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报国男儿肯后时手挥慧剑斩情丝】
2024-03-01 09:25:48 来源：华文出版社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现代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
张元济出生于书香世家，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参加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此后虽曾供职学部、外务部，一度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但主要居于上海致力于文化事业，曾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南洋公学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在上海逝世。
张元济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为中国近代出版、文化、教育、学术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宗旨，其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的举措，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张元济于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867年10月25日)出生在广东广州。籍贯浙江海盐。
海盐张氏系浙西望族，始祖张九是南宋理学名臣。自张元济九世祖拓建涉园，以藏书、刻书为恒业，后人继承祖业，使该地成为一方名胜。涉园兴废对张元济一生的学术活动影响甚大。
张元济幼时在粤东度过。他七岁入塾读书，先后从孙钺、汤海帆、朱艺亭、马法、陈楚白、范鸿诰及姨丈刘允中就读，以后又与兄弟一起拜舅父谢榴生为业师。
光绪六年(1880年)，十四岁的张元济随母亲举家返回原籍海盐。第二年，父亲张森玉去世，家道中落，靠着母亲与妹妹针黹所入维持生计。光绪十年(1884年)，他应县试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张元济曾进京参加乙丑乡试复试，自称“受知于吴县潘祖荫”。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赴京参加壬辰科会试，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科有蔡元培、叶德辉、唐文治等。散馆后被分到刑部贵州司任主事。
参与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张元济痛感国家安危不保，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他与强学会人员频繁来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8月，张元济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分掌文书。在北京时，常往陶然亭，同文廷式等议论朝政，力主改革。张元济钦慕西学，主张“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之路。翌年(1897年)初，与陈昭常等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习英文、算术等新学，以期培养人才。同时，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以求启迪民智，希望学习西方“有用之学”，求得国家的自强。此外，他还给光绪帝提供一些新书，使之认识到传播西方知识和实践现代教育的重要。同年与严复订交，早期思想颇受其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张元济得到维新派领袖徐致靖的保荐，和康有为等受到召见。9月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提出五条建议：1.设议政局;2.融满汉之见;3.通上下之情;4.定用人之格;5.善理财之策。继后又上折，请“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建议裁汰冗员，并且不要把旧衙门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门任职，以拔擢真才。因此，张元济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他鉴于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预感对维新将有“反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活动。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矿铁路总局当差。
戊戌政变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他遂在同年10月下旬携家离京定居上海，在李鸿章举荐下，应盛宣怀之聘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任译书院院长。嗣后，慈禧太后曾下诏让他回京做官，他婉辞未应。
教育救国
对官场十分冷淡的张元济，决心实践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他在译书院与严复合作，由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出版，并付高稿酬，开一代风气之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学总理。翌年(1902年)1月，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旬刊，介绍国际动态与知识，主张“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学设经济特科班，聘蔡元培为总教习，胡仁源、黄炎培等任教习，学习西方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同时，还帮助商务印书馆开展译书工作，并成为商务的股东。
商务印书馆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创办，数年中曾印行过一些书籍，但因质量不高而亏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增设编译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长。翌年(1903年)冬，蔡元培因“苏报案”离沪去青岛，此时张元济也因不满南洋公学的官僚习气，辞职转入商务工作，接任编译所所长。他鉴于商务人力、财力、技术和经验的不足，毅然建议与日本书业商金港堂合资。同时聘请蒋维乔、杜亚泉等一些懂新学的学者任编辑，请严复主持翻译世界名著，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沟通中西文化;并从日本请来教科书编辑专家长尾桢太郎等任顾问，和高梦旦等广泛搜罗访求蒙学课本，出版教科书，编成中国最早的《最新教科书》。商务《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并配有教师用的教授法，远远超过旧的蒙学课本。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又与蔡元培等编辑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后，张元济用人唯贤，善于网罗进步人才，加强编辑力量，相继出版各种课本、教授法、参考书、文学作品等千余种，为中国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十年之间，使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所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因此，张元济堪称中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步入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功臣。
支持立宪
当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实践其“昌明教育”“开发民智”之际，国内政治风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宪派同时展开活动。张元济站在立宪派一边鼓吹宪政，希望通过改良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理想政府。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他与张謇等敦请军机大臣瞿鸿禨倡导立宪，促清廷颁布诏令施行“预备立宪”。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的各省保路运动中，张元济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此年7月，他与汤寿潜等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董事会董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外交部奏调开办储才馆，被派充为提调。在京数月内为学部、外务部草拟各附录类章程、办法十余件。清廷设立邮传部时，曾让张元济出掌该部，他推辞未就。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团赴京请愿，获不以浙江铁路为抵押品的胜利。年底，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张元济辞去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0月，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会副会长。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和周晋镳等十八人任该会职员。与此同时，通过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鼓吹宪政，并出版一系列新书传播国家主权、公民权、代议制、地方自治、个人主义等政治思想。同年，主持出版伍光建译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是为中国白话翻译小说之滥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张元济参与编校《辞源》，历时八年完成。
