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军士学校概貌
2024-03-16 11:16:02  来源：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点击：  复制链接

　　空军军士学校自1939年春开学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共办了六期，有毕业学生共约一千余人。这些毕业的学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分配在当时各个空军大队里，补充了抗战军兴以后因伤亡大、空军军官学校训练人员之不足。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日战争，有的参加了抗战胜利以后的内战。

　　作者曾从飞机损失殆尽的部队里调往该校担任中级飞行科的教官，到1942年又调空军第八大队，在校期间约四年，共教练了四期学生，因此对该校的教学训练情况知道一些。现在写出来给有关方面作参考。

　　军士学校的建立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鉴于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很大，于是在杭州笕桥办了一个航空学校ー一后改为空军军官学校。但培养空军飞行人员，由于身体条件的要求严格以及在当时又贫困又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要依赖外国的环境下要发展更非易事。所以笕桥航校自1931年第一期学生毕业到1937年第七期毕业时止，共训练了将近一千人左右。这一千人在投入“剿共”和同各地方军阀打内战中已损失了一部分。再“一.二八”抗战到武汉保卫战期间，损失更大。当时原笕桥航校已迁至云南昆明，名称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在招收第十一、十二期学生时，但因东部国土沦陷，所有进出港口也全部失去，航空训练的必需物资如汽油等均告断绝，内地知识青年亦大大减少，原来按照投考笕桥航校即空军军官学校标准的青年，仅供应空军军官学校已经不足。因此当时同美国和印度商量，由国民党政府向印度租借腊河( Lahor)一个民用机场，作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初级飞行训练的基地。昆明的初级班搬往该地，中高级的飞行训练则送往美国实施，以缩短训练时间。

　　另在成都平原筹设一个空军军士学校。为争取更多的青年来投考空军，将投考的资格降为初中毕业，训练毕业后任为空军飞行军士。同时又同苏联协商，请予飞机、汽油等的物资援助。

　　1938年在成都平原勘测建筑机场和校址，最后选定在成都南门外六公里的簇桥镇附近的太平寺地区，划定良田四万多亩，筑了一个当时最大但没有跑道的太平寺机场。建设了同时可容纳600个飞行学生、200个飞行教官的大礼堂及校长教育长与各科室的办公校舍;筑了由校部通往机场一条约两公里长的公路以及四个飞机修理厂，其中一个修理厂跟中级飞行科分驻在双流机场。在双流的中级飞行科又有六幢共可容纳五六百学生和教官宿舍及教室等。中级飞行科除在双流建筑了一个可供中级教练机和当时各个作战部队使用的机场外，又在彭家场辟了一个临时使用机场，在太平寺学校本部附近还设立了一个空军子弟小学。因当时日军的飞机已对成都进行空袭，学校的经理科、仓库等都还另筑房屋分驻在学校周围附近，称为疏散区。从学校到那些疏散区房屋间，都筑了马路与掩蔽部。这些疏散区的建筑和双流中级飞行科的全部建筑占地，还不在上述的四万亩之内。所以空军军士学校的建设规模，实在要比杭州笕桥航校大得多，所花的钱也多得多。

　　空军军士学校在1938年秋就开始动工建筑，为了赶时间，先是筑太平寺机场，每天拉三四万个民夫。到1939年初、校本部房子初步完工，太平寺机场也有一部分已可供初级教练机使用。

　　军士学校的思想教育和文娱活动

　　空军军士学校的编制既完全按照笕桥航校，它的教授课目和飞行训练科目，也完全按照笕桥航校所实施的那一套。只有投考的标准降低了，只要初中毕业、身体健康，够格的就行。该校招生的面还是很广的。像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沦陷后，也秘密宣传航校的招生;在未沦陷地区如四川、云南等省更可公开大招。在山西和西北各省也去招生，可是录取的很少其中主要原因是那些地区一年四季风沙很大，青年学生患沙眼的很普遍而严重。眼睛的好坏，在飞行人员的条件中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争取青年投向空军，空军军士学校在招生时，对他们投考的标准虽然是降低了，但入校后开始训练时期，不但飞行的课目、飞机的型式完全与笕桥航校和空军军官学校一样，就在学科方面，如飞机构造、空气动力、发动机、飞行学、力学、航空兵器、无线电、气象学、机械实习等学科上绝大部分也是与空军军官学校所授的相同。在校学生的生活纪律教育，主要的由学生总队负责。根据空军军官学校的传统习惯，飞行学生对校内一切非飞行人员，哪怕是对直接教授他们学科的教官的管教，总是不大能接受的。如果是飞行教官对他们进行管教时，至少在当面总是规规矩。他们知道既然学空军，对这些老前辈，总是逃不了他们的管辖的，所以一点也不敢顶撞得罪。因此在空军军士学校的学生总队里，除了总队长、总队副是陆军人员外，其他的学生队队长、副队长都是从飞行教育中遴选几个平时生活作风比较严肃的来兼任。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由政治部(在笕桥航校叫作政治训练处)负责。政治部主任周禧，江苏扬州人，曾留学日本空军级别是上尉。在他下面有四五个训育教官，如杨弘、柳博我等人，他们的级别是空军中少尉。国民党在空军军土学校里，教育长是党方面的特派员，实际党务工作皆由政治部办理，如举办学生和教职员工集体入党时，特派员只不过在形式上监视一下而已。

