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抗战精神】
2023-07-14 16:37:05 来源：华文出版社 点击： 复制链接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等，笔名右任、骚心、大风、半哭半笑楼主、关西余子等，被尊称为“右老”。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于右任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被陕西学政目为“西北奇才”。1903年中举人，任商州中学堂监督。1904年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被清廷通缉。旋赴上海，入震旦学院师从马相伯。1906年赴日本考察报业，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宣传反清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次年流亡日本。1918年返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与豫、陕等省军阀苦斗四年。1922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学。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赴苏联动员冯玉祥回国重建国民军，同年参与五原誓师，被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后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并在抗战时期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1948年参与副总统竞选，未果，次年被迫赴台北。晚年诗作眷念大陆之情颇深。1964年病逝于台北。
于右任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一生参与创办、改建了渭北师范学校、三原中学、复旦公学、上海大学、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校。他善书法，喜作诗，是中国近现代重要的书法家之一。辑有《标准草书》《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等。
人物生平
贫寒出身
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的一户贫寒人家里。因为他是午后4时左右诞生的，属于申时，所以父母就给他取乳名叫“申生”。他的大名叫“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之意。后来他改字佑任，又作右任，遂以此行世。于家祖籍泾阳县东乡斗口村，当地人称为“斗口于家”。于右任因自己出生在三原，后来又在三原读书应试，便著籍为三原人。
于右任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父亲于宝文长期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岳池等地当学徒，母亲赵氏是甘肃静宁逃荒到陕西的饥民。于右任两岁时，母亲病逝，遂由伯母房氏抚养。他七岁人私塾，十一岁时随名儒毛经畴读经书、习诗文。
求学时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于右任以案首(第一名)成绩考入三原县学，成为秀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叶尔恺在传见于右任时，授以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勉励他关心国际形势。经叶尔恺识拔，于右任声誉渐起。其时于右任还受教于朱先照、刘光蒉等人。沈卫接替叶尔恺后，对于右任亦十分器重。时逢陕西大旱，饥民死亡甚多，沈卫在三原开设粥厂赈救，特调正在宏道书院读书的于右任为粥厂厂长，这是于右任步入社会之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粥厂事务结束后，沈卫送于右任到西安陕西中学堂就读。
因言获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于右任考中举人，嗣后应商州知州杨宜瀚之邀，赴商州任州立中学堂监督。
当时义和团运动兴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出逃西安，于右任参加“跪迎”，总结感想，写了大量抨击时政、忧国忧民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在三原印行。其中有诗说：“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影射慈禧太后。三原县令德锐看到诗集，立即上报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从前对于右任指斥时政的言论已有所闻，又得德锐密报，遂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上奏清廷。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清廷密旨拿办于右任，其时于右任在开封参加会试，接到家信，迅即逃往上海。
于右任到上海后，化名刘学裕，得震旦学院监院马相伯之助，入该学院读书，且免收其学膳费。他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干预校务，引发风潮。马相伯愤而辞职，进步学生亦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马相伯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筹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同年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许多人忿然回国。于右任与王敬方等又发起筹办中国公学，使返国学生不致失学。他还任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员。
投身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业务，在东京由陕西留日学生康宝忠引荐结识孙中山，11月经胡汉民、康宝忠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对于右任十分器重，委任他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的同盟会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2日，于右任任社长的《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发行，销路甚畅。宣统元年(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创刊《民呼日报》。《民呼日报》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陕西官员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陕甘官员以甘肃赈款事罗织罪名，上海租界当局于8月2日拘捕了于右任，后事实大白，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租界当局释放于右任，却明令将其驱逐出租界，并吊销《民呼日报》执照。但于右任并未屈服，10月3日，他创办的《民吁日报》又在《民呼日报》原址发行，因不便公开出面，便以范光启为社长。不久，租界当局又以该报发表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驻朝总督伊藤博文的消息为借口，查封了《民吁日报》。在沈缦云等人的大力资助下，于右任筹办的《民立报》于宣统二年(1910年)10月11日问世。《民立报》资金雄厚，以于右任、宋教仁、张季鸾等为骨干，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于右任以“骚心”“骚”等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掩护宋教仁的革命活动，在宋离沪期间，他还以宋教仁的笔名“渔父”为名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誉。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于右任与陈其美等人组织武装力量，制定起义计划，为上海的光复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因交通总长汤寿潜未到任，他实际主持部务。在任期间，创办沪宁铁路夜车，开创中国夜间通火车的先例。不久，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于右任回上海继续主持《民立报》。
