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
2023-01-25 23:19:18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说：你们把满山遍野梢林荆棘、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区，变成为陕北的江南。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是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谢你们为党创造出怎样建军、养兵的新办法。

　　王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号召全党学习王震“在六十多年革命生涯中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范”。

　　领着父亲当红军

　　王震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7年上半年，在蒋介石反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前后，王震毅然于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不仅置自己生死于度外，还把父亲引上了一条当时有被杀头危险的革命道路。

　　1908年4月11日，王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放过牛，练过武，曾经流浪街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早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嫌恶如仇、惩恶扬善等思想的种子，是受到外祖父的影响。王震回忆说，在他的一生中，外祖父对他的影响最大。年轻的时候，外祖父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军，习过武，读过私塾，知道不少古今故事。所以，他常常给童年的王震讲金田起义，以及绿林好汉、近代改革派谭嗣同等人的故事。

　　上学后，给王震影响最大的是李紫轩老师。他常常让学生背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诗句，这些修身准则对王震的人格精神影响很大。王震后来回忆童年时曾这样写道：“幼年反抗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李紫轩老师。他和外公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而另一个启蒙老师那就是贫困。”

　　1922年，13岁的王震在二叔的资助下来到长沙寻求出路。很快钱花完了，他开始流浪街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长沙火车站的副站长、共产党员黎湘看中，从此成为一名长夫，在铁路上干各种杂事。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王震被派去散发传单，此后参加夜校的学习。1925年春，成为铁路工人纠察队小队长。这个“小队长”的职位使他有机会结识毛泽东。有一天，王震奉命挑选3名精干的纠察员一同用手摇轨道车把毛泽东送到长沙韭菜园。在护送的路上，毛泽东主动和王震聊天，从个人生活到救国救民。这次护送，不仅是王震与毛泽东建立深厚友情的开始，而且在他年轻的心灵中点燃了一支不灭的火把。

　　王震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家庭受到连累。祖父被反动“清乡团”抓住，严刑拷打，受尽折磨，最后被绑住手脚，扔进放有毒蛇、蚂蟥的池塘里，被活活咬死。两个妹妹相继饿死。父亲王贵财是个敦厚老实的农民，也离家逃难，藏身于大屋山中。1929年10月，王震回到家乡，找到了父亲。父亲虽然受尽屈辱，但并没有责怪王震。

　　在当地共产党员张正坤、苏劳的支持下，王震决定到大口冲夺枪、建立游击队。那天夜里，他们一行6人从大屋山出发，偷袭周家大院。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先放火烧了周家的一个大草垛，趁人们纷纷救火之际，王震等顺利把枪取走。尽管只得了4支枪和一箱子弹，但他们已声势大震。随即成立了浏北特区，王震任区委书记。又成立了浏北特区游击支队，张正坤任队长、苏劳任政委、王震兼任党支部书记。

　　听说儿子在组建游击队，父亲王贵财也报名参加。当时参加游击队并没有很多条件，主要是立场坚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身体健康的青壮年。这些，王贵财都符合。张正坤找王贵财谈话，提出他是一家之主，留在地方，便于照顾家庭，使王震更安心工作。王贵财听后说：“我一家都参加革命了，没有牵挂，也无须有顾虑。古时候有杨家将，戚(继光)家军，我们为什么不能有父子兵?请放心，我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张正坤觉得王贵财说的句句有理，经研究，破例收下了他。将他安排在伙房里做饭、打杂。王贵财虽有意见，还是坚决服从了安排。他想，当了和尚不愁没经念，只要上了队，还怕没仗打?

　　1930年2月，支队决定攻打团防局。王贵财有幸参加了这一作战行动。战斗开始后，他率先带领队友们抢占了反动团总家的大门和正厅，牵制了里面的护兵、团丁的反扑和进攻，给攻打团防局的游击队主力极好地配合。团防局很快被攻下来了，击毙了7名作恶多端的团丁，并缴获了11支枪和两担子弹，取得了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王贵财立了三等功，不久被任命为司务长。《王震传》记载：1930年10月，王贵财又参加红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炊事员，转战到江西万载，1934年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创立南泥湾精神

　　王震以“猛将”著称，在湘赣苏区斗争中曾获三等红星奖章。“猛将”王震总是在革命的重要时刻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党最需要的时刻总是想到王震。1937年4月，王震来到延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告诉他，我们党和红军面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形势，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学习新的军事知识和战争指挥艺术，才能适应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军委从各个部队调来的领导干部，多数同志留在延安上红军大学，还要选送一批同志去莫斯科进苏联红军各军事院校深造，军委决定派你去苏联学习。7月8日，毛泽东约见王震。毛泽东说：“请你王胡子来，非为别事。中央本来决定派你到苏联去学习，昨日风云突变，卢沟桥头打了起来，你就不能去了。”并告诉他：中央作了改组红军体制的决定，第二方面军编为一二○师，王震任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当即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当副旅长可以，当团长也可以，只要上前线打仗抗日就行。”