　　思想教育的进行方法，平时在学生队设一个训育员，遇学生有越规行为时，就找他们去进行个别谈话。另外在做纪念周时由教育长(特派员)讲话，有时也由政治部主任作作精神讲话。讲话的中心内容总是环绕着“领袖第一”。学生对搞党务政训工作的人员总是看不起的，叫他们的讲话是“卖膏药”，都不爱听他们那一套。平时就把他们看作是空军里的寄生虫。在空军军士学校采用飞行官带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那一个飞行教官教那一组学生的飞行，不独对他们的飞行技术要负责即连他那一组学生的生活纪律、政治思想都要负责。

　　学生的文娱体育活动，在教育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当局者认为飞行人员的身心愉快健康，不但能在飞行时头脑清爽，在飞行中千钧一发的紧要时机也能处理适当。如果遇到同伴飞行失事引起其他人精神紧张时，只要来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就可消除他们的神经刺激。因此在空军军士学校中的文娱乐体育活动特别多，尤其是在王叔铭任教育长时，还特别拨经费组织了一个大鹏京剧社”。

　　大鹏京剧社的成员，大部分是学生，少数是飞行教官、机械人员以及其他教职员。他们都是一些京剧的爱好者。其中以飞行学生刘飞鹏为台柱，他曾经进过正式科班的。最初学过小生，因倒而改学老生，后又倒嗓，他感到学京戏已不能出山，后来投入空军。因此他戏路很广，往往缺什么配角，他就能补什么角色，是个“百搭”。王叔铭也很爱听京戏，特别是旦角。所以他一上任，就组织了这个大鹏京剧社，并且还请了一个教师经常进行指导。他只要听到哪里有女的会唱会演京戏的，就特地去找来为楚安排挂名工作，实际上也是为了陪他玩玩。这个大京剧社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等到国民党逃往台湾后，王叔铭任台湾空军总司令时，还派这个京剧社到美国去演出。

　　飞行训练

　　1939年初，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学生约250人开始飞行训练，分两个大组，一个组飞行时，另一个组上学科，循环轮流。当时初级飞行科科长赵中一，渐江东阳人，他是笕桥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其他的飞行教官，除少数有几个是广东或广西款校出身的以外，绝大部分都是笕航校毕业后分配在各个作战部队再从作战部抽调面来的。所以他们在教练中，非但手式一致，而且都已有实际作战经验。

　　飞行开始时，先由飞行教官教飞，教官坐在前座，学生坐后座。第一次是感觉飞行，完全由教官驾驶，学生只要坐在那里感觉飞机怎样离地，怎样上升，怎样转弯，天地线的位置，办认方向，如何返回机场，如何着陆，如何滑回停机线等等。第二次飞行，教官在地面先对学生讲解做各种飞行课目的联系手式。初级飞行也是按照大、中、小转弯，螺旋下降，上升转弯，“8字飞行，定点着陆的课目次序实施的。起飞时由教官驾驶，要学生在后座用右手轻轻扶住操纵杆，左手握住油门，双足轻轻登住方向能，就是让他去感觉着教官如何地在使用杆和能以及油门的。起飞后通常爬高到3000尺左右，然后开始做各种课目。例如数官在前座伸出一个指头(食指)，就表示要做大转弯(180°)，如伸两个指头，就表示要做中转弯(180°)，如停三个指头，是小转弯(360°)。教官用右手食指做一个螺旋手式，就表示要做螺旋下降等等。先从大转弯做起，教官做一个样子以后，把操纵交给学生接着照样做，教会了一个课目，再继续做第二个(如中转弯)课目。课目中的定点着陆的意义是如万一遇到在空中飞机突然发生故障，飞行员就要根据当时的飞行高度，在地面选择一个比较平坦的地点，把飞机尽可能地飘降到那一点去，以减少人机的损伤。

