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留在重庆的历史细节
2023-01-25 22:49:35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58年11月，董必武重返重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赋诗题词
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董必武的人生历程都与重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领导党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董必武始终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和领导社会各阶层民众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中共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今年3月5日是董必武诞辰130周年，本刊特刊发一组文稿，以纪念这位伟人，表达我们无限的追思和敬仰。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名副其实地成为大后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代表党中央加强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各项工作。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董必武任常务委员兼统战委员会主任。
实际上，在南方局正式成立之前的1938年10月，鉴于武汉即将失守的严重局面，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先遣人员前往重庆，筹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并为《新华日报》建立新的分馆。由此，他开始了在重庆近8年的战斗生涯。
结庐在“虎穴”，为推动全面抗战鼓与呼
董必武抵达重庆不久，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大半个中国落入日寇之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再溃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活动猖獗，社会上也存在着抗战“必败论”“亡国论”的悲观论调。针对这种情况，董必武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党全面抗战、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正确主张，为推动抗战鼓与呼。
1938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分馆举行茶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和本报》的讲话。在分析抗战形势时，他详细地阐述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和特点，并指出：“敌人的这种弱点和我们的这种优点，乃是持久战可以战胜敌人的条件。掌握住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点，一定可以使抗战持久下去，一定可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获得最后胜利。”关于《新华日报》，他强调，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机关报，《新华日报》不仅要反映党的政策主张，还要反映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意见和主张，要“时时刻刻把握住《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抗战工作的一部分，时时刻刻要以越战越强的精神开展《新华日报》的工作”。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听众。
不仅如此，董必武还先后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我国抗战两年来的民众运动》《“八一三”的教训》等文章，反复阐释中共全面抗战、全面发动群众积极参战的主张，批判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的路线，指出它的严重弱点在于始终限制于军队的单纯抗战，而不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同时，董必武充分利用自己任中共参政员这一合法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董必武在《新华日报》发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在文中，董必武再次强调“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地位，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以达建国的成功，这是我国抗战以来久经确定不移的国策。参政会遵照这一国策，议决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针，实是第二次大会的重要任务”。“现在抗战遇到新的困难，我们全国人民只有更加团结，团结得像钢铁一般，才是克服新困难的前提条件。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反映出来的，一定是这样的团结”。会议通过了《拥护蒋委员长争取最后胜利案》《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等决议案，其中两项是中共参政员提出的。董必武等人在《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中，明确提出：“在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我国一切抗战的各党派各阶层，更加精诚团结，为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亲密友爱地共同奋斗。凡妨碍和危害抗战各党派的言论和行动，应受到全民族的谴责和纠正。”“坚持持久抗战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为我国政府反对日寇侵略的既定方针。全国军民，应本此方针，继续努力，以求贯彻驱逐日寇出境的最后胜利，一日不达，则对日抗战之行动，绝不中止。”
1939年2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第三次大会上，董必武等又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提案的核心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各党派给予法律上的保证，对民众给予民主自由，使他们都能够很好地参与到政治当中，以利抗战。这个代表了广大人民意愿的提案立即得到众多参政员的响应，但遭到国民党的激烈反对，企图强行删去核心内容。对此，董必武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后经黄炎培居中调停，得以修改通过，但已面目全非。为表示抗议，董必武两次愤而退席，使在场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狼狈不堪。
通过董必武等人一次次不遗余力地为团结抗战奔走、呐喊，使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增强了国统区各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坚决抗击反共逆流，全力维系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由重庆出逃，公开叛国降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还在继续抗日，但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称要“坚持抗战到底”，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措施和办法。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在各地大搞反共摩擦事件，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
1939年4月到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先后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别是6月12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枪杀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等活埋，制造了平江惨案。
平江惨案发生后，董必武与何凯丰、叶剑英立即电告党中央，提出针对平江惨案的3条措施：刊登追悼启事;给塔斯社发公开文告;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董必武还亲自向社会各界介绍平江惨案的经过，并先后撰写、发表了《献给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之涂罗等十烈士》《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和《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等诗文。8月13日，在红岩村举行的平江惨案被害烈士追悼大会上，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沉痛哀悼被害烈士，强烈抗议国民党的反动罪行，要求国民党严惩顽凶，加强统一战线，挽救团结危机，坚持抗战。这一系列行动，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阴谋，得到了广大群众和中间力量的同情。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按商定的路线北移，突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7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25日，又电示南方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方针，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冲破国民党的层层新闻检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董必武在西安得知新四军在皖南被包围、袭击的消息后，立即按照中央要求返回重庆，继续协助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和重庆办事处的工作。