宣统二年(1910年)3月至12月，张元济进行环球之行。
与时俱进
宣统三年(1911年)，与人在上海设立法政杂志社，并创刊《法政杂志》;赴京出席中央教育会各次会议，被举为中央教育会副会长。7月，作出选印古籍丛书之决策。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元济代表浙江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上海商议成立共和政府的阶段会议。同时还和张謇、汤寿潜等经常聚会，策划一面和袁世凯谈判，一面劝告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渐入民心，张元济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为了适应民初教育发展的需要，他及时整顿商务教科书的出版，“重订共和教科书”，出版新字典，并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推进商务的发展。是年起，锐意搜集全国方志，十余年间收得二干六百余种，共二万五千六百余册。
民国三年(1914年)，夏瑞芳去世，张元济一度任总经理，到民国五年(1916年)改任经理。任职期间，对商务进行改革，新设总务处统管印刷、编译、发行三部;生产教学幻灯片，开办函授学校;先后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期刊，使商务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式文化企业。
民国五年(1916年)，受邀任华法教育会名誉会员。
新文化运动时期，张元济顺时应变，将商务的出版重心移到学术丛书出版上，重用陈独秀、茅盾、郑振铎等新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宣传妇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反对军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民国九年(1920年)4月，张元济辞去经理，改任监理。此间，他摆脱了许多日常事务，对商务实施科学管理，全面监督商务的出版业务。在其主持下设计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编辑《新法教科书》一套八册，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并将私家的涵芬楼藏书改名东方图书馆，公诸社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27日，张元济发表辞职启事。7月，改任董事长，正式退休。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与张一鏖、马寅初、赵紫宸共同被东吴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退休后，张元济仍然惦记着商务的发展。为了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影印古籍，曾亲赴日本访书，借照孤本秘籍46种携回;并亲自参加选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编校了近人文集、日记、古籍多种，解决了大量历史问题和版本上的舛错。还和工人一起研究“传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从民国五年(1916年)起，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先后编印有《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对古籍的抢救整理贡献极大，为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7]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民国二十年(1931年)，被聘为影印宋版藏经会名誉理事。
爱国之心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随后，他不顾年迈挺身复出，以董事长身份参与商务的复兴，召开董事会组成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亲任主席。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27日，被推举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发起人之一。7月5日受聘为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4日，任上海市图书馆董事会董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任上海文献展览会名誉理事。
当日军侵略华北日亟之际，张元济满怀爱国热忱用白话文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1936年)一书，以历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慷慨陈词，提倡民族精神，培养民族人格。同时先后在《大公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营私舞弊，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对国民党愚民统治的认识。
全面抗战开始后，张元济留在上海。他秉持民族大义，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日军派员前往求见，他拒不晤面，长期韬隐于沪上。在沦陷区生活日艰的情况下，张元济以鬻字卖文贴补生计，曾打算出卖住宅，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苦心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与叶揆初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鼓励私人捐赠藏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卖字生涯并没有结束，在卖字中不忘“启迪民智”，书写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条幅教育人。同时极其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他被推为商务印书馆新一届董事会主席，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商务的业务。因总经理王云五辞职去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总经理一职由国民党的朱经农接任，但朱经农挂名不办事。张元济对这种官僚习气深为不满，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迫朱经农去职。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内战民主运动高涨，张元济给予支持。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联合陈叔通等九人，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支持学生的斗争，要求实行改革，谴责当局镇压学生，要求速即释放被捕学生。
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在反美扶日斗争中，张元济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同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理由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9月23日，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以院士身份发表演讲《刍荛之言》，公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指出内战是“兄弟阋墙”，使国家精疲力竭。其间，他还经常写诗，表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当局对张元济进行威胁，指责他“为匪张目”，“同情共产党”，但张元济不为所恫。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合众图书馆，张元济闻讯，亲自前往交涉，坐镇维护，迫使军队撤走。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他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5月底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无比喜悦。8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告诉张元济，中共中央决定请他作为特邀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9月6日，张元济北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9月30日，当选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12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还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他毕生满怀爱国热忱，尽瘁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以年耋之躯，热情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并编校《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