　　ー个飞行学生，从教官第一次教他在空中做大、中、小转弯，螺旋下降和起飞落地，经过测验可以单独飞行的，接受力比较强的，大约需7个小时;一般不超过12个小时;如果超过12个小时，决定予以技术淘汰。在空军军士学校的学生受到飞行技术淘汰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这个数字比笕桥航校减少多了。

　　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学生初级飞行结束时，平均约为60个小时，然后升入中级飞行科。另由铜梁入伍生团将第二期学生送人学校。

　　中级科的飞行课目与初级飞行一样，有的组进度快，时间充裕，教官也教他们做侧滑动作。有的也教一些特技飞行(教特技飞行用“弗力提”初级教练机)，所以中级飞行阶段实际上是熟习飞行阶段。只是使用的飞机种类不同，飞机发动机的马力比较大，机身比较重，速度比较快，因此学生飞行时感觉也就不同。

　　高级飞行分轰炸与驱逐两科。两科人数多与少的分配，一方部队的需要。 面根据学生本人的志愿，一方面根据他们飞行的成绩和各个作战部队的需要。

　　第一期学生进入高级飞行的时候，原有太平寺机场、双流机场、彭家场机场已不够使用(太平寺机场归初级飞行和高级飞行的驱逐科使用，双流机场、彭家场机场归中级科使用)，因此把轰炸科每天送到新津机场去飞行。高级飞行大部分都是学生自己单独飞行，教官将新的机种把学生带飞到会单独飞行以后，就把飞行的课目在地面同学生讲清楚，如何使用油门，如何用操纵杆和方向舵。如驱逐飞行的“急转弯”、“上升翻转”、“缠斗”、“飞靶”、“成队飞行”、“对地面目标的攻击”、“对空中目标各种方向用度的攻击”等等提出规定和要求，然后指定空域让学生到那指定的空域中去飞行和做各科动作，教官则在地面观察，等学生飞完动作着陆后再给他讲评。

　　轰炸飞行的课目与驱逐机不同，如练习“平飞投弹”，事先就教他瞄准器的使用法。“轰炸目标航路的进入”“俯冲投弹”这些课目都先要教官带飞作出样子。“3机到9机的成队飞行”队与小队长机必须有教官带飞。“盲目飞行”(又叫仪器飞行，实施时蒙住座仓，不见天地线，只凭仪器飞行)、“夜间飞行”长途飞行”等等。中级飞行和高级飞行两个阶段，从开始到结束，平均各为60个小时，所以一个飞行学生从初、中、高级全部飞行时间约为180小时。

　　跳伞练习

　　等空军军士在第一、二期训练时，曾举行过一两次跳伞练习。飞行教官和学生都可以参加。教官是自由报名的，学生则有自由报名的也有经过动员，但没有普遍进行练习。

　　跳伞使用的飞机是初级教练机“弗力提”。先在地面集中进行讲解，主要对跳伞者说明跳离飞机后，心内默数一、二、三、四(即约4秒钟)，然后开始拉环，等伞张开后根据风向加以操纵等等。实施时，跳伞者二人分别伏在飞机左右两下翼的支柱间，起飞后，飞机爬高至3000英尺，在机场上空开始跳伞。第二次举行时，因有一人的降落伞背带突然断脱，结果摔死，因此以后就不再举行。

　　使用的飞机

　　初级飞行开始时所使用的飞机，倒还整齐像样，全是五汽缸、星型发动机、125匹马力的“弗力提"。这种飞机，油箱置在上翼中央，巡航时速为75英里，加满油能续航三个小时，双翼坚固稳定，油箱改装一下，能作倒飞，做各种特技动作，确是一种较好的双座和初级教练机。笕桥航校的初级训练所采用的也是这种飞机。