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迫停刊，于右任流亡日本，从事反袁斗争。次年(1914年)回国，奔波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以卖字维持生活。
陕西靖国
民国七年(1918年)春，胡景翼等人起兵在三原组成陕西靖国军，反抗依附段祺瑞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为统一靖国军的行动，8月于右任由上海回陕西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领导缺饷少械的靖国军与五倍于己的敌军进行艰苦的斗争。他置生死于度外，在致上海友人的信中写道：“故人厚我，当捡我骸骨于战场灰烬中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尽力关怀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了解学校情况，组织三原县城各校轮流举办学术讲演会。他把自己有关新教育的设想及改造社会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在复信中赞扬说：“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
襄赞合作
陕西靖国军解体后，于右任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13日到上海，随后向孙中山汇报了陕西靖国军的成败始末。于右任根据自己和孙中山遭受挫折的深痛教训，很想投身教育界，培养一批有益于国家的人才。恰在这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驱逐不称职的原任校长，请于右任出任校长。于右任接受所请，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10月23日，上海大学召开成立会，于右任到校就职。为办好上海大学，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人通力合作，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等人在该校任教，使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31日，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任命于右任为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于右任非常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进行革命的政治主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此革命期间”“合则两益，离则两损。”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于右任参与密谋，并于11月应胡景翼之邀请赴北京。12月，孙中山亦应冯玉祥、胡景翼等人邀请到京，任命于右任、汪精卫等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政务。孙中山在京病重住院期间，于右任参加了《总理遗嘱》稿的讨论。次年(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于右任题赠挽联。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于右任为委员之一。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任命于右任为内务总长，未就。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五月间，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请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响应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解除河南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重兵围困。于右任欣然同意，7月抵达莫斯科。在苏期间，受到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接见。在与冯玉祥商讨计划后，先期经蒙古回国。9月16日，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参见词条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同时迅速组成以冯玉祥为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接着，于右任指挥大军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入陕西。11月下旬，刘镇华部全线溃退，解了西安之围，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于右任主持陕西军政期间，西安一度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城市，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誉。
支持抗战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二次会议上，他连任中央执委会常委，还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任审计院院长。9月，担任私立南通大学校董(1930年更名为私立南通学院)。
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起，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长达三十余年。
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始，他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爱国活动。他以监察院院长身份，组织战区巡察团、战区风纪巡查团、战区行政工作考察团，派赴各地视察伤兵、慰问民众，对战时医院的伤兵治疗、难民安置等工作进行检查。于右任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他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颂扬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右任从女婿屈武口中得知事变真相，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合作的行动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
于右任书法声誉很高，对抗日前线归来请他写字留念的将士，有求必应，且不让别人代笔。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省旱灾严重，于右任卖字捐款八十万元，比当时各界给河南捐款的总数还多四十万元。
太平老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右任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国内问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曾设宴款待，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因新疆政府改组，蒋介石派于右任代其前往新疆监誓。作为西北耆宿的于右任作风乎易近人，故在新疆的十余日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于右任参加中华民国副总统竞选，获493票，在6位候选者中排名第4，在首轮投票后即落选。
