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5期生们(之四)
2024-07-07 10:42:15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底，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现，中华民国的军力也达到了空前的124个军354个师另31个旅近600万官兵，国力不堪重负。
1945年初，国民政府实际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另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1/3，官兵人数减少了约110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惨胜。
1946年1月，为了减少军费支出，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国民政府决定再一次大规模缩编军队(上一次军队缩编引发了中原大战)(《本是同根生——中原大战阵亡的黄埔5期生》(之五-之九))。1月1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林蔚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整军的报告》：“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如此庞大的兵力在经济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是为国民革命军正式缩编的先声。
3月，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报告，国民革命军将在18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12个月，部队从现在的91个军253个师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第一期第一阶段先把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阶段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1/3。——林蔚：《军事复员报告》
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革命军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也就是说，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二旅六团制、或三旅六团制的师，裁掉1/3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二三或三二制。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军政部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全军一律裁减1/3，最终导致强者变弱，弱者更弱。
从3月开始，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此时，全面内战爆发，军队整编工作终止。
没有查到国民政府关于军队最终裁减实数的统计，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军总数为430万人，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的490万的数量减少了约60万人。现有资料中，军官佐被裁后的有关情况较多，但很少有关于士兵被裁情况的资料。
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戍边等工作。”——《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
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第3页)。然而，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无论是复员军官的转业训练还是薪俸待遇，最终大都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真正付诸实施。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不能够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平，以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18日)。唯一实行了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
这次大缩编，使得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官兵对党国心怀怨恨，影响了社会安定，更是直接影响到今后部队的作战士气以及即将上演的国共内战的结果。许多戎马半生的被裁军官，除打仗之外身无长技，一旦裁减，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军官团的“哭陵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自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走出校门到现在算起，他们也已经在硝烟弥漫的杀戮场上刀头舔血二十个春秋了。许多人被裁，许多人萌生退意，想回归正常生活，也有许多人受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蛊惑，想借着这一次的缩编，解甲归田了。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岂不是古今中外无数职业军人的终极理想吗?您想多了，那可能是“古”和“外”，“今”和“中”必不会如此，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一战，不仅关乎权力与利益，更关乎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您想少了，思想战线上的暗争，远比战场上的明斗更加神秘、诡异、残酷，岂非一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能够想象、理解、适应?正因如此，与后来“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同学们相比，那些在抗战胜利之后以各种理由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们各自的命运更加地戏剧化，也更加地扑朔迷离，更加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规律吗?错，历史本无规律可言!新政权执政后“全国上下一盘棋”吗?从未有过，人治社会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如果非要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若干经验，我父亲生前(他在中华民国生活过二十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六十多年)总结了一条：
要么做大官，要么不要做官!
在收集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资料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两条：
在他乡比在家乡好过;在监狱比在社会上安全。
学史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倒是真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们按每人去世时间的先后，说说那些抗战胜利后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们：
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5期生(四)：黄裳(1901年6月28日-1954)，字：永第，号：元及，四川富顺怀德镇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成都高师附中毕业。
1926年4月，黄裳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队受训。11月，正式进入黄埔军校第5期步兵科学习。
1927年8月，军校毕业后，黄裳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
1931年，在战争中表现优异的黄裳，被选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战术研究班深造。“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他的从军志向，他认为要走强国之路，兵工技术是坚强的后盾。黄裳从研究班毕业之际，正是国民政府选派军职人员到德国陆军兵工学校深造之机，黄裳主动申请留学德国获准。
留学归国后，黄裳被委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兵工处副处长，这是黄裳迈向兵工事业和展现他兵工才能的第一步。黄裳由此开始了由一个战场军事指挥员向军事技术专家的转型。
1933年，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把黄裳调入兵工署并委以重任：出任军政部兵工署驻河南办事处处长，负责当地的军工生产及武器的分发。
兵工署与陆军署、海军署、航空署并列，是统理全国兵工生产的核心部门，是军政部的重要机构。张群、杨维曾、 陈仪等都曾担任过兵工署署长职务，而俞大维作为军事专家执掌这个要害部门，其做法有别于他的所有前任。俞大维有过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留学经历，毕业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并亲耳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课程，有论著刊登于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俞大维是第一个在这本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俞大维看中黄裳，主要是因为黄裳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兵工处工作期间刻苦踏实，聪明虚心，肯动脑筋钻研，以及黄裳有黄埔军校经历和北伐战争时积累的作战经验，俞大维在实施军政部制定的兵工三年发展计划的过程中，急需像黄裳这样富有朝气的复合型兵工人才。
此时，日军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进占山海关，并开始进攻关内。抗日前线对于先进军事装备的需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段时间，也是黄裳最受煎熬和最繁忙的时期，黄裳以旺盛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武器研发和生产中。
(俞大维)
1934年，俞大维署长通过各种办法，从德国兵工署获得了制造德式毛瑟步枪的工具和图纸，以及德国赠送的马克沁重机枪图纸。毛瑟步枪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标准陆军装备，以其安全、简单、坚固和可靠著称。
黄裳异常兴奋，他凭着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对德式毛瑟步枪进行改良仿造，生产属于自己的中国步枪是当务之急。黄裳的想法和俞大维不谋而合，俞大维集中了黄裳等人的意见，向上级汇报，敲定了德国毛瑟步枪国产化的方案，并将这种武器的研发部署到黄裳所管辖、具有相对研发优势的河南巩县兵工厂具体落实。
1935年，德国毛瑟步枪国产化研制成功。7月，投入批量生产。它是中国1840年以来首次全军统一的制式步枪，因当年是民国二十四年，故定名为“二四式”步枪，后改称“中正式”步枪。“中正式”步枪虽然是仿制，但和德式毛瑟步枪已经有很大不同，比如“中正式”的背带在正下方，前托有方便握持的凹槽，没有准星护罩，拉机柄为水平伸出而不是向下弯，枪托上也没有原产毛瑟特有的分解枪机撞针用的金属圆孔。“中正式”的枪身和德式毛瑟步枪相比也较短，并特地将刺刀加长加大，这样可以让战士在白刃格斗中占据主动。“中正式”步枪的意义还不止于它的仿制起点较高，更是由于该枪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无论是哪个厂家生产，只要采用相同的图纸和材料，就能实现标准化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在国内属首创。
当兵工署在靶场检验国产“中正式”步枪时，蒋介石亲临现场观看，随行的有何应钦、陈诚、商震、张治中、程潜、冯玉祥、俞济时以及蒋经国等党政军要员。试枪员中，俞大维亲自挂帅，黄裳也是试枪员之一，试射表演异常精彩，人人都能百步穿杨，令在场人员赞不绝口，将黄裳他们戏称为“武器马戏团”。在场的钱大钧和俞大维开玩笑说：“你们武器马戏团表演得真动人，百发百中，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俞大维哈哈大笑，不无自豪地自我调侃道：“我这马戏团团主如巡回表演，门票照收，一定场场客满，一本万利!”