　　中级飞行使用的飞机，在第一期学生时最为杂乱。计有“羊城”、“可塞”、“亨克”等好几种。这些飞机都是空军军官学校、广东航空学校和抗战开始以前各个空军部队等几个方面淘汰下来的旧飞机，所以往往检修了一次以后，用不到几天，又要检修。不仅如此，而且随时都可能出事故，飞行失事也因此多。例如作者本人，也有一次用“可塞”带飞一个叫李成林的学生，在双流与彭家场之间上空，突然发生故障，仅一分钟，座仓罩上全喷满滑油，看不见前方，螺旋桨转数从1700转掉到1000转，油温骤然上升，将有着火危险，但当时高度仅一千多英尺，紧急考虑：跳伞吧，人员当然较为安全，飞机则必全毁;可是当时飞机已很缺乏，又极力想保存飞机，就决心作迫降。但要飘滑到双流机场或彭家场显然两面都不可能，于是立即叫前座学生(中级飞行是学生在主座的)关闭电门(断绝火源)，把飞机抓过来由自己操纵，在飘滑中只想在迫降后尽量减少人、机的损伤;又想尽量使救护方便一点的地点，这样我就尽力靠近公路的方向滑行，企图能在公路上降落为最好，结果终因高度不够，在离公路约200米的一块干田里降落了。飞机遇田埂翻身，损失很小。二人并未受伤。后来的开失事审查会议是由教育长王叔铭主持，据机械组长于永康汇报，系滑油箱内一个螺丝钉掉，因此滑油大量外冒。这个螺丝钉的位置，平时一般检查，不易查到，结果王叔铭判定：飞行人员措施适当，机械人员也无责任。

　　1940年10月间，美国卖给中国一批中型北美机，的有30架左右。交接的地点在缅甸腊成机场。由空军军土学校派了一批飞行教官(以中级科为主)去接收，作者也是其中人员之一从这批飞机到达以后，中级科的飞行就比较顺利。这种飞机的外型是下单翼式的，螺旋桨可以变距，600匹马力，巡航时速为120至130英里。

　　高级飞行阶段驱逐科所使用的飞机，都是作战部队里所淘汰下来的。如苏联的“I-15”式，美制的“霍克”式。这两种都是双翼单座战斗机，其起落架均可收入，巡航时速都在170英里左右。前者有四挺机枪，“霍克”有两挺大“考而脱”机枪。在笕桥抗日第一次空战时把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就是这种“霍克”。其性能与日军的“九六”式差不多。“I-15”在初到中国时，在“四?二九”汉口上空的大会战就发挥过威力，尤其是与下单翼的“I-16”联合使用更好。因I-16的平飞速度大，利于追击，“I-15”则转弯半径小、，利于缠斗。只是轰炸科所使用的飞机，开始时也用“可塞”、“羊城”这些，到中级科的“北美”拿到后，就分了一部分给轰炸科。这种“北美”经过装上炸弹架(翼下)，即可作水平投弹练习，也可作俯冲投弹练习，装置盲目飞行设备也比简单容易。

　　试行苏联飞行方式

　　从1938年起，苏联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当时苏联除了派空军志愿队连人带机来了几个大队直接参战外、还帮助中国在伊宁成立了一个空军教导总队，帮助中国训练空军飞行人员。训练完成后，还供给中国上述各式飞机给各个大队，以加强战斗力。经过一段时期，中国空军的各个大队几乎完全使用了苏联的飞机，有的机场就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同使用。经苏联空军的建议，在机场上飞机起落改用苏联制度，因此，空军军士学校为了适应当时作战部队的要求，也采用了这种制度，以养成飞行教官和学生的使用习惯。

　　这种制度方法很简单，不过在原来的“T”布边站了一个指挥者，手执红白旗，准备起飞的飞机，从停机线滑出来以后到达“T”布平行位置时，即停止前进，就要看指挥人员的旗号，如手举白旗，即表示允许起飞，如举出红旗，则表示前后左右有障碍，叫飞机暂时不要起飞。在空中的飞机准备降落时，也必先看看这指辉人员的旗号，举白旗表示可以着陆，举红旗即表示有障碍，就必须重新开大油门继续恢复平飞，再准备作第二次的着陆。这种苏联方式，安全性的确比较大些，但在国民党空军一直是采用美国方式的，已养成了习惯，后来又因各作战部队都陆续接收了美制新飞机(如P-40)，所以这种苏联方式只试行了一个短时期。