1949年2月，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等地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协商和谈事宜，代表团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赴机场迎接。3月26日，于右任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因不能摆脱“正统”观念，所以在一片“挽留”声中，仍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4月，国共和谈正式在北平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嗣因情况变化，未成行。周恩来曾请屈武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和平协定》，希望他留在南京，与张澜等人组织新政协。
思乡之情
南京解放前夕，他被逼迫前往上海，又受次子一家牵连，无法脱身，只得南下广州。好友李根源曾云南来电，邀他赴安宁县附近暂住，他复电准备去，但未成行。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从台湾赶到重庆，冀与妻女在渝会晤，但因交通不畅，妻女在山城等候数日，去了成都，于右任才赶到重庆。眼看无法会面，他只得于11月29日(次日重庆解放)乘飞机到台北，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大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失去了留居大陆的机会。
在台湾时，于右任继续担任台当局的“监察院院长”，直至去世。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凡40日。此次病后，行动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未获准。所以，他在1953年的“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因此可见其心情。
1957年12月，他亲临“监察院”主持会议，弹劾贪腐严重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引发舆论震动，使俞鸿钧颇为狼狈，但次年初遭蒋介石讲话否决。自此之后，于右任寄情于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每日到“监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阅文件。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后送去台)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而于右任到台后已年逾古稀，常有思乡之情，创作了《望大陆》等诗作。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时8分，于右任在台北因病与世长辞，终年86岁。
主要影响
教育报国
于右任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华民国建立后，他相继创了办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学校、三原中学、民治学校和地方自治讲习所。1922年与邵力子等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任内，主张以改造社会为目标;主持成立评议委员会，分设社会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系及美术科、中学部和俄文班;聘瞿秋白、邓中夏、陈望道等来校任教。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期间，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1934年，在杨陵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校长。1939年，在岳池捐资修建新三中学(今岳池县第一中学)。
书法成就
于右任擅长书法，得力于魏碑中的《郑羲碑》《石门铭》等，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还善草书，以碑入草，尤于唐代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用功甚勤，造诣甚深。其书用心布白，于宽博潇洒中别具神韵。
于右任在20世纪30年代的书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倡草书，曾创学书研究社，出版《学书月刊》，编撰《标准草书》，并身体力行。在现代书法界中影响甚大。这无形中增强了草书的社会基础。
爱国诗作
《望大陆》(又名《国殇》)
《右任文存》
《右任诗书》
《故山别母》
历史评价
柳亚子：“落落乾坤大布衣。”
林语堂：“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刘延涛：“《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
陈祖华：“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杨吉平：
于右任草书是怀素小草的继承和强化，他解决了小草的碑化问题。
于右任草书，用笔纯为中锋，线条较为纤细(尤比其行楷书纤细得多)，而圆劲一如行楷。这显然是于先生深厚的魏碑功底的作用。
于右任草书的意义在于，他第一个将魏碑和小草书打通成一片，为碑学开创出一个新境界，为后人开拓了一条新途径，使后来的习碑者避免了许多盲目的探索，为二十世纪碑派书法大师。
李志敏推崇于右任“雄强深厚”的草书。
王震在纪念于右任逝世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说：
于右任先生是一名爱国志士，尤其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赞成国共合作，盼望祖国统一的诚意。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于先生就在《东方杂志》上著文，强调国共合作救中国，反对当时的反共逆流。他坚信“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并对此矢志如一，从不动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于先生曾赠给蒋经国先生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在祖国统一大业犹未完成，海峡两岸仍处在人为的分割之中的情况下，这副对联对蒋经国先生更有金玉良言的意义。
王震说，今天我们集会纪念于右任先生这样一位真诚爱国、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的政策是极其真诚的，不论什么人，只要他爱国，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轶事典故
竞选副总统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对手有桂系军阀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宪政督导委员会”会长莫德惠等。他认为副总统这一席应该给北方人，所以参加了这次竞选。当时，竞选副总统的各方有的有蒋介石的支持，有的有地方实力作后盾，而于右任则两者皆不备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孙科、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设法为自己拉选票。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就要投票的前一天，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国民政府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到493票，在6名副总统候选人中居第4位(前三名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并称赞他有民主风度。
君子之交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
于右任在台湾时，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曾找许多人广泛收集他的作品。
美食佳话
于右任，祖籍陕西省三原县，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在县城明德亭餐馆品尝地方风味菜点。这餐馆有煨鱿鱼丝、干煸鳝鱼、白封肉、疙瘩面;有外形如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口感油而不赋，清爽利口的金线油塔;有由唐代《烧尾食单》中的“见风消”(油浴饼)演变而来的泡泡油糕，色泽乳白，表面膨松，如轻纱、蝉翼，有密密麻麻的珍珠小泡，其味花芳醇香，入口即消，其形玲珑剔透，酷似巧制绫花。于氏对这些菜点的制作技艺和风味特色倍加赞赏。他乘兴为该店挥写了“明德亭”匾额和“名厨师张荣”的题词，从而使这家创建于一九三一年的餐馆，蜚声遐迩，誉满三秦。