耄耋病逝
1959年8月14日晚8时4分，张元济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91岁(未满92岁，虚岁93岁)。此后，由朱德、江庸、沈钧儒、李维汉、陈丕显、陈叔通、陈毅、邵力子、胡厥文、赵祖康、荣毅仁、徐森玉、梁思成、郭沫若、彭真、黄炎培、顾廷龙等组成治丧委员会。8月17日下午，张元济的公祭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隆重举行。礼堂大厅里悬挂着他的一副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朱德、周恩来、彭真、陈毅、柯庆二、李维汉、郭抹若、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敬送花圈和挽联。由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致悼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张元济生平事迹。共有200多人参加公祭仪式。当天下午，张元济的遗体在静安寺火葬场火化。9月，其骨灰安葬于联谊山庄公墓，陈叔通题墓碑：“浙江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墓”。
主要影响
编辑出版
新编教科书
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时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被废除，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是大家围坐一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1901年，他组织编纂了《最新小学国语教科书》。无论是内容、观念，还是体例、插图，这本教材的水准都明显高于市面上已有的教材，于是面世后一炮而红，三四天就销完了首印4000册。很快，商务版《最新教科书》系列占据了全国课本供应量的80%。蔡元培在1914年回顾这套课本的影响时说，“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普通之教育……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民国元年(1912年)，商务又编纂了《共和国教科书》，推崇爱国、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等理念，紧跟时势。《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十年间，销量达七八千万册之多。这两套教科书，加上1922年的《新学制教科书》，这三大教科书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外，他还推出《班级教科书》《女子国文教科书》《特殊学校教科书》《职业教科书》等。
广集人才
张元济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后，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除编辑教科书外，张元济还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其中《小说月报》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影印古籍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编辑
《四部丛刊》从民国四年(1915年)开始酝酿，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是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各派混战和日寇入侵的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
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顾廷龙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编辑思想
编辑宗旨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中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创新意识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
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八年(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民国十年(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的编辑思想。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辑原则
他的编辑原则十分明确：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扶助教育，“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一二年后当可出版。”整理编校古籍，更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是时图书市场充斥着如《星期六》之类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杂志，他是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些荒诞低级、黄色淫秽的书刊的。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利”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撰”，“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衲史》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后人借鉴。
编辑重点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
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藏书故实
张元济一生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民国十三年(1924年)名为“东方图书馆”，民国十五年(1926年)对外开放。民国十八年(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000余册，舆图、碑帖5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毁。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书散佚，对这些书予以著录。解放后，请顾廷龙帮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楼烬余书录》。并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校印有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正续篇，辑《续古逸丛书》等几十种，刊刻古籍数千种。私人藏书颇富，先世已有藏书，他搜罗益勤，尤嗜宋刻。藏书楼有“涉园”，沿用明末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之名，九世祖张惟赤辟为藏书楼，延绵数代。“涉园”藏书千余种，3700余册，后寄存于合众图书馆，供众阅览。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著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兴办新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三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
历史评价
茅盾：“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胡适：“我所以挑出这篇(《述陆贾的思想》)，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和菊生先生做邻居时候写的，是因为陆贾的‘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的人生观最近与他处世的积极精神，也最配用来做给他祝寿的颂词。”