回到重庆，董必武就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1月18日，董必武应邀到黄炎培寓所共进午餐，就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中共中央采取的对策，向黄炎培做了详尽解释，深得对方的同情和理解。19日，由南方局军事组起草、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在重庆秘密散发。24日，董必武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民主党派的动向。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26日，董必武还挥笔写下“江南一叶是奇冤”的诗句，满怀深情地歌颂叶挺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功勋，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反动行径。
此后，董必武又广泛地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等多次交谈，共同分析局势的发展变化，研究将要采取的对策，积极支持他们要求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的想法和行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清除异己、破坏抗战的罪行，一致要求国民党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停止内战，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极其被动。
蒋介石为制造和平团结的假象，企图利用将于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拉中共参政员来参加，改变其被动局面。中共中央以毛泽东、董必武等7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的自由和职务等。并明确表示在政府未予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严正立场，赢得了民主党派的谅解和同情，却使国民党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直到会议前的头一天，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敦促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再次被严正拒绝。3月2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邓颖超以中共在渝参政员名义发表公开信，提出国民党立即停止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释放新四军全体被捕人员，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等12条临时解决办法，以此作为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
最终，中共提出的条件没有被国民党接受，7名参政员也没有出席参政会，但把问题全部公开化，不仅扩大了12条要求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共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一致对敌的立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行动。
有理有节展开斗争，树立中共的政治威望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董必武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的艰苦斗争，终于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赞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击退这次反共高潮中的杰出表现和贡献。他说：“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位战士，坚持党的立场，有重大的意义，给了国民党以巨大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
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了由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并宣称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5月，由于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等等。紧接着，他们调集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受到严重威胁，局势十分紧张。当时，周恩来奉中央之命调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和整风，董必武便承担起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全部重担。他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开展广泛深入的活动，先后同张治中、刘为章、黄炎培、章伯钧等各方人士晤谈，反复指出国共两党关系只能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爆发内战，只能使日寇坐收“渔翁之利”。同时，他将党中央“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以及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秘密印发给各报馆、外国使馆、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及地方实力派，广泛争取各方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董必武还致电党中央，建议组织力量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中央复电表示赞成后，董必武立即将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质问国民党》一文和陈伯达按中央指示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秘密印成小册子和传单，通过各种渠道向各方散发，还译成英文本送给各驻华使馆和外国通讯社。对此，毛泽东对董必武在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说：“你的工作很得力。”在这次反共阴谋破产后，国民党又在1943年9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责骂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此情况下，董必武请示毛泽东、周恩来，是否可以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16日，中央回电董必武，指示其出席此次会议，并指出：“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和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会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17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再三敦请中共参政员出席本次参政会，并保证国民党不在参政会上反共，还假惺惺地说：“别人已经伸出手，你怎么好意思把手放在口袋里呢?”于是，董必武于9月18日如期出席了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二次会议。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何应钦在做军事报告时大放厥词，在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竟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攻击共产党和18集团军的“不法行为”，如“不顾大局、扩充实力”“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等。董必武听后十分愤慨，依照议事规则，当场提出口头询问，对何应钦的诬蔑，据实逐条驳斥，质问何应钦既是代表军事委员会做报告，为什么对18集团军5年来极其艰苦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功绩只字不提，反诬18集团军破坏抗战?同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18集团军的功绩：政府4年多没有补发一粒子弹，3年来没有发一文钱，而18集团军坚持敌后战，牵制了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扫荡……董必武的有力反击，令何应钦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王善涵、李汉鸣、王亚明等接着频频发难，对董必武的询问进行无理指责。董必武当即严正指出：“今天到底是讨论何总长的报告，还是讨论我的询问?我的询问应由何总长答复。讨论我的询问是违反议事规则的。若不能照规则进行，我声明退席。”在表示严重抗议后，董必武退出会场。董必武严正痛斥何应钦的反共谰言，而后又毅然退席的正义之举，博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大大提高了中共的政治威望。有人欣然提笔写下“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以此表达对董必武的赞佩。
董必武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坚决斗争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策略。1943年10月15日，国民参政会召开三届二次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因为国共紧张局势并未缓解，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不要出席会议，以示对该会通过的反共决议表示抗议。但是董必武先后与王世杰、邵力子晤谈，特别是邵力子表示国共两党关系“应当用政治方法解决，而且是可以解决的”态度后，他随即致电毛泽东：“我不出席第一次会议，在政治上作用不大，因我党已宣布欢迎政治解决，对王、邵的私人关系，恐引起不融洽之感，特别是对邵的关系会影响以后谈话的桥梁。”董必武的这一建议得到采纳。15日，他出席了国民参政会常驻会第一次会议。
在重庆近8年的时间里，董必武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威望，与南方局一道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势力进行了英勇而又机智的斗争，先后击退了他们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作者：黎余 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25 22: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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