由于黄裳在武器研发中的重要作用，他被升任兵工署副署长，成为俞大维的副手之一。
这一年，日军占领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华北地区危机四伏，对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兵工企业构成了极大威胁，兵器工业面临战略转移。6月5日，兵工署按上级部署，将各兵工厂尚未安装的机器，设法改运川黔两地的工厂。黄裳配合俞大维，奔走于全国各地，忙于全国各大兵工厂的战略内迁。
1936年2月7日，黄裳晋升陆军少将军衔，出任中国六大兵工厂之一的济南兵工厂厂长。农历七月三十日，黄裳母亲病故，时任重庆银行副行长的长兄黄性之电告黄裳，要黄裳立即返回富顺怀德安怀砦老家，参加母亲的葬礼。
这是黄裳第二次收到大哥这样的电报了。第一次是在1927年农历十月初五，黄性之电告黄裳他们的父亲黄广生病故，要他立即回家奔丧。但是，他当时正在北伐作战途中，无法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这次，他正随同俞大维在成都视察，马不停蹄地查看地形，研究兵工厂战略内迁的具体方案，仍然无法回家为母亲尽孝送终。
1937年5月21日，黄裳晋升陆军中将军衔。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裳升任军政部兵工署副监，36岁的他成为兵工署举足轻重的二号人物。黄裳参与部署、领导和实施战时兵工战略内迁，工作千头万绪，包括帮助各厂租赁办公用房、查勘厂址，并代办迁移各厂对外联络事项等。11月，兵工署设立驻芜湖临时办事处和驻宜昌运输处等机构，分担联系交通工具、督导迁运事宜。从1937年9月他曾任职的济南兵工厂迁往西安开始，到1940年10月汉阳火药厂最终迁往重庆结束，内迁兵工企业达数十家之多，黄裳为各厂生产职能与作业的调整、兵工生产单位的合并与分离、兵器工业的新布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黄裳率兵工署的部分要员到湖南查勘并研究保护战时尚未搬迁的少量重要兵工设备时，与日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残酷。黄裳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军枪弹击穿腹部，肠子流出体外。
黄裳被部队抢救出来后，送往后方四川成都救治。伤愈出院后，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加之北伐时身上多处受伤，黄裳常常受新伤旧伤的困扰，自感精力和体力暂时难以重回兵工署履职。征得上级同意后，黄裳回家继续疗养，以待彻底康复。
但黄裳回到家乡富顺后，并没有在怀德老家安心休养，而是驻防县城邵湖，任隆(隆昌)富(富顺)师管区第32补训处军事教官，在罗汉洞操场训练新兵，继续为抗战做事，直到抗战胜利。
兵工署作为主管庞大军购和自产武器的要害部门，手握实权，极易滋生腐败。一些人一方面利用购买生产原材料的机会大吃回扣，一方面则通过报假账的方式恣意贪污，中饱私囊。黄裳任职兵工署后，无论是在处长、厂长还是在副署长、副监的职位上，始终不为金钱所动，对自己要求极严。加上黄裳性格耿介，如果碰到违反规定的事，不管是谁，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他都敢于坚持原则，是兵工署里的另类。
黄裳清正廉洁的秉性，还能从黄裳的后人口述和实际情况中得到印证。据黄裳的侄女黄芳润回忆，黄裳在经济上对家族没有贡献;其子黄芳才回忆，其父衣着朴素，平时所穿的军服都是洗得发白的旧军服，在隆(隆昌)富(富顺)师管区第32补训处工作期间，他与父亲一起生活，粗茶淡饭，吃难以入口的高粱羹和菜叶稀饭是常事。黄裳的家产甚微，家里有土墙瓦房屋一栋(为清末民初黄裳父亲黄广生所建，至今保存完好)，田产40余担(相当于9亩多，属于祖业)，均为黄性之、黄永观、黄裳、黄永昭四弟兄共有。
1946年2月，45岁的黄裳决定不再返回兵工署，而是办理退役回到怀德，过普通百姓的生活。
1947-1953年，经历不详。
1954年，因患肝腹水，黄裳病逝于怀德安怀乡菊花山住宅，年53岁。
2014年9月，黄裳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补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在江西省于都县的官网上，也有一位同名同姓的黄裳，也是中将军衔，除了表字、生卒日期与毕业学校不同(云南讲武堂)外，留德经历与回国后担任的若干职务一模一样，请读者诸君明察。
责任编辑：吴盈盈 最后更新：2024-07-07 10: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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