曹荻秋：“在先生九十三年的岁月里，经历了我国从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时代。先生早在清朝封建统治时期，鉴于当时政府腐败，民族危机日深一日，便热衷于变法救国。戊戌变法以后，先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即一面从事发扬祖国固有文化遗产，参加商务印书馆等工作，一面介绍西洋文化，使中西文化沟通，对促进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之后，先生仍极力主持正义，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解放以来，先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而祖国人民也给予先生高度信任和委托。近几年来，先生虽然长期患病，但仍然关心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经常用诗词歌颂祖国的伟大成就。”
张树年：“先父张元济(菊生)先生生于晚清国势衰颓、外侮不断的年代。青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892年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在京任职期间，主张废除科举，创办通艺学堂，传授科学、外文知识，参与戊成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脱离政坛，来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进入了教育、翻译、出版事业的领域。不久应夏瑞芳之邀，入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把‘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宗旨，从编写初小教科书入手，日复一日，孜孜不倦，与同仁一起，用三十年的时间，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了我国最大的出版单位，为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提供了完整的教材体系，为学术界提供了宽阔的活动空间，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我国学术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坚持年轻时的信念，即以提倡国民教育、启迪民智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从而富国兴邦，并身体力行，为之奋斗终生。与此同时，他又将商务印书馆的经济、技术力量和本人深厚的功底结合起来，把收辑、整理、校勘、影印我国古籍事业推上了新的台阶，从中获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姜义华：“张元济以清末进士出身，历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变法运动而革职，从事学术活动，进而以学者身份投身商海，致力于出版事业，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尊丰碑。以学者而兼出版家，一身而二任，高水准的学术素养推动了事业蓬勃发展，事业的蓬勃发展又促进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升华，学术与事业都由此放出异辉，这更为20世纪中国企业家通过提高自身的学术文化素质而推动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张荣华：“杰出人物的活动往往是与某一革命性阶段、某项非凡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准此而言，把张元济与整理古籍、存亡继绝的成就相联结，自有其充分理由，他在这方面独力作出的贡献，足可名垂久远。但是他在学术史上的大贡献并不在于此，即便今人总结出‘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四位一体，也不足以概括全局。如果把这些比喻为绚丽的花葩，则不应忽视使之发荣滋长的沃土。张元济一生的最突出贡献就在于培植这片沃土。这就是说，他通过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孜孜不倦地为维护学术文化的自主理想和独立精神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罕有其比的业绩，成为近代中国致力于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在清末以来的国学大师群中，张元济的独特地位也即在于此。”
张杰：“张元济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辈，对中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沈飞德：
张元济先生的一生经历了近百年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大变革，身处新旧之争、中西之学，接着又碰上交替的历史转折期，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先生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早在1896年，便创设通艺学堂，讲求西学，培养人才。此后，又多次上书倡导新政。在戊戌变法失败遭革职且“永不叙用”后，绝意官途，南下上海，毕生以“昌明教育、启迪民智”为己任，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延揽人才，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介西方学术名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担当，整理编印《四部丛刊》等众多珍本古籍，继往存绝，嘉惠学林。
张元济先生为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殚精竭虑，厥功甚伟。
于殿利：“我今天能够想到的是，菊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他所追求的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在这其中我们寻找着一个支点，而这个支点就是一种平衡。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中的一个词叫‘时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促使着不仅是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不仅屹立不倒，而且紧随世界潮流。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保存了我们民族文化之本、之根的时候，又没有被世界大潮所淘汰，又没有被拉开更大的距离。”
轶事典故
大公无私
张元济历来主张重责轻利，每年所得红利自己规定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每遇身体不适，虽照常上班而拒受全薪。如遇病休，则要求公司停发自己的工资。至民国十一年(1926年)退休，积款连本带息达到5100多元，请他提取，他坚不收受。公司只得按他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在用人方面，张元济提出“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方针。认为“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当年从美国留学回国，擅长经济管理，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是亟需的人才。但张元济始终以公司大局为重，提出“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退休后，张元济义务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重要文献的编辑工作，对于公司奉上的酬薪支票，只略作沉思，便挥笔复函：“……断断不敢拜领，原票注销缴上，敬乞收回。”
新中国建立前夕，张元济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因公司事务，张元济委托大会招待处往上海发过一份电报，事后多次向该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主任都避而不答。无奈之下张元济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然后把电报费交到邓主任处，并恳切地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也应该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会议期间，为照顾张元济生活起居，有关方面允许其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并送来作为补贴的零用钱，张元济却“不敢领受”。一位代表劝说“规定供给，不必过谦”，张元济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一个月后，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
卖字维生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