　　对敌机空袭的措施

　　从1938年底起，日军对成都开始进行空袭。日军知道成都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基地，所以空袭次数逐渐增多。因此空军军士学校在各个方面采取了防空的措施。除了派飞行教官去协助成都市在广播电台讲解防空常识外，首先把原住在成都市区的教职员眷属都迁移到学校附近之疏散区，校内则大量设置灭火机及沙包。最主要的是飞行教官除了教练外增加了飞机疏散任务。规定一遇到空袭警报，初级科的飞机全部飞往雅安机场;中级科与轰炸科的飞机全部飞往雅安附近经一带空中盘旋;驱逐科的教官则驾“I-15”和“霍克”，担任对敌轰炸机群的攻击。

　　由于这样，飞行教官中一般都感到空军军士学校的飞行教官没有当头。由其在初、中级和轰炸科的飞行教官，觉得自己所飞的飞，速度既慢，又无武装，一遇敌机，只有挨打，不能打敌，有死无生。如在作战部队，作战阵亡，那是有名有堂，在空军军士学校如被打死，既不算阵亡，连抚恤也少，没有价值;驱逐科的教官则觉得既要担任教练，又要担任作战，有双重任务，而且所使用的飞机都是一些过去在部队上已被淘汰了的旧飞机，平时就不敢拿它做大角度的俯冲和急剧动作，用于作战，如果一旦遇掩护性能较优的敌战斗机(事实上曾遇到过敌“九七式”机和“零式”机吃过大亏)，那是连招架之力也没有的。后来因为敌机空袭频繁，采用这种飞机，不但增加了人员的牺性，而且消耗汽油太多(当时的汽油也全靠苏联供应，从漫长的西北公路进口，实在来之不易)，这才在机场四周构筑飞机掩蔽部，一架飞机筑一个掩蔽部，一遇警报，将飞机滑行(或叫学生推行)到掩蔽部。

　　太平寺机场的奇耻大辱

　　王叔铭在1935年被任为笕桥航校洛阳分校主任起，作风是迎上压下，对飞行教官拉拢，对他的黄埔同学则互相吹嘘，互相利用，对他有争夺权位利害关系的同事进行阴谋打击，可算是当时国民党空军中的“奸雄”。他在空军军士学校教育长调任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时，正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耀武扬威的时候。当时国民党空军已把苏联援助的飞机消耗得只剩几架，还都放置在重庆白市驿。成都驻的空军部队虽多，有第一、二、四、五、八、十ー、十二等大队，但五个大队都只有几架熟习飞行的飞机。日军在汉口的空军基地，对此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有段时期，几乎每天来光顾。敌“零式”战斗机第一次到成都的那一回，敌机利用太阳云块的掩蔽，地面只闻隆隆机声，王叔铭司令官指挥无能，亦未发觉敌机所在位置，结果被敌寇奇袭，我方起飞在空中的“I-15”和“D-BⅢ”各一架被击落。敌机还在邛崃、温江、双流、太平寺等各机场进行扫射。从此日军更知道国民党空军已无抵抗力量，愈加肆无忌惮。而王叔铭则硬要在成都凡是可以起飞的战斗机，都要起飞抗击，还为此下令“如敢违抗，军法从事”。这给空军军士学校驱逐科的飞行教官们很大的威胁和震惊。他们考虑：打吧，敌我飞机的性能悬殊，数量悬殊，有死无生;如果不打吧，一则自己面子不好看，二则平时知道王老虎(王叔铭的绰号)不好惹。正在这个时期，又一次敌“零”式战斗机十余架来袭，国民党空军无力抵抗。敌机在各机场打完地靶以后，到太平寺机场上空，其中有一架在其他敌机的掩蔽下，竟在太平寺机场着陆，且不顾守卫机场的陆军警卫部队机枪步枪的射击，把两面太阳旗插在机场上，然后又从容起飞。这一事件，不久即传遍了成都各个空军部队和学校，飞行人员都引为是奇耻大辱。王叔铭当时也惊恐万状，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被“老头子”(蒋介石)知道，一定会大发雷霆。因此他就暗地下令不准提起这件事，可是大家心里明白。

　　历任教育长

　　空军军士学校第一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的，当时有很多军事学校校长都由蒋兼)晏玉琮，云南人。毕业于云南航空学校，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他就投向中央。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他是七个航空队长中之一个。笕桥航空学校成立后他为该校教育处长。他办事还算谨慎小心，在同事之间相处也较好，不肯得罪人，有人称他“好好先生”。所以国民党空军的上层中，别人差不多都有你挤我，有大得大失的时候，员玉琮始终是稳步往上爬的。但在管空军军士学校约两年后，有不少人说他在创建士校、开辟太平寺、双流等机场的工程中，贪污舞弊发了大财。说他和土校的经理科长邓心厚秘密在外面买了18辆大卡车跑生意。航空委员会正待查间，忽而该经理科长先行自动辞职离校，晏亦不久即调离军土学校。但不到一年，晏玉琮又出任昆明空军第五路司令，一直到抗战胜利，又改为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所以晏虽然不是国民党空军的正统出身，但也是国民党上层的亲信。