一九二一年清明节，他亲临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这酒店有由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糟”演变而来的黄桂稠酒。
当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李白斗酒三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酒和“贵妃醉酒”的酒，就是没有加浆的“撇醅”稠酒。此酒酒精成分含量为15%，汁稠似乳，色白如玉，入口绵甜清香，酒味浓郁醇厚，饮后口齿流芳。风味独特的美酒使这位书法大师为倾倒，饮后啧啧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徐家将之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在古城传为佳话。
一九四二年入蜀途中，于右任以陕南宁强县，品尝了县城里著名的王家核桃烧饼。此饼清朝时曾作为贡品，它是以面粉、核桃为主料，配以油、盐等辅料制成的，酥脆油香，回味悠长，营养丰富。于氏食后赞不绝口。随后，这家店生意日益兴隆。
一九四七年夏，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毕业，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各省观摩学习。到达南京后，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在大院之内，花坛四周，摆满了众多的摊担：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于氏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就餐，宛似今日的自助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饶有兴味的是，在江苏省太湖之滨，灵山下的吴县木渎镇，有一家著名的“石家饭店”。店里十大名菜中，有一道菜叫“(鲃)(鱼市)汤”。此菜原名“斑肝汤”。系采用太湖特产斑鱼的肝，辅以火腿片、香菇、笋片等，用鸡清汤烧制而成。一九二七年，于氏偕夫人游西湖赏桂，归途中在石家饭店尝了“斑肝汤”，食后，他即兴题诗：“老桂花开天下香，香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鱼市)汤。对(鲃)(鱼市)汤有人分析，于氏是陕西人，对“吴侬软语”听不真切，故误写了。以后，又由于他的书法颇负盛名，加之诗也写得有韵味，“(鲃)(鱼市)汤”反而取代了“斑肝汤”而流传至今，在烹饪界传为佳话。
一生清廉
“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这是台湾报刊在于右任逝世后的报道中，赞誉于右任高风亮节清廉洁贫的诗句。原来，于右任生前有一个铁箱，放置私用物品，他曾对亲友表示，此箱等自己逝世后才能开启。因此，铁箱中放置何物，从无人知晓。1964年11月10日中午，于右任呈弥留状态时，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王文光、刘延涛、陈肇英及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于右任的预嘱，会同打开了这个铁箱。
铁箱开启之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于右任生前一些日记之类的记述，不仅没有珍贵珠宝，甚至连张股票、证券也没有。更令人难过的是仅有几张帐单。其中有于右任的三公子中令于同年上半年出国留学时向人借款的帐单;有因平时手头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40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3万多元钱的帐本。在场的人们感动得哽咽不止，连平时最爱“挑剔”人的记者们，也热泪盈眶，大声哭泣。
于右任去世后，人们还称颂他是“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
临终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直至去世，他都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人际关系
父亲：于宝文长期在四川江津、岳池等地当学徒。
母亲：赵氏，甘肃静宁逃荒到陕西的饥民。
配偶：高仲林(发妻)，沈建华
长子：于望德
长女：于芝秀
女婿：屈武
主要作品
于右任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他的诗文、讲演稿、墨迹，由有关人士编为《于右任先生诗集》《于右任诗歌萃编》《于右任先生文集》《于右任文选》《于右任先生演讲集》《于右任墨迹选》《于右任草书集》等。今人也有部分著述辑录其作品，如《于右任集》等。
后世纪念
故居
于右任故居位于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是于右任16岁时他的父亲用多年积蓄所购置，作为他攻读诗书精研古今之地。该故居原占地2008平方米，分为中院、祠堂和磨房，后屡遭破坏，1999年7月为了使于右任故居得到妥善保护，三原县人民政府公布于右任故居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于右任故居文管所，并拨专款进行了全面维修。修复的面积只有700多平方米，该故居主要包括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曾住过的“三间老屋，一株老槐”的小院和于先生的恩伯母房太夫人曾住过的厢房。在小院内布置有于右任生平事迹展和卧室复原陈列展。于右任先生生平事迹展，以丰富翔实的照片和实物资料记录了先生伟大的一生。卧室复原陈列有先生睡过的土炕和几件简陋的桌椅，桌上摆放有于右任先生曾经用过的茶罐、食盒、镜子。
于右任在这所院子断断续续生活了25年，也是在这所院子居住时写下痛斥慈禧太后的“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的诗句。
纪念馆
1992年，三原各界群众、单位、台湾标准草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等各界人士筹措集资兴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1997年11月10日开馆，占地10亩，主楼三层，仿古建筑2700平方米，该馆内树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创修记”碑及六角碑亭，“于右任先生纪念碑”及六角碑亭，双亭并峙，黄瓦红柱，六角飞檐，亭子周围修建于右任书法碑廊14间，砌树“千字文”、“拐子马”、“满江红”及著名书法碑石20多方。该馆主要包括“于右任先生爱国事迹展”“于右任先生墨品展”“现代书法展”三个展厅。
于右任先生墨品展：陈列于右任先生各个时期的楷、行、草书作品、亲笔书稿、海内外出刊的于先生诗文、书法版本等150多套件，习仲勋、马文瑞、屈武、赵朴初、张爱萍及台湾陈立夫、蒋纬国、林洋港、孔德成、原标准草书社成员等名流大家的题词书法等30余件。
现代书法作品展：该展厅展出全国各地包括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著名的书法家(沈鹏、萧劳、刘艺、李普同、金泽子卿)的书法、篆刻作品130件，并开辟“茹欲立先生书法陈列室”，展出茹欲立先生的文稿、手札、书法作品60多件。
纪念活动
1984年11月10日， 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和文化组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真诚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于右任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刘澜涛、王昆仑、缪云台、赵朴初参加了座谈会。
2021年3月18日，为纪念国家文物局颁布书画作品限制出境20周年，由荣宝斋画院、于右任国际书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旷代草圣于右任书法展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荣宝斋画院举行。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3-07-14 17: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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