下一步工作或制定新的政策提供参考。

　　为进一步理顺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间的关系，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0年8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革。会议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决定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样、张闻天等七人组成书记处工作会议，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以后的书记处及政治局的会议议程由秘书长负责提出。

　　不久，中共中央又将书记处的业务机构与秘书处的业务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另外，成立以毛泽东为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任务。该局下辖由毛泽东兼主任的政治研究室和由任弼时兼主任的党务研究室，另外原有的中央情报部也划归该局领导。这样一来，任弼时分管的工作任务更多了，其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以大会秘书长身份主持中共七大开幕式，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

　　194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以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

　　在任弼时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间召开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历时近3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代表260多人，另有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00余名干部列席会议。任弼时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议期间就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及陕甘宁地区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作了发言。会议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会议期间，任弼时一直驻在西北局机关，以便随时对会议进行指导。此次会议开得非常圆满，对于推动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开始考虑中共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1943年3月16日，他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为使中央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工作﹔应明确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权责﹔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青委、工委、妇委合并成民众运动委员会等。

　　中央政治局在对任弼时提出的方案经过认真讨论后，于3月20日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决定中的其他各项基本采纳了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的方案。另外，根据这一决定，任弼时还要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工作。

　　应该说，中央机构的这次人事变动，是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在组织机构上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从组织上确立了遵义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同时，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及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事宜等。此次会议一直开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任弼时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任弼时除了要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中共中央的一些常务工作，参加讨论和决定中央关于战略反攻及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外，还受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起草该决议，任弼时花费了大量心血，几易其稿。后来，又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参加了该决议的讨论和修改，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

　　为使中共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的任务，原准备在七大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中共七大闭幕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该决议，并决定对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继续由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该决议经任弼时主持修改后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任弼时终不负党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任弼时以大会秘书长的身份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又向大会提交了《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书面发言稿。6月9日和10日，大会进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共选出正式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其中任弼时以全票当选为正式委员。6月11日，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任弼时等13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同时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至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该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他只有41岁。

　　(来源：《党史博览》2008年第9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25 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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