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英,1923年生,湖北黄梅蔡山人。抗日战争爆发时在武昌接受学生军训,考入18军译电班受训。8月任18军11师准尉译电员,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3月毕业于18军干训军官队任11师骑兵连少尉排长。他先后在彭泽、湖口和瑞昌西南地区抗击日寇,战功卓著,擢升中尉,任军长黄维警卫排长,获干城奖章,忠勇勋章。1939年初入中央军校17期受训,1941年毕业派赴云南54军任军长黄维警卫连长。旋调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长林蔚的机要参谋。12月15日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入缅,在毛淡棉(Moulmein)任英17师联络参谋,组织华侨协助英军作战。1942年3月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缅指挥中国远征军,调任史总部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在印缅转战两年有余,1944年攻克密支那后,史迪威被蒋介石排挤回国,王楚英改任新6军14师作战科长,黔南告急,奉调回国,曾率突击队深入衡阳敌后作战,因功获云麾勋章。1945年日本投降,王楚英随冷欣到南京受降。后任14师营长,师参谋主任,代师参谋长等职。1949年任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旋去金门任第5军炮兵指挥官,调入“革命实践研究院”1期受训。1950年任“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高雄警备区及52军参谋长。1952年毕业于“国防大学”战略班,调“国防部”专员。1954年经香港起义归国,现任南京市政协专员。著有《野战炮兵新射击法》、《远程突击战》、《史迪威在印缅战场》等。
人物生平
王楚英,1923年出生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王楚英在武汉读高中,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高二新生要集体参加军训,“七七事变”爆发时,还在武昌湖北省大中学生军训部队受训的他,毅然考入了18军干训班,学习翻译电报。
一个月后,“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打响。王楚英第一次穿上军装,被安排到了18军11师33旅,赶赴上海前线。淞沪会战是王楚英第一次亲眼看到炸弹在身边炸响、子弹从头顶飞过,他起初吓得浑身发抖,后来看到周围的老兵们胳膊都被子弹打断了,哼都不哼一声,依旧沉着应战,他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还主动跟着去抢救伤员。这一仗后,少年王楚英升任33旅特务排第二班的班长,后又在攻克罗店的战斗中任特务排长,指挥所部与日军恶战83天,两次被创不下火线,多次完成艰险任务,毙敌数百,其中还出计用扁担捆绑炸药包炸毁了敌人三辆装甲车,创造了军事奇迹,被18军军长罗卓英称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因才智出众、战斗表现出色,王楚英被调任叶佩高的专职译电员。
淞沪会战后,他转战皖南,多次到敌后作战,因英勇善战,获忠勇勋章、干城奖章。为了弥补军事理论不足,1939年初,王楚英考上了黄埔军校17期,1941年毕业后,至54军任军长黄维的机要参谋兼特务连长,不久被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点名要去,任其机要参谋,并协助参谋处少将副处长侯腾起草《保卫滇缅:路作战计划》《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及《组织“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中英联军作战实施办法》,在此期间,王楚英还参与筹建了“侨务人员训练班”,负责该班的招生和教育计划策定等工作,并担任联络员兼游击战术课教官。
1941年12月15日,王楚英随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入缅,并奉命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任队长。1942年1月,志愿队在毛淡棉破获了日军的一个情报站,侦破了日谍要炸毁英舰“奥马哈号”的阴谋,并从中了解到日军作战的一些特点。王楚英写了一份作战报告,由于报告的内容对中国军队的未来作战很有启发,最后被呈送到蒋介石手上。1942年3月3日,蒋介石在缅甸腊戌行辕召见了王楚英,和他交谈了约一小时。随后,他被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点名调任其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3月中旬,王楚英参加了仁安羌战役,这是中国远征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以少胜多轰动了世界。5月,第5军杜聿明决定穿越野人山回国,奉命为第5军殿后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将部队拉往印度,后改称为驻印远征军。王楚英和部队一起,在印度静静地等待着反攻时刻的到来。随后,中国驻印军在兰姆迦重新整编为新一军,史迪威任总指挥,王楚英随其征战两年多。
1944年10月,史迪威回国,不久,王楚英调任新6军14师作战科长,从缅甸回到国内。1945年4月,他在湘西唐湾,率突击队深入敌后,和日军打了最后一仗,获云麾勋章。此后,日本宣布投降,王楚英随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冷欣赴南京受降,在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上,负责会场的警卫工作,成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抗战胜利后,王楚英继续留在了军中,先后担任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小金门守备区炮兵指挥官兼炮5团团长,还曾入“革命实践研究院”1期和园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1期受训。1949年王楚英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先后任“陆总”办公室主任、高雄守备区和52军参谋长。1952年考入台湾国防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国防部”战略计委会专员和“总政治部”第5组组长。1954年,蒋经国派他去香港公干。到香港后,王楚英想方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随后放弃高官厚禄、优越的生活,回到了南京。回来后,他一直在南京市勘测设计院工作,担任工程师一职。
1980年,王楚英被安排到南京市政协文史办,负责回顾和整理研究历史,由此走上了撰写远征军历史的道路。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以国民党为主力的正面战场得到了正视,大大鼓舞了王楚英的写作热情。随后,王楚英还应邀先后到扬州、重庆、云南等地参加有关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讲述远征军历史;北京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军事战史时也曾来找过他,《百年潮》杂志还发表了他的回忆录,这都使得他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
21世纪初,王楚英已到耄耋之年,本该享受清闲日子了,可是他却说,两年半的远征军生涯虽在他八年全面抗战中只占了约三分之一时间,但这短短的两年多的经历却让他永生难忘;如今,像他这样在世的抗战亲历者、见证者不多了,他希望把这些记忆尽量完整地留下来。就这样,他一边凭借自己的记忆,一边费尽心力地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反复查找资料,用自己的笔记录这段历史,为中国远征军树碑立传。2009年6月13日上午,凝聚着王楚英多年心血、32万字的《军碑一九四二》一书在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举行首发仪式,该书是国内一部比较全面完整叙述中国远征军战史的著作。此外,王楚英还著有《野战炮兵新射击法》《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等著作。
如今,作为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活历史”,王楚英还一直致力于弘扬爱国革命精神,在支部集体活动及省、市各种纪念座谈活动中,他向青年民革党员们讲述自己亲历的抗战岁月,勉励大家铭记历史,面向未来,传承前辈精神,为建设祖国努力奋斗。
人物争议
近年来,王楚英的“口述历史”遭到有关研究人员的严重质疑,认为王楚英在《军碑一九四二》一书中所描述的事迹 “......温盖特空难经过,与《温盖特传》里描写的完全不同......” ,另外两段“显赫”的经历,淞沪会战和南京的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也只出现在其自己记述里,得不到相关历史资料和在世现场亲历人士的旁证,有臆造历史之嫌。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3-03-08 16: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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