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2024-08-24 10:48:31 来源：《团结报》 作者：兰仁杰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彭德怀在统战工作上有杰出的贡献。西安事变前后，他争取联合东北军，推动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始终坚持采取团结、进步的方针，竭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对华北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他提出改善民生缓和阶级矛盾、广泛武装动员群众的方针政策。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彭德怀为促成、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的彭德怀
西安事变前后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内部分化。长期遭受蒋介石不平等待遇的东北军，要求停止内战、收复故土的意愿十分强烈。这给彭德怀统战东北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彭德怀以高福源为突破口，促成张学良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高福源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长，1935年他在榆林桥战役被红军所俘获。彭德怀为争取高福源，亲自做他的工作并多次前去与之谈话，还请他观看抗日宣传的演出，后来又派政治部的同志继续做他的工作。经过彭德怀的努力争取，高福源最终同意配合工作。彭德怀于是令其前去进行劝说工作，让守军放弃甘泉乃至实行火线起义。几天后，高福源在征得彭德怀等人同意后表示愿意前去洛川说服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向其进一步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高福源不仅在洛川见到了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前来与他谈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学良表示愿意与中共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彭德怀敏锐地察觉到此事意义重大，于是立即致电中央，要求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到洛川与张谈判。此后，中共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逐渐达成协议：“两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延安等地的交通、商业往来等有利于双方加强友好关系的系列协定。”
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如果继续和中共硬拼下去只有拼光老本。随着时局的发展以及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日才有重返故乡的可能性。而南京国民政府中大多数人“勇于内争，怯于御外”，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得张学良不得不另作他谋，这也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出险并准陪同其前往南京。他相信自己将很快恢复自由。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如张学良所预期那样。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虽然下令赦免了张学良，但却将张学良交给军委会严加管束。仅仅两天后，西安方面得到了南京关于整理陕甘军事的具体办法，其中令中央军各部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至西安、宝鸡至天水一带;胡宗南等部仍驻现地;东北军一律恢复12月12日前位置，即全部驻防甘肃。这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绝不打算将西北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心全面控制陕西及其贯穿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显然，张学良回到东北军遥遥无期。
对于张学良的失去自由，东北军各级军官反应强烈，特别是在西安的原东北同志会中那些最受张学良信任的年轻军官，情绪激昂、求战心切。为说服主战派军官以抗日救国大局为重，避免内战，彭德怀和任弼时前往西安与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会晤，并出席了十七路军、东北军代表座谈会。会上，彭德怀向主战派晓以利害，指出与南京开战，更不利于争取张学良早日返回西安。最终会谈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在西安事变刚刚结束，双方互信未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局部的妥协无疑对缓和时局，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华北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基本上停止了正面战场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转而对其实行政治诱降，以期达到分化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国民党对日抗战也渐趋消极，反共摩擦明显增多。面对严峻的形势，彭德怀始终坚持团结、进步的方针，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局，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虽然仍然声称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又秘密下达了一系列防共反共方案，由国民政府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向了反共。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密令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以防其扩大势力;取消中共在冀中冀南的两个行政公署，另外委任专员进行管理。鹿钟麟因此不断与八路军制造摩擦，妄图夺取地盘。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制造军事摩擦，变本加厉地袭击八路军。
为坚持河北战局，维护国共团结，彭德怀前往河北与鹿钟麟会谈。会谈后鹿钟麟有所收敛，但张荫梧反而愈加猖狂，劫掠八路军辎重，制造了一连串惨案。为此，朱德、彭德怀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揭露张荫梧部罪行，要求严予制裁，以利抗战。朱德、彭德怀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下令对张荫梧等部实行坚决反击。迄8月底，张荫梧部大部被歼，被蒋介石派往河北从事反共活动的鹿钟麟也被迫提出辞呈。11月，彭德怀又同朱德下令对主动进攻八路军，企图以武力夺取冀中、冀南的朱怀冰部发起进攻，歼其大部，彻底打退了河北的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由于忌惮中共在山西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下令晋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面对千钧一发的形势，彭德怀立即与八路军总部通报，提出陈赓、黄克诚分别为司令员、政委组织晋豫边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部，统一各方指挥;贺龙、关向应即刻率部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同蒲线以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同时对决死一纵队做了部署，以防反共势力对晋东南的进攻，准备以优势兵力迎击必将扩大的反共高潮。针对阎锡山表面上声言不反共，不反对八路军，其实是想要搞垮新军和牺盟会的阴谋，彭德怀巧妙地提出，既然阎锡山不反共，我们也不反阎。“拥护阎锡山，反对旧势力”，这样既达到了打击顽固派的目的，又给双方留有缓和的余地。在彭德怀的正确部署下，到次年2月底，晋西北地区的反共旧军被全部“肃清”，阎锡山的反共阴谋没有得逞。
在这场对阎斗争中，彭德怀坚决贯彻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有效打击了阎锡山反共嚣张气焰后，继续拥护阎锡山进行抗日，推动了时局趋于缓和，成功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仅是政党的合作，上层团体的联系，其基础尤在于广大底层群众在抗战中相互团结，相互合作。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以及自身实力的壮大，日军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和封锁的力度逐步升级。为此，彭德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着力改善民主民生，广泛武装动员群众，有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下层基础，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8月，全面抗战刚爆发，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要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武装人民参加抗战。然而，国民政府在发动民众和发扬民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少数地区的地方政权颁布了比较进步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大多数没有被执行，或者表面上执行了，土豪劣绅依然操纵乡里，民众负担没有得到应有的减轻。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对此，彭德怀指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苦战，统一战线下层的基础巩固是最重要的事。而想要巩固统一战线的下层基础，应该由民主、民生两方面来着手。彭德怀指出，农民租税过重，工人工作时间过长，工资过低，民族团结绝不会增强。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纠正这些现象，严格地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法令。只有使负担真正归于合理，以实际有效的办法来制裁豪绅，并保障其执行，阶级关系才能缓和，才能一致对外。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就巩固抗日根据地作了长篇报告，提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保障民主等符合敌后抗战条件的具体政策措施，推动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强大的民众武装和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必要条件之一。彭德怀十分重视并积极开展武装动员群众的工作，为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认为：“只有游击战和运动战、正规战配合，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民众武装起来，在后方可以维持秩序、镇压汉奸，在前线可以袭击敌人、配合作战。它的力量是伟大的。”针对抗战中扩军整训出现的错误倾向，1941年3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做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演讲，提出建立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阐述了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作用、相互分工配合等问题。同时明确指出忽视游击战争、吞并游击队是错误的，不利于发动群众。当然，只要地方游击队，不愿游击队逐渐升级为正规军的保守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这不利于运动战的开展。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并推广了这一武装体制。
彭德怀提出的武装群众，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体制，有助于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充分调动广大沦陷区群众抗日的积极性，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团结报》2023年12月28日文史周刊8版 作者：兰仁杰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24 10: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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