　　第二任教育长是王叔铭，又名王勋，山东人。黄埔第一期毕业，后转学航空，曾赴苏联学习。抗战以前曾任空军第二队队长(轰炸队)，1935年调任洛阳航空分校少校主任。当时在国民党空军中，他的地位不但远在黄秉衡、毛邦初等人之下，论级别还不及晏玉琮、黄毓沛、将坚忍等人的高，但等他当上了洛阳航空分校的主任以后，不久适逢西安事变，他即派飞机前往救蒋，一面拉拢黄埔一期同学，如胡宗南、俞济时、戴笠等人，和他们搞关系，一面在空军中自号为“委员长”的学生，有要事可以直接去见“委员长”来吓唬人，一面又拉拢航校各期中比较活动的人，来培养他个人的势力。对资历比他老，级别比他高的则迎奉他们，特别是对毛邦初这样的人，不但当时在空军中资历威信都比他高，而且又是“委员长”的至亲，所以毛后来虽已出国，但毛的老婆儿子要跳舞，他就派自己的汽车去接送，上下汽车时则亲自给她们关门开门如蒋经国、蒋纬国因事来到机场，他就更加紧跟他们，只怕侍奉不上。他有这套本领，所以任教育长后仅一年，就调升为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司令又不久即升为空军副参谋长。再升为参谋长。

　　以后在解放战争期间，凡是国民党使用空军最多的几次战役，几个地点，如东北战场最紧张的时候，山东战场和胡宗南部侵犯延安的时候，刘、邓大军渡黄河的时候，乃至淮海战役时都是他亲往指挥的。在这么多次大量使用空军的战役中，他之所以能这样机动地抽调这么多飞机，的确因为他往往利用俞济时等人的关系，不先通过周至柔，直接向蒋介石要求派大量的飞机，用上压下的办法，至于某一战役需要多少架轰炸、驱逐机和运输机，补给如何维持等，从不事先计划，只要求飞机愈多愈好，他就觉自己资本意大愈威风。所以当时也有不少人私下说他真是胡搞一气，但不论他在每次成役失败后，总还是骗得“最高当局”的信任，所以在1948年又升任了空军副总司令。

　　晏玉琮任教育长时，李怀民为教育处处长，到王叔铭为第三路司令时，李怀民即升为教育长。李为云南人，在云南航空学校毕业，很早就投了中央。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嫡系正统”，所以工作作风也很小心谨慎，待人和平，对上对下都能“相处”。曾经也当过航空队长及学校教育处长等职，因此他虽并不很高明，没有大魄力，但上面认为他在工作中不会出大毛病，是可靠的，所以他也能稳步地向上爬。

　　第四任教育长是刘炯光。他也是由原任教育处长升为教育长的。级别仍为空军中校。广西人，小个子，广西航校毕业。他主要是白崇禧的人，与谢莽同为广西空军中的佼佼者。谢莽从成都轰炸总队总队长调任广西桂林第二路空军司令，刘即任为空军军士学校教育处长。从他在士校教育处长和教育长一段时期的工作来看，做事是认真的，正派的。对他自己的生活作风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他在士校虽也不是笕桥“正统”，但一般飞行教官和学生都还能尊重他。在空军军士学校当过教育处长的还有王卫民、毛初、陈有维等人。王卫民辽宁人，东北空军出身。他在王叔铭任洛阳航空分校主任时，他为该分校空军上尉教授科科长兼航行学教官。他个人的生活很朴素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工作很认真，因此王叔铭很相信他。以后，王叔铭往往自己调到哪里，把他也安置到哪里。例如王叔铭曾有一时期当过昆明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就把他调去当教育处长，王叔铭调空军士学校教育长，又把他调在士校当教育处长;后来王叔铭升为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王卫民就被任为空军总部供应司令，驻上海虹口。

　　摘自：旧中国空军秘档 作者磨中和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4-03-16 11:18:2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中央航空学校训练的内容和方法

下一篇：空军伊宁教导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