　　长征胜利后中央机关驻足延安。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长达13年。为确保边区的安全，中央军委调三五九旅回师陕北。王震到达延安后很快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皖南事变后，急需加强延安和边区南线的防卫力量。调你们三五九旅到南泥湾是守卫延安南大门。你们不仅要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还要通过开荒生产，尽快做到生产自给，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毛泽东解释道：军事上坚持“退避三舍”的方针，等敌人完全进来了再消灭。经济上要发展生产。“现在我们经济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投降国民党大家不赞成，二、解散回家大家不赞成，三、困死饿死。出路只有一条，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为了使部队深刻认识垦荒屯田的重要意义，王震领导全旅开展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只有大力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才是增加物质财富，保障部队供给的最可靠的办法;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是为了保卫和建设边区，为了坚持抗战，是同日寇直接作战一样光荣的事。大生产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王震传》记载：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以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从旅长到每一个战士，包括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田。没有房子住，战士们用树枝、杂草搭起简陋的帐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之中。没有粮食，就爬山涉水，赶到100里甚至数百里外去背粮、运盐。没有菜吃，就到河边、山上去挖野菜、打野生动物来解决。没有衣穿，夏天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冬天则砍柴烧煤炭取暖。缺少工具，就运盐到国民党统治区换农具，从倒坍的古庙中抬来破钟，从河防地区捡来敌人轰击边区的弹片，甚至渡过黄河到山西前线运回破坏铁路的铁轨，自己动手，打铁制造工具。

　　王震带头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曾被评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模范，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王震“有创造性”。在王震带动下，各部队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开荒纪录不断被刷新。

　　王震认真贯彻执行“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和农忙生产、农闲练兵、劳武结合的原则，平时在地里劳动，把枪架在地头上，一有情况拿起武器就迅速投入战斗。1944年夏，王震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当记者担心地提问：这些劳动的士兵怎么保持他们的军事技术呢?王震向他们作了介绍，并由一个连现场作了汇报表演。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当场作了如下记录：步枪射击：100米外的1平方米的靶标，372发打中369发。掷手榴弹：全连平均距离40米;攻击课：首先从壕坑打3枪，1分钟平均前进150米，在前进中，扔出3颗手榴弹，跳越障碍和沟堑，用刺刀刺7个靶标。爱泼斯坦把这项成绩告诉了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包瑞德上校说：“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很了不起的。”

　　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把满山遍野梢林荆棘、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区，变成为陕北的江南。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是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谢你们为党创造出怎样建军、养兵的新办法。我们现在能这样说了：我党我军可以抗战到底，彻底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了!可以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还可以宣布一条，从此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解散了!边区政府也不撤销了!

　　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使大生产运动超越其经济意义，上升到建军、建国和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高度，使三五九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使王震成为宝贵的南泥湾精神的主要创立和实践者。南泥湾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为精髓，极大地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生产热情，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中国成立后，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兵团，使兵团建设出现灾难性后果，经济面临崩溃，成为国家沉重包袱。在军队整顿的背景下，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中发〔1975〕11号文件，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

　　1978年2月，撤销兵团建制不到3年，农垦体制就难以为继。为此，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提出了恢复兵团体制的建议。不久，王震开始为恢复兵团建制而奔波。

　　1981年6月30日，王震致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他在信中说：“新疆现有200万人生产兵团，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噶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70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警务。应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番号，实行农工商联合企业，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这样便于新疆军区将驻疆部队集中训练，又握有集中防御力量。”第二天，邓小平作出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包括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内认识并不完全一致。1981年7月8日，王震在中南海接见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等人的谈话中披露说：“我给军委邓主席报告，恢复生产兵团新疆的同志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主张恢复，有的不主张恢复。”

　　为了坚定中央恢复兵团的决心，1981年8月10日至20日，王震陪同邓小平利用休假到新疆视察工作。这是邓小平生平第一次踏上西域大地。邓小平这次新疆之行的主要日程是：5日傍晚，乘专列从北戴河出发。10日，抵达乌鲁木齐。13日至14日，视察了石河子市。15日，视察了乌鲁木齐南山牧场。16日，同谷景生谈话。19日，视察了吐鲁番市。20日下午，离开新疆。在与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的谈话中，邓小平主要谈了八个问题，谈到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问题，邓小平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确有必要，组织形式同军垦农场不同，党、政、军结合。”邓小平这次新疆之行，为恢复兵团建制定了基调。1981年1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恢复和发展，对维护国家统一、保卫边疆，对新疆自治区的各项事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十年来，它作为新疆经济建设的突击力量、保卫国防的后备军、新疆稳定的重要因素、汉族人民支援兄弟民族进行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新疆各族人民和各项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经济发展的“建设大军”、 巩固边防的“铜墙铁壁”、 维护社会安定的“大熔炉”、民族团结的“中流砥柱”等重要作用。对此，王震功不可没。

　　(作者王相坤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25 23: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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