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革命一生未虚度
2024-05-24 10:45:51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乔咏梅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他们顽强拼搏、不懈奋斗;视死如归、忘我奉献。其中，有这样一位英雄，他“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暇”，“革命一生未虚度”“虚心待人最为先”。他是毛泽东信赖的“罗长子”，是部下敬爱的好领导，是子女心中的好父亲，这便是共和国开国大将罗瑞卿。

　　亲力亲为创建“窑洞大学” 贡献抗战事业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门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为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培养补充抗战骨干，毛泽东一直在酝酿成立红军大学。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同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教育委员会，罗瑞卿担任教育长一职。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红大成立后，他曾多次将其比喻为黄埔军校，寄予厚望。

　　1937年1月，红大随党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罗瑞卿继续担任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不久，为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党中央决定，让出抗大部分校舍，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这一时期，抗大学员猛增，校舍本就拥挤不堪，如何解决学员住宿问题成为摆在罗瑞卿面前的当务之急。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他了解到陕北自古以来就有因地就势修建窑洞当住房的习惯，于是决定自力更生挖窑洞、建校舍。10月，他向大家作动员报告，提议在现有条件下，向老乡学习挖窑洞，并具体讲了组织、施工方法以及对窑洞大小的要求。随后，便扛起铁锹和镢头，率领1000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上了凤凰山，开始艰苦的挖掘“战斗”。他对工程抓得很紧，每天都会到现场检查进度，对完成任务好的小组进行表扬，不好的进行批评，并手把手传授挖洞方法。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抗大师生共挖成175孔窑洞，超额完成25个。紧接着，他们又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路——抗大路。曾到延安访问的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纷纷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11月14日，抗大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会上，毛泽东将抗大师生挖窑洞、建校舍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并将其题写成匾额，同时谆谆教导，师生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果的原因，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把这两种精神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屡次重创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延安和抗大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面对回复不完的来信咨询，罗瑞卿安排工作人员发布招生简章，上面印有校歌、校风、校训和开设课程;为解答关于校址和设施的疑问，他召集宣传科工作人员，专门请人书写横幅，又在警卫连挑了2名身材魁梧的战士站岗，粉刷了两侧墙壁，再请来延安城里最好的照相师傅，拍下至今广为流传的抗大校门照片。经过宣传，全国各地的抗日青年纷纷来到延安，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新学员。至1938年4月，学员人数已由第三期的1200余人猛增至第四期的5500余人。他们中有学生，也有知名文艺界人士，如作曲家郑律成、贺绿汀等，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子弟，如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等，甚至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国际友人。

　　面对抗大蓬勃发展的局面，在纪念抗大成立2周年大会上，罗瑞卿激动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1939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文章，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 保障党和人民安全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一面是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一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盗匪、烟馆赌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项亟待激浊扬清、重塑社会风气的重任。

　　首先组织了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登记工作，他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还直接领导了北京市的反动党团登记。由于准备充分、广泛宣传，工作仅开展3个月，便登记特务分子3000余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000余名，缴获枪支近百支。与此同时，全国各省登记工作也顺利开展，反动党团组织基本上被摧毁。紧接着，又狠抓打击盗匪和流氓阿飞活动、查禁毒品、打击毒贩、关闭妓院等，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为人们安居乐业、建设家园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举措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纷纷拍手称快。“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办了大好事”“毒害百余年，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千年的冰河开了洞，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除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外，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也是公安部门极端重要的任务。1949年10月30日，周恩来向出席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强调，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为此，罗瑞卿投入了巨大精力，凡是图谋暗害的重要案件，他都会参与案情研究，一丝不苟询问细节，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为做好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经党中央批准，罗瑞卿组建了中央警卫局。在他指导下，对警卫工作中的门卫、出入证管理，首长身边警卫和驻地警卫人员的职责，都制定了相应制度和规则，形成了警卫工作的一套方针，奠基了新中国的警卫制度。毛泽东每次外出或出席各种活动，他都对将要出入的场所、行走路线、乘坐车辆等进行现场检查。甚至要先走一走，椅子要先坐一坐，东西要先摸一摸看一看，力争做到缜密周详，无一纰漏。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个子高高的罗瑞卿，便开玩笑说，川湘子弟大都身材不高，可你我都是长人。看上去你比我还略高些，称得上是个“长子”。此后，“罗长子”的绰号便一直被叫了下去。多年的相随相伴，也让他常常风趣地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甘当“拼命三郎” 为党吃苦谁谓苦

　　1961年初，秘书曾给罗瑞卿作过统计：1960年全年共收文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据他的女儿回忆：“四五个秘书的工作量加在一起都赶不上爸爸的工作进度。经常是下了火车、飞机就深入到基层现场，在颠簸的旅途中，还要看文件，谈工作。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康，回来时却直接从车站、机场去了医院。”

　　在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期间，他主持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建设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国防工业建设的总任务和长远奋斗目标;为落实“以航空工业为突破口”的方针，经常到现场观看飞机试飞;顾全大局，要求部队和国防工业服从国家经济建设;重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上知识分子的作用，号召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到研究、设计、试制、生产的前线去;对国防工业管理体制分步骤进行调整和改革，建立健全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国防工作和武器装备研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涉及方针政策、内外部等各种多变因素。但罗瑞卿迎难而上，总是在工作中追求细致和极致，对每一个因素都反复考虑。在其任职期间，我国国防工业生产、科研等都得到迅速发展：歼6飞机、直5直升机优质过关;舰艇生产从苏联转让制造进入仿制和自行研制阶段;中国第一代107毫米和130毫米野战火箭炮、水陆坦克、轻型坦克先后研制成功，为进一步实现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报告上的批示。

　　不仅是常规武器，他还十分重视抓以“两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技术，协助周恩来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协助聂荣臻为贯彻中央军委提出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1962年9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工业)向党中央报告研制原子弹的具体计划，并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研制必须依靠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协作与支援。1962年10月，罗瑞卿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1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协助做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计划落实。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各方面主要力量得以集中。1964年10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截至1965年，罗瑞卿一度身兼13职，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即便如此，他仍在诗中写道：“为党吃苦谁谓苦。”看到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孩子们心疼不已，总是忍不住劝他。他却说，你们为什么不劝爸爸多做些工作呢?你们知道《水浒传》中有个拼命三郎吗?我就是“拼命三郎”。

　　69岁生日之际，回首一生，他写下《叙怀》一诗：“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前四句回首往事，追忆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革命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后四句则抒发感慨，表现了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邓小平也曾评价：“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5月17日 总第4137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5-24 10: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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