张元济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20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精卫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精卫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38]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祖父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与毛泽东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张元济抵京后，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人的会见，其中毛泽东还两次约见他。
一次是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刘伯承、陈毅、粟裕、程潜、陈明仁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当天晚上，张元济辗转难眠，对其子张树年说：“今天我异常激动。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经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今天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儒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一种梦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张树年后来回忆道：“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激动过。”
第二次是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住所约见张元济，共进晚餐的有陈毅、粟裕、周善培等。饭后，毛泽东不断提问，征求意见。张元济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载有真实姓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泽东说可以先辟一个专栏做榜样。当张元济提到内战连年，国穷民艰，为使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时，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称赞“积雪西陲一诗甚好”。同年9月5日毛泽东又复信张元济，说“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这是毛泽东对张元济两篇诗作的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来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天，周恩来上海视察，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这时张元济已经神志恍惚。周恩来站在床撮旁说：“我是周恩来。”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认识。片刻，用低微的声音说：“毛主席好。”周恩来欠身对他说：“主席很好，特托我来探望你。”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神情。一年后，他就因病重去世了。
与傅增湘
傅增湘是张元济老友，在藏书、校书、目录版本学方面堪称大家。二人在校勘、收藏、古籍影印等方面志趣相近，自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即成莫逆，几十年书札往还，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两人论书尺牍622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傅增湘晚年中风卧病在床，状甚凄凉。1949年张元济抵京不久，即去石老娘胡同探视傅增湘，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访问记述甚详：“出至石老娘胡同访傅沅叔(傅增湘号沅叔)。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示余，云共有五册。又检叶玉虎朱笔诗扇一柄相示。又属其如君开橱取衲本《史记》视余。卷首有沈寐叟题词。沅叔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傅增湘一生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晚来竟落得如此境地，张元济非常伤心，不忍多待，很快便道别离去。
几天后，陈毅拜访张元济，问及张元济在京故交旧友情况，张元济趁机将傅增湘情况相告。开国大典后，张元济又致信陈毅，详细叙述了傅增湘的困难，目的还是请他设法解决。由此足以说明张元济与傅增湘交谊之深。
张元济定于10月19日离京，离开之前再访藏园。此行后，张元济在日记中记道：“访傅沅叔，以沪上友人近况相询。仅闻其言及刘翰怡，余又告夏剑丞、冒鹤亭诸人。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正如他所料，十几天后，傅增湘就去世了。
人际关系
关系
姓名及生卒年
简介
始祖
张九成(1092-1159)
南宋理学名臣，有《横浦文集》《中庸说》等著作存世。
五世祖
张询(1728-1758)
以耕读为生。
高祖父
张万选(1750-1819)
以耕读为生。
曾祖父
张锡纯(1779-1841)
以耕读为生。
祖父
张应辰(1805-1863)
以耕读为生。
祖母
吕氏
父亲
张森玉(1842-1881)
字云仙，号德斋。靠捐纳入仕，在同治年后历署广东省会同、陵水二县知县。
母亲
谢氏(1845-1900)
原籍江苏武进罗墅湾。广东布照磨署理肇庆府经历、借补乐昌县罗家渡巡检谢焕曾之女。
长兄
张元煦(1865-1904)
三妹
张元淑(1869-1944)
四弟
张元瀛(1872-1892)
五妹
张元清
幼殇。
原配
吾氏
继配
许氏
儿子
张树年
张元济与许氏所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女儿
张树敏
张元济与许氏所生。
孙子
张人凤
孙女
张珑
1929年生。
主要作品
张元济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2012年，张元济哲孙张人凤收集、整理的《张元济全集》出版。《张元济全集》按体裁分类编辑，包括书信、诗、文、日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规模近800万字，全集对研究张元济生平事迹和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都有着很高的价值。
后世纪念
墓址
张元济谢世后，家人按照他的意愿实行火葬，骨灰葬于上海闸北联谊山庄公墓。“文革”期间，张元济墓被“砸烂”，骨灰盒未毁，被张家人设法取回，后葬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故居
张元济故居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285弄的上方花园。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1959年，张元济在此居住了20年。
图书馆
张元济图书馆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于1987年建成开放。2011年，新馆扩建并正式对外开放。扩建后的图书馆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馆内另设立了张元济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张元济的著作、手稿和生活用品等资料。
雕塑
2017年，由雕塑家蒋铁骊创作的张元济半身雕像在上海市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落成揭幕。
纪念活动
为庆祝商务印书馆115周年、纪念张元济诞辰145周年，2012年4月25日至27日，商务印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中国社会科学报社、海盐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张元济故里浙江海盐召开“《张元济全集》出版座谈暨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
2017年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京、沪、浙江海盐等地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海盐县召开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五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
为纪念张元济诞辰155年、商务印书馆创业暨中国现代出版125年。2022年11月26日，“纪念张元济诞辰155年暨商务印书馆创业125年·第六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浙江海盐召开。研讨会由海盐县人民政府、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协会主办，海盐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张元济图书馆、张元济研究会等承办。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4-03-